《失踪的上清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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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的上清寺- 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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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是十一点过,夜风分外清凉,我们又开始研究那首线索诗。老曾给我们分了一下工,他负责从字意来解,我负责研究诗里的机关,小敏做记录。

我坚信这首诗不能通过诗意来解,因为这诗的意境感觉比较生硬,非常像机关诗的感觉。可无论谜语、藏首藏尾的几种解法都不行。在我试过几种机关诗的解法都行不通以后,小敏突然提出一种方案:“如果藏头字是一个谜语呢?”

这首诗的藏头是:草、人、一、小四个字,从上到下按照字谜一排,我恍然大悟:“这是一个‘茶’字!”

“茶!”老曾和小敏跟着叫起来。

潘天棒端着茶盘已经站在我们面前了,很无辜地看着我们:“吼啥子嘛,才泡好就端出来了。”

失踪的上清寺(八十)

“茶,肯定就是解开11号图纸的方法!”我话刚说完,小敏就高兴地冲向房间,潘天棒急忙端着茶盘让路。

一会儿,小敏从房间出来,取出11号图纸来交到老曾手上。老曾在茶几上放好图,拿棉签将茶水涂抹上去,图纸角上慢慢显出一首诗:

举杯礼罢两江宁掘出园中珠玉金月下虎啸声如雷惊醒岩下十万兵

这首诗写的一定是小敏爷爷的亲身经历!

也许很久以前的某个夜晚,在一个能俯瞰两江的山上,小敏的爷爷对着两条江举起酒杯,喝掉了一杯酒。趁着酒兴,他进入藏宝点开始发掘,找到了上百箱黄金。掘宝的时候,惊动了附近的老虎,猛虎在夜色中长啸,岩下驻扎的军队都被惊醒了。

他后来如何躲开军队?诗里没有提到。

我说:“这首诗里如果是写地点,那一定是能看两江,并且有老虎和驻军的地方。老曾,哪个地方才具备这三个条件?”

老曾从茶几上抬起头来:“两江可能就是指长江和嘉陵江。在重庆主城区,能够俯瞰两江的地方就不少。有佛图关、鹅岭、枇杷山,也有朝天门、江北城和老君洞。解放前很多山上都有老虎,但加上驻军队,这个地方就只可能是鹅岭或者佛图关了。”

小敏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肩膀,用力摇着:“大哥,大哥,你们看诗的第三列!这首诗好象也是藏头诗啊,只不过藏在肚子里!”

我一惊,仔细看去,果然诗的第三列排下来,是“礼园虎岩”四个字!

“对了,就是鹅岭!”老曾一拍大腿,“礼园就在鹅岭。从山上一直到江边,差不多整个鹅岭都是礼园的范围。而且山顶上,确实有一个虎岩!”

潘天棒嘿嘿笑着摸摸小敏的头,说:“厉害啊,曾叔叔和老罗都没有猜出来,还是你行!”

“这个礼园是什么来头?怎么又有老虎?”我问道。

“说来话长。礼园是1909年的时候修的,当时一个叫李耀庭的商人,买下了整个鹅岭,建成他的公馆,称为礼园,又称宜园。山顶上有个洞子,养着一头老虎。”老曾点起烟,在夜色中吞云吐雾:“抗战的时候,蒋介石在礼园住了几个月,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大使也去住过。解放后,刘伯承和邓小平、贺龙这些在人物,也都住在那里,到了58年,礼园才正式成为公园。其实,礼园的面积远比鹅岭公园大,因为修两杨路的时候,把鹅岭栏腰切断了,两杨路下面现在军区的地方,也是当年礼园的。”

老曾说到公园的时候,我还没有感觉礼园多大,但提到从鹅岭山顶一直连到长江边上的范围都是礼园的,才吓了一跳。

“这个李耀庭是做什么的?哪来那么多钱?”我问。

“嘿嘿,这句话问到点子上了,我先去查一下资料。”老曾转身进了书房。

潘天棒急了:“查啥子资料嘛,我们现在就去鹅岭看看,不是更好?”

我说:“以前鹅岭公园晚上发生过案件,所以晚上都有治安巡逻,半夜三更去鹅岭,肯定会被当成坏人抓起来的。还是明天白天去看看再说嘛。”

小敏嗔怪道:“是啊,天棒哥,你不要总是那么莽撞。”

我笑了,很少看见小敏这么当面责怪潘天棒。“这首诗上讲,有”珠玉金“三类东西,如果真的找到了,估计一时半会也搬不完哟。”

潘天棒兴奋地说:“这张图上的宝藏,会不会是李家的财产呢?这个人买得起弄个大一匹山,简直太富了!”

