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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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传- 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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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菜烩饼吧。
  有一阵子,我还好歌曲,因为民族的苦难太深重了,我们要呼喊。①渐渐地,他产生了离开北平的想法。他的房后有一个操场,每逢晚饭之后,他就踱到那里去,一个人坐在双杠上,看着四周灰色的围墙和一尘不染的天空,感到绝望。走吧,但是到什么地方去呢?他想起在中学时,教国文的那位孙念希老师讲过济南的泉柳之美。在大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不用说了,杜甫《陪李北海宴历下亭》留下的名句也着实诱人呢:“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去济南,他当然不想做名士,但那里确实以其泉柳之美,成为文人荟萃的一方胜地,有着许多珍贵的文化遗迹。再说,那里还有一种好吃的东西,叫小豆腐,也不知道味道怎样……他陷入了幻想。不久,他就把幻想付诸行动:向校长提出辞职。
  校长没有挽留他。他家有恒产,没有后顾之忧,不必依附他人。济南虽然没有去成(姑无论缺少路费,即使到了济南,又投奔何方?),还是直起腰板,回家来了——带着他省吃俭用买下的那一柳条箱书。
风景这厢好
  在家闲住了一些时间后,有一天收到一封挂号信,是中学同学黄振宗、侯士珍写的。信里说:给他找到一个教书的位子,希望即刻赴保定。
  两天后孙犁到了保定,见到了黄、侯二位同学。又过了两天,他就同侯、侯妻和新聘请的两位女教师,来到了同口镇。他和侯在这个镇上的一所完全小学工作:侯是教务主任;他担任六年级级任,教五年级国文、一年级自然。侯妻和另两位女教师,在同口女子小学教书。
  这时,是1936年的下半年。
  同口镇属安新县,位于白洋淀西南方岸边,是一个大的村镇。人到了同口,所见都是水乡本色:家家有船,淀水清澈得发蓝、发黑;村里村外、房上地下,可以看到山堆海积般的大小苇垛;一进街里,到处鸭子、芦花乱飞……怪道人们有为赞曰:“湖水渺茫芦花飞,物草丰美鲤鱼肥”。论风景,还是这厢好!
  的确,在北方,像这样的自然条件,是非常少见的:人们在这里,
  靠着水生活,
  千百年来,
  谁不说这一带是水乡南国!
  在这河北省的平原,
  有这样一个大水淀,
  环绕着水淀有一条宽堤,春夏两季有个西湖的颜面。

()
  荷花淀的荷花,
  看不到边,
  驾一只小船驶到中间,便像入了桃源。
  淀的四周,
  长起芦苇,
  菱角的红叶,
  映着朝阳的光辉。
  人们用各种方法捕鱼——用竹条编成小闷笼,
  用苇杆插成陷阵,
  或是放着鱼鹰。
  ……①
  和在北平不一样,孙犁在这里工作得满有兴致。他的宿舍在临街的楼上,不仅可以放眼远远近近的明丽景色,早、晚还可以嗅到从野外吹来的水腥气味。这个时候,他常常想到一些作家——例如萧洛霍夫——对农村生活的抒情描写,引发起对乡居生活的仰慕。他每天有五、六个小时的课,还要预备教材,批改作业,不要说接近群众的机会不多,连出门散步的时间也很少。但是,他从自己住的楼上就可以看见那些早起晚归的农民,从自己教的学生那里就可以获得对于他们生活的印象。所以,虽然他在这里呆的时间并不长,他对这里人民的生活情况,还是非常熟悉的。
  据他当年的学生回忆,孙犁那时上课,除去教科书之外,还常选一些进步作品,做为补充教材。“五四”开纪念会的时候,他登台讲演,并编写剧本,让学生演出。对于这件事,他的特殊形式的纪事——《善閛纪年》里有着这样的记载!深夜突击剧本,吃凉馒头,熬小鱼,甚香。”①有的学生,一直过了很久,还记得他上课的情景。在天津,这几年也发现了两个当年的学生:一个是六年级的刘学海,任水利局长,一个是五年级的陈继乐,在军队任通讯处长。“刘学海还说,我那时教国文,不根据课本,是讲一些革命的文艺作品。对于这些,我听起来很新鲜,但都忘记了。”②孙犁是从这里走上抗日征途的。当他十年之后风尘仆仆地再次回来的时候,当年没有很多机会接触的那些群众,对他却不陌生:
  我在这里教书时,那些穷苦的孩子们,那些衣衫破烂羞于见老师的孩子们,很多还在火线上。他们的父母,很久才认出是我,热情真挚地和我诉说了这十年的同口镇的经历,并说明他们的孩子,都是二十几岁的人了,当着营长或教导员。他们忠厚地感激我是他们的先生,曾经教育了他们……①孙犁在白洋淀(荷花淀是它的一部分)边上的这个村镇住了一年,乡亲们看见他曾教过那么多学生;他们是否也曾感到,由他们的汗水浇灌的这个“水乡南国”,也栽培出一个文学上的“荷花淀”?
