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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孙犁又在《冀中导报》上发表了《鲁迅论》，占了这张区党委机关报的一个版面。
对于这些文章，孙犁自己的看法是：“虽然没有什么个人的独特见解，但行文叙事之间，有一股现在想来是难得再有的热情和泼辣之力。”“青年时写文章，好立大题目，摆大架子，气宇轩昂，自有他好的一方面，但也有名不副实的一方面。后来逐渐知道扎实、委婉，但热力也有所消失。”①历史的发展非常合乎逻辑：冀中平原的“大风起兮”刮出了一支抗日的武装队伍，也刮出了一支抗日的文学队伍——孙犁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高呼“典型”——在抗战学院
1938年春天，除了用笔参加抗战，孙犁还做过短时间的实际工作。那时冀中区成立了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人民武装自卫会，史立德任主任，他任宣传部长。会后，他和几个人到蠡县、高阳、河间去组织分会，和这些县的新任县政指导员打了一段交道。后来这个组织为抗联代替，他就到新建立的抗战学院去教书了。
抗战学院设在深县，是为吸收和培养抗日的知识分子队伍，经北方局批准而开办的，由杨秀峰任院长。杨秀峰是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教育界名流，又是有着国民党身分的秘密共产党员，由他任院长，有利于开展工作和团结、影响更多的抗日知识青年。学院分民运院、军政院两部分，前者设在深县第十中学，后者设在深县城里一家地主的宅院里。两院均于7月招生，8月初开学，报考者除冀中知识青年外，还有平津流亡学生。学员入学年龄不加限制，有十二三岁的，也有三四十岁的；有大学生、中学生，也有小学生；还有少数农民和个别士绅。总之，只要识字和要求抗日，就可以应考。学院过的是军事化生活，常常夜间紧急集合、参加演习。刚入学时，有的男学员穿长衫、女学员穿旗袍或短裙，后来一律灰军装、打裹腿。伙食方面，每人每天五分钱菜金，一斤半小米。学员们用北伐战歌“打倒列强”的调子，唱着自己编的顺口溜：“小米干饭，小米干饭，辣椒萝卜白菜，辣椒萝卜白菜，吃个饱，吃个饱。”学院共办了两期，每期三个月，为抗战输送了一支干部队伍①。
孙犁是在抗战学院创办之初就到这里教书的。第一期，在民运院教抗战文艺；第二期，在军政院教中国近代革命史。下面是他的回忆：
民运院差不多网罗了冀中平原上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从高小生到大学教授……教员都称为“教官”。在操场，搭了一个大席棚，可容五百人。横排一条条杉木，就是学生的座位。中间树立一面小黑板，我就站在那里讲课。这样大的场面，我要大声喊叫，而一堂课是三个小时。我没有讲义，每次上课前，写一个简单的提纲。每周讲两次。三个月的时间，我主要讲了：抗战文艺的理论与实际、文学概论和文艺思潮、革命文艺作品介绍，着重讲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不管我怎样想把文艺和抗战联系起来，这些文艺理论上的东西，无论如何，还是和操场上的实弹射击，冲锋刺杀，投手榴弹，很不相称。①他和教哲学的王晓楼住在一间屋子里。王晓楼是深泽人，除了他本人参加抗战工作，他把他的弟弟、侄子、侄女也都送来参加了宣传队（即火线剧社），是吕正操在他的回忆录中表彰的全家参加革命的“大家庭”之一：……王珂最小，只有十一岁，他的姐姐王瑜，也只十四五岁。这些少年男女，非常天真活泼。你要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参加人民自卫军？”他们会回答：“打日本鬼子呗！”又问：“为什么要打日本鬼子？”他们就抢着说：“鬼子想灭亡我们中国，我们不愿当亡国奴。”再问：“你们会干什么？”“会唱歌，会贴标语，会宣传抗日……”“会跳舞演戏吗？”“这个不会，有人教，能学会。”……果然，他们什么都学会了。由王瑜主演的《放下你的鞭子》，演得观众声泪俱下，“打回东北去！”“收复一切失地！”……口号声响彻全场。王瑜每次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她自己就且泣且唱，感动得观众也和着泪水应唱。“这就是艺术，这就是政治，艺术和政治高度结合在一起了。”①现在，他们教哲学的伯伯，也感到了孙犁碰到的那个问题：如何使教课内容和抗战联系起来？看来，还是这些孩子们取得了成功！