我摇摇头:“当年孔二小姐派徐中齐去寻宝,寻的都是古代留下来的东西,这个李家当年住着蒋介石,还有国外大使,说明他们在政界地位很高,财产是不需要藏在地下的。老曾说我问到点子上了,说不定李家的财富来源和藏宝有关系。”

老曾捧着一本地方志出来,坐到凉椅上,一边翻书一边讲:“这位李耀庭,出生于云南昭通,本来是一个穷人,但他在清军当过兵,升官到游击,后来还当过马帮,往返云南和重庆之间。1880年他来到重庆天顺祥字号,这是一个有钱庄的商行,他帮老板打理生意,管理重庆分号。由于他才华出众,重庆分号的规模迅速扩大,成为了商行的全国连锁管理中心。当时中国有18个省,他就把重庆分号扩展到了15个省,连香港和越南边境都设了代理点!书上讲,他靠这个分得了巨额的红利。后来他自己开公司做盐,他的盐号也成为了川东最大的盐号;他还在四川投资过石油和天然气。这些事情,一步步让李耀庭成为了当时的西南首富。重庆商会成立后,他是当然的首届会长。他的儿子也不简单,出钱出力资助了辛亥革命,其中一个儿子李湛阳成为辛亥革命时蜀军政府的财政部长。书上讲鹅岭上的礼园,是他两个儿子买来给他养老的,因为是孝敬父亲,所以称为礼园。”

“那他的财产来历很清楚啊?”我说。

老曾关上书,说道:“李家的在购买了鹅岭后,财产不减反增,好象更富了。重庆商界就有传言,说是李家在修建礼园时,在鹅岭地下挖了宝,而且一时半会还挖不完。后来所以就养了老虎在虎岩的洞里,保护地下的宝藏。”

“明白了,怪不得孔二小姐要派徐中齐去鹅岭寻宝,一定和这个传言有关系。”我恍然大悟,进入最接近老蒋的地盘去寻宝,一定充满了危险吧,小敏的爷爷在诗里第一句举杯饮酒,也许是为了壮胆。

“其实,我觉得李家用不着靠什么藏宝,已经足够富了。李家经商,向来善于利用政府资源,庚子年的时候,八国联军侵扰北京,慈禧太后逃到西安,李耀庭资助她大量银两,慈禧后来回北京给了李家不少封赏。在辛亥革命时,李湛阳为国民政府出了大量的资金。这些情况都说明李家在经商的水平上,不是一般的高。对了,李家还投资过媒体,宋育仁创办了重庆历史上第一张报刊《渝报》时,就是李家给的钱。”老曾喝了一口茶,说:“所以,我觉得说李家挖藏宝得财产并不可靠,倒是听说这个事情去寻宝的人有点多,搞得李家伤脑筋,李家在修建礼园时请道士看过风水,非常担心挖宝破了风水,因此养了老虎来吓人,求个清静。”

“如果地下无宝,那么,小敏爷爷诗中提到的‘珠玉金’又是哪里来的呢?”我不太认可老曾的说法。

“我只说李家的财产不是来源于藏宝,并没有讲鹅岭没有宝藏,这是两回事情。”老曾不紧不慢地讲:“宋代以来,关于鹅岭藏宝的传说就有,还记得佛图关那个挖掉夜雨石的明朝总兵刘时俊吧?他就是一个寻宝狂、摸金校尉,在他驻守佛图关期间,不知道在重庆挖出了多少东西。”

我暗自笑起来,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有一天也成了刘时俊的同行。

“曾叔叔,你的意思是说,那个刘时俊挖了宝,没有带走,留在鹅岭了?啷个可能哟!”潘天棒不相信。

“莫急哈,听我讲。刘时俊在重庆灭了奢崇明的叛乱,本来是立了大功,但部队中有监军想冒他的功,就抓住刘时俊经常半夜出门寻宝这件事,说他通敌,直接把刘时俊送进监牢,押到了北京关起来。因此,刘时俊如果寻到宝物,是不可能带得走的。后来刘时俊在北京平了反,恢复官职,却再也没有来过重庆。鹅岭这里到佛图关都是兵防重地,他又吃过一次大亏,他是一定再也不敢来起他的宝了。所以我认定,第一,刘时俊肯定在鹅岭有东西留下来;第二:小敏爷爷寻到的东西,多半和刘时俊有关系!”