  孙犁在这里教书的月薪是二十元,每月还按老习惯办事:省钱买书。同口镇上有邮政代办所,每到星期日,他就到那里汇钱到上海买书,特别是当时上海生活书店,办理读者邮购,非常负责任,这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除了鲁迅、瞿秋白等作家的书和一些进步刊物,这段时间,他继续阅读了许多苏联文学作品和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如高尔基和普希金的小说等等。白天没有时间,他就晚上读,那时学生散了,同事们也大都回家,他住的楼有一个大院子,那时四周空旷,万籁俱寂,只余室内孤灯一盏,正好是读书的气氛。桌子是破的,板床是冷的,板床下面,还是他从北平带书回来的那只柳条箱——不过,他没有在北平时的那种寂寞感了:“摊书苦读,每至深夜,精神奋发,若有可为。”②他的读书方式,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孙犁读书方式”:
  我把文章中间的精辟片断,抄写下来,贴在室内墙壁上,教课之余,就站立在这些纸条下面,念熟后再换上新的。①
  关于他从上海邮购书刊的情况,应该特别提一下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这书是鲁迅为纪念秋白遇害而编辑、出版的,署“诸夏怀霜社校印”,诸夏是中国,“怀霜”即怀念秋白之意。本书上卷收马、恩、列和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人的文学论文,以及高尔基论文选集与拾补等。据孙犁《书衣文录》有关条下记述,他当时买了这部书的上卷,“金字绒面”,装帧精美,他非常珍爱:“此书出版,国内进步知识分子,莫不向往。以当时而论,其内容固不待言,译者大名,已具极大引力;而编者之用心,尤为青年所感激;至于印刷,空前绝后,国内尚无第二本。”②孙犁没有说错。鲁迅先生在1936年为该书写的一篇介绍短文中这样说:“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足以益人,足以传世。全书六百七十余页,玻璃版插画九幅。仅印五百部,佳纸精装,内一百部皮脊麻布面,金顶,每本实价三元五角;四百部全绒面,蓝顶,每本实价二元五角……好书易尽,欲购从速。下卷亦已付印,准于本年内出书。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代售。”此文初载1936年11月20日《中流》(黎烈文主编)第一卷第六期,题《〈海上述林〉上卷出版》,未具名,亦不见于本期目录,很像是一则广告(后收入《集外集拾遗》时改题《绍介〈海上述林〉上卷》)。不知孙犁是否看了这则广告才汇钱去上海买书的。总之,偌大一个中国只印了五百的这部书,和千里之外正在农村教书的孙犁有缘了。从孙犁所说“金字绒面”来看,他买的属四百部内;他似乎并没有买下卷(下卷收高尔基的讽刺诗《市侩颂》及创作选集、别德讷依的讽刺诗《没工夫唾骂》、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解放了的董·吉诃德》等)。这些,恐怕是出于经济考虑、权衡需要而做的选择吧。
  同口镇上有地主、豪绅,也有军阀。“我虽然是本村高级小学的教员,但也没有身分去到陈调元大军阀的公馆观光,只在黄昏野外散步的时候,看着那青砖红墙,使我想起了北平的景山前街。那是一座皇宫,至少是一座王爷府。他竟从远远的地方,引来电流,使全宅院通宵火亮,对于那在低暗的小屋子里生活的人民是一种威胁,一种镇压。”“在那个时候虽然是这样的势派气焰,农民却很少提起陈调元,农民知道把自己同这些人划分开。”①在孙犁的教书生活中,有一次却发生了一件和这些人不能分开的事:
  “我二十岁(笔者按:应是二十三岁)的时候,在一个镇上,当小学教师,兼教一年级的自然课。那种生涯,回想起来,老年人是没法承担的。一进教室,孩子们乱哄哄,那且不谈。正上着课,有的孩子要撒尿,一时解不开裤带,或撒完尿回来,自己结不上裤带,我都要下讲台去亲自动手。有一次,坐在前排的一个孩子,非常顽皮,怎么说也不行,我烦躁起来,要证实师道尊严,就用教鞭在他的头上敲了两下。这孩子哭叫着走出校门,全体同学知道后都为之变色。原来,我打的这个孩子,是学校的董事,本村一个大军阀的爱子,而且是爱妾所生。我这才知道闯了祸。但在旧社会,这也不过卷铺盖走人而已,构不成别的什么罪过。
  并没有发生什么事变。第二天,孩子还是来校上课了。因为,就是在旧社会,即使军阀的爱妾,家长的观念仍然是:请来老师和请来保姆,其目的是不一样的。①
  孙犁回忆这段往事,在于挖苦那些昔日舞弄棍棒的评论家,一下子从教师爷架式变成拿花手绢的保姆模样,专事吹捧、护短;我们却从这里看到了孙犁教书生活的一个片断,地方军阀的气焰,毕竟在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上造成了实际的威胁。
  整个看来,在白洋淀边这个村镇小学教书的日子里,他在生活上和当地群众息息相通,在精神上和左翼与进步文学保持一致,心情是愉快的、开朗的,甚至可以说,他的思想进一步成熟起来了。
  这要感谢介绍他来工作的两位同学。
  黄振宗是他初中时期的同班同学,保定旧家子弟,聪明、漂亮,学校演剧,常饰女角。文章也写得不错,有时在《育德月刊》上发表。且善演说,一次张继到校讲演,刚讲完,他就上台驳斥,声色俱厉。“他那时,好像已经参加共产党。有一天晚上,他约我到操场散步,谈了很久,意思是要我也参加。我那时觉悟不高,一心要读书,又记着父亲嘱咐的话:不要参加任何党派,所以没有答应,他也没有表示什么不满。又对我说,读书要读名著,不要只读杂志报刊,书本上的知识是完整的、系统的,而报刊杂志上的文章,是零碎的、纷杂的。他的这一劝告,我一直记在心中,受到益处。”①孙犁在象鼻子中坑小学当事务员时,黄振宗正在北平中国大学学习,他们常常见面。
  侯士珍是定县人,育德中学师范专修班毕业。在同口教书时,有一件事给孙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中午,我从课堂上下来,在我的宿舍里,他正和一位常到学校卖书的小贩谈话。小贩态度庄严,侯肃然站立在他的面前聆听着。抗日以后,这位书贩,当了区党委的组织部长。使我想起,当时在我的屋子里,他大概是在向侯传达党的任务吧。”②芦沟桥事变后,侯士珍和孟庆山组织抗日游击队,当了政治部主任。
  显然,黄、侯两位同学都是共产党员。或者是有心,或者是无意,总之,通过他们的介绍,孙犁来到白洋淀,这在客观上对他是一个推动。让我们引用自己文章中的话来做一个形容吧:
  看来,在小树的嫩皮下已经贮满了生命的浆液,在僵冷的河床里已经涨满了翻腾的潮水,只等春天的一声召唤,小树就会伸直挺秀的丫杈,绽开云霞般的花朵,河水就会挟带解冻的泥土,注入呼啸着的大海。
  随着抗战的爆发,春天来临了!
第四章  火热的晋察冀
大风起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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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七七”事变后,孙犁没有再去同口教书。这年秋天,滹沱河发了洪水;9月下旬,保定陷落。在孙犁的家乡东辽城,每天都可以看到从北面涉水过来的逃难的人群,他们扶老携幼,和站在堤上的人们匆匆交谈几句,便连忙往南走去。“就要亡国了吗?”堤上的农民望着茫茫河水,慨然地发着兴亡之叹。
  随着这一幕逃难的景象,空前的民族灾难降临到冀中平原上,对此,孙犁在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做了十分真实的描写:
  第二天,雨住天晴,大河里的水下来了,北面也开了口子,大水围了子午镇,人们整天整夜,敲锣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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