自然，这都是一些亲切的回忆。在抗战中，他们各自从事着自己神圣的事业，谁也没有失败。孙犁和他的同屋教了三个月的书以后，和学员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学员送了王晓楼一个代号：“矛盾”，送给孙犁的是“典型”。因为他们上课，常讲这两个名词。深县驻军首长，送给王晓楼一匹又矮又小的青马，有一天，他约孙犁去秋天的郊外武马。他先跑了一趟，然后叫孙犁骑上去。“马固然跑的不是样子，我这个骑士，也实在不行，总是坐不稳，惹得围观的男女学生拍手大笑，高呼‘典型’。”②
根据当年老战友的回忆，他在抗战学院的讲课，还是很受学员欢迎的。笔者不止一次听到过他的相当宏亮的谈话声音，他很随便地做过这样的介绍：“当年在抗战学院讲课，面对几百人，没有扩音器，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全是喊，练出来了。”没有热情或激｜情的支持，没有听众的自觉配合，是很难一连喊上几个小时的。所以，老战友的回忆是信的。
在抗战学院教书时，他还为火线剧社编写过一个话剧——《鹰燕记》，描写了青年知识分子对抗战的认识转变过程①，可惜剧本已经佚失。但杨秀峰院长委托他写的抗战学院的校歌歌词，却靠人们的回忆保存下来了。“这首校歌，每天朝会时师生们要唱，剧团每次演出时也都要演唱，它像一团火焰，燃烧着学生们的热血，像一把火炬，照亮学生们前进的方向。”②
歌词真挚朴素地表达了一个时代的声音：同学们，
莫忘记那火热的战场就在前方。
我们的弟兄们，正和敌人拚，奋勇不顾身。
记起那，大好的河山，被敌人强占，烧毁的房屋，荒芜的田园；记起那，曾被鞭打的双肩，曾被奸污的衣衫。
前方在战斗，家乡在期望，我们要加紧学习，努力锻炼，把刀枪擦亮，叫智慧放光。
我们要在烈火里成长，要掀起复仇的巨浪！
我们要在烈火里成长，要掀起复仇的巨浪！
歌词保留下来，孙犁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他在1978年写的文章中，还这样说：“杨院长叫我给学院写一个校歌歌词，我应命了，由一位音乐教官谱曲。现在是连歌词也忘记了，经过时间的考验，词和曲都没有生命力。”①这首题名《冀中抗战学院校歌》的歌词，收入《孙犁文集》第五卷时，篇末署的日期是1938年8月，如此，它是和学院同时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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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学院是当时冀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革命学府，《风云初记》中的男女主人公芒种和春儿（他们都是冀中土生土长的青年农民），都曾在这里学习、训练，而其中的张教官，则或多或少地反映着作者的面影。
在抗战学院开学一个多月以后，即1938年9月下旬，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和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来到学院“视察”。实际上，这一文一武的“主席”和“总指挥”，早在一年多以前炮声一响，就逃到黄河以南去了。不过，为了团结抗日，学院还是组织了欢迎大会。会上，张荫梧厚着脸皮丑表功，还批评学员高呼抗日口号是搞形式主义，学员们摆出事实，把他驳斥得面红耳赤、狼狈不堪。当他要求把“抗战到底”四个字擦掉时，杨秀峰义正词严地指出：不能擦掉这四个字，这是顶要紧的字，假如你们不是来抗战，或者是抗战不到底，大家就不要淋着雨来欢迎你们了①。关于鹿钟麟、张荫梧“视察”的情节，《风云初记》第三十九章有很详细的描写，但把欢迎大会搬到县政府门前，变成了群众大会；学员和张荫梧的辩论，变成了群众和他的直接交锋；杨秀峰驳斥张荫梧的话，由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高翔来代替了。现在，让我们欣赏一下小说中描写的这个场面：鹿钟麟讲完，是张荫梧讲。这个总指挥，用一路太极拳的姿势，走到台边上。他一张嘴，就用唱二花脸的口音，教训起老百姓来，手指着县政府的影壁墙说：