失踪的上清寺(八十一)

露台上夜风乍起,天气有点冷了。

11号图就要解开,大家都很兴奋,决定第二天白天去鹅岭寻访,虽然露台上有点凉,还是聊到一、二点钟才各自入睡。

一早起来,是一个晴天。我在办公室忙着处理公务,还没有到中午吃饭时间,潘天棒就载着老曾和小敏来上清寺接我了。

“老罗,快下来,去鹅岭搞着!”潘天棒在电话里很兴奋。

来到鹅岭公园,从停车场出来到大门,有许多老人从大巴车上来公园,正在门口热烈地聊天。

老曾一进大门就直接向虎岩方向走,一边走,还一边担心地说:“我已经很久没有来了,不知道虎岩那里有没有办法进去。”

虽然不是周末,公园里却依然人来人往。这里已经成为重庆退休老人的天堂,喝茶的、跳舞的、放鸟的、遛狗的还有打太极拳的,从大门入口广场直到上山沿路平台,到处是高高兴兴的老年人。

沿着石阶上行,老曾突然在路边扯了一把鲜花,向岔道走去。我指责道:“老曾,你这可不对哈,破坏公物也还罢了,可你都60了,还采路边野花,会把我们这些小朋友教坏的。”

老曾嘿嘿笑着没有答腔,埋头向右上的一个平台走去。平台上是一个纪念碑,碑上刻的是“志愿参加抗日战争牺牲的苏联军官,司特诺夫、卡特诺夫烈士之墓。1959年立。”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正在碑前瞻仰。

老曾把花放到墓碑前,向碑鞠了一躬,然后才回头告诉我们:“我每次来这里,都要给他们献个花。”

小敏好奇地问:“曾伯,是不是他们救过你和你的家人?”

老曾摇摇头说:“这倒不是。抗战时期,苏联曾经派了一千架飞机到重庆,以志愿兵的名义参加保卫重庆的空战,如果没有这些飞机,重庆在大轰炸期间还要死更多的人。由于这两个飞机员死得太冤了,所以我给他们献花。”

“怎么个冤法?”我追问道。

“冤之一,他们的飞机被击落在弹子石长江一带,当时并没有死,是救援太慢淹死的。空军死在水里,所以很冤。”老曾又指着墓碑上的俄文讲:“这个卡特诺夫的俄文写错了,写成了卡特诺娃,成了女人的名字,此为冤之二。”

潘天棒惊奇地问道:“曾叔叔,你居然还懂得俄文啊!”

我说:“这个有什么奇怪,老曾他们这一辈人大部分学的外语都是俄文呢。我奇怪的倒是另一点,这两个飞行员牺牲在长江里,为什么墓碑却在鹅岭?”

老曾说:“这个就不清楚了。不过,当年苏联飞行员主要是在万县阻挡日本飞机。”

碑前那位白发老人转过身来,插嘴道:“说得不全对,1938年和1940年,他们两位是在重庆病死在仁慈医院,医院安葬他们在袁家岗左侧山头,后移至袁家岗至石坪公路右侧,因修袁家岗到石坪桥的公路,1956年移到江北杨家花园的陵园墓地,但是那里的墓地太狭小,政府觉得长期安葬国际烈士不当,1959年的时候,经重庆市委决定才迁葬到这里。淹死的飞行员另有其人,万州有一个库里申科烈士墓,是他们的大队长,才是牺牲在江里的。他在战斗时发动机出问题,降落在长江,但他体力不支,游到岸前淹死了。”

这个老人看起来比老曾年龄大了许多,但腰板却挺得笔直,可能以前是位军人,说话不容置疑。

“发动机中途出问题?那是装备太差了、飞机的质量太歪了,是不是中国造的?”潘天棒是一个军事发烧友,忍不住接过话头。

白发老人瞧了瞧了潘天棒,讲道:“小兄弟,那是苏联的飞机。中国那个时候只有91架可以用的飞机。苏联飞机虽然比中国的好得多,但还是不如日本,所以在空战中很被动。到1939年后,苏联战场吃紧,援华的志愿兵空军就撤走了。”

“对!”老曾说:“40年以后,日本飞机对重庆的轰炸就疯狂起来了。如果苏联空军还在,重庆大轰炸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

潘天棒问:“那个时候,还是美国的飞机最好吧?”

白发老人讲:“当然!美国援助中国抗日,成立了一支专门的空军部队,用的都是美国战机。他们在云南、缅甸打空战,把日本打得灰头土脸,主要原因还是飞机制造技术水平更高。因为连战告捷,重庆的老百姓把这支美国援华空军称为飞虎队。领导飞虎队的那位陈纳德将军离开重庆回国时,蒋介石给他开了一个欢送会,派车去接他,但在路上就开不动了,因为给他送别的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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