“谁出的主意？带那么个尾巴干什么？添那么些个扯鸡芭带蛋的零碎儿有什么用？”
“什么尾巴？”台下的群众问。
“那个标语！”张荫梧大声喊叫，“欢迎鹿主席——这就够了，这就是一句完整的话。干什么还加上‘抗战到底’四个字！”
“你们不抗战到底呀？”群众在台下说……“混账！”张荫梧喊，“在我面前，没你们讲话的权利！”
“你八个混账！”群众也喊叫起来，“我们认识你！”
“把‘抗战到底’四个字儿给我擦掉！”张荫梧扭着粗红的脖子退到后边去。
高翔到台边上来，他说：“我们不能擦掉这四个字。这是四个顶要紧的字，假如你们不是来抗战，或者是抗战不到底，我们这些老百姓，就不要淋着雨赶来欢迎你们了！”“对呀！”台下的群众一齐鼓掌叫好。
张荫梧显然看见了冀中人民组织起来进行抗日的空前壮举，但是，惯会吹牛的他，却在日记里吹嘘起自己来：“此次北上，以省府之名为号召，以河北民军之武力为后盾，振臂一呼万山皆应，犹水之就下，沛然弗能御之也。”①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日军将进攻重点转向各抗日根据地。这年腊月，敌人从四面蚕食冀中，形势日趋严峻。不久，敌人占领县城，第二期学员提前结业，分散活动，孙犁也准备过游击生活了。
游击生活
孙犁刚到抗战学院教书的时候，因为参加工作不久，家庭观念还很深，加以民运院所在的深县旧州离家不远，附近很多县城也驻有抗日武装，路上安全，所以有时骑车回家看看。
1939年2月初，抗战学院全体师生在饶阳、安平边界集合，准备化整为零，分散工作。为了准备打游击，孙犁回到家来，打点衣物。这时他才知道，村子里驻有队伍。
次日上午，一群学院的男女学员到孙犁家里看望，他又获悉，这些学员是来慰问一二○师的。这很使他喜出望外，因为这是他向往已久的英雄队伍。而且，更令他惊喜不已的是，师部就驻在村里，贺龙将军住在村子的西头。
“我能跟你们去看看吗？”当他听到这一切之后，高兴得跳了起来。
“可以。”带队的男同学回答自己的教官，“回头参谋长给我们报告目前形势，你一同去听听吧。”
参谋长是周士第，住在孙犁三祖父家里。他住的是两间土坯盖的南房，破旧、阴暗，是过年时供奉家谱的地方。现在，悬挂家谱的那面墙上，挂的是一张很大的军用地图；参谋长穿一身灰色棉军装，站在地图旁边讲解着敌人的企图和我军的对策，显得十分英俊从容。孙犁的学生向他介绍了自己的教官，他高兴地说：“啊，你是搞文艺的呀，好极了，我们这里有两位作家同志呢，我请他们来你们见见。”
这两位作家原来就是何其芳和沙汀。他们随军出征，也都身着灰布军装，风尘仆仆。孙犁固然读过他们的作品，因为素不相识，彼此谈话很少。两位作家似乎也都拘谨，而且显得劳累，需要休息，好继续行军，参谋长就请他们回去了。这给孙犁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些将军们，对文艺工作很重视，对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是非常喜欢和爱护的。……他请两位作家来和我们相见，不仅因为我们是同行，在参谋长的心中，对于他的部队中有这样两个文艺战士，一定感到非常满意。他把两位请出来，就像出示什么珍藏的艺术品一样，随后就又赶快收进去了。”①游击生活开始以后，孙犁带了一个流动剧团，到乡下演出。他们现编现演，剧情就是身边的生活事变，常常才挂上幕布，因有敌情又拆下来到别村去演。演员着戏装化妆转移，是常有的事。这个剧团活动时间不长，但它的基本演员，很多人在建国后成了名演员。
在敌人占领深县县城以后，孙犁和他带的剧团编入冀中区直属队。他当了一两天车子队长后，终因夜间骑车不便，又把车子坚壁起来，开始了真正的步行游击生活。每天，白天进村隐蔽，黄昏集合出发，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