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别人，他就不会再朝三暮四。可是，这个时候，假如古净尘还在我身边，我不知道会有多么惬意！我还记得去年元旦，他亲自到宿舍里给我送汤圆的情景，只可惜，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了。
没有？水澄忽地站起来走近我：你已经到了山清水秀的地步，交待吧。
山穷水尽，水渊戳戳水澄的手肘。还是学文科的人呢，一到台面上台词就背差了，慌什么慌，姐，水渊说，咱家条件不好你是知道的，我们发家也只有靠你了，所以你的个人问题是严峻的，难道你忍看我们过着上顿不保下顿的日子吗？他‘叹息’连声。他的理由是，在古代，挺多穷困人家都是靠女儿出嫁的彩礼钱来改善生活面貌的。
我因为想着古净尘的事，一时间没有反驳他，水渊便见缝插针地说，这样吧，姐夫每进门一次交五元钱门票费，周六周日增加十元钱的加班费，如果平时在这混饭吃，每顿也交五元钱，作为妈多做一个人的饭的酬劳，你看，还合理吗？
爸爸和妈妈听水渊一板一眼地算计，笑得不能自已。妈妈随后说，是不是太贵了？
贵？水渊瞥了我一眼：到动物园看一只大熊猫门票还两块钱呢！
家人再哗然。
我的家就是这样，生活的维艰永远也阻挡不了那重冷幽默的气息，它总使我们暂离灰色的记忆，让欢乐种在屋子的角角落落里。
从喜悦的大年夜踱出不久，就到了正月初八，上班了。我向每一位同事问好，大家也向我回敬，独不见方记者和总编，以及那位老执行总编。
过了一会儿，方记者回到化公室，第一件事就是匆匆拉我到走廊里。水凝，她说，我已经叮嘱你一千次要送礼，要膜拜那些对你的工作有关的人，你为什么不听我？
发生了什么事？我感觉她话中有话。
你的事不妙，她说，你有个心理准备吧。（我的心提到了胸口）
刚才，总编走马观花 地问了我有关你的工工作表现，我说了实话，他却说我们俩关系好，我为你蔽护，看样子，他问询我不过是走走样子。
我惊得心跳得厉害，早就担心会有这种结果，相不到会有这 么 快‘炫’‘书’‘网’。方记者叹息了一声：总编正在召集班子会议。而班子成员六个人中有三人没有到，他就拉上了那位老执行总编。咳，水凝啊，看你能不能遇见好人吧。
方姐，我略略平息了一下心境说，总编这三个多月以来根本没过问我的工作，而且报社里只有咱两个人耳鬓斯磨，除了你谁也没有权界定我工作能力和先天素养，别人平时根本避而不见我的，如果他们诚心不公允地评价我，我必定要走人了。
老天保佑你吧，方记者说。
一个上午过去了，一切相安无事，妈妈听说这件事后，摆了香案说，愿上苍蔽佑。
第二天早晨，我正打扫办公室，总编就叫我去他办公室。由于彻夜无眠，我已做好两种准备，所以我很
坦然。
你觉得这三个月干得怎样？总编掸了掸烟尘，看起来和蔼可亲。外人对他的评价一向不错，譬如人品端正、博才多学等，都是他们对他的用词。
还差得远，我老实地说，毕竟我刚毕业，在社会和校园之间，我还是个过渡者，不能一下子摆脱稚嫩。
所以，要是您发现了我的缺点和不足还望您能谅解。
对你的敬业精神和文字功底，大伙都持肯定态度，社长并不回答我，审视了我有片刻，他才说，不过，正象你所说，你刚走出校门，经验溃乏，又善于文学创作，加上你不善言谈，不善交往，所以大家一致认为你不适宜作记者，而且你不是成手，不能马上胜任工作，一句话，我们没有精力培养你（看来，那些班子成员果然没起到好作用）。
您的意思，是辞退我？我有些愤慨，不，简直是愤怒！因为他为我戴的那几顶帽子，诸如不善谈、不善交往等根本就是在捕风捉影，因为我只是在报社里不多说话而已，至于不善交往，诚如社长和他的下属所知，我刚来，连这里的帮派都搞不明白，我敢去交好这些人吗？而他们似乎只是从表面上就把这些我所表现的行为框定为我内向，这些不了解我的班子成员也真是了不起，他们竟能对一个近乎陌生的年轻人评头品足，而且还郑重其事地归纳出“三大罪状”，多么好笑又多么可恨！
这些日子以来，我被大家捆缚得紧紧的，说到底，我不过是大捕头手下的小跟班，我根本没有过机会，那些论断真是太荒谬了，简直有些无耻！还有，什么叫作没有精力培养我？文学创作和新闻写作之间都是一衣带水的关系，我不相信一个新闻材料写得绝佳的人是一个文学盲。而一个对文字木讷的人，再善言谈也是胡言乱语，再善交往也走不出方圆，社长他们的度人标准根本就是不公正的。所以当我自他口中证实了推拒之意，立即站起身，这些虚妄的评断和无辜的被辞退，是不负责任的，起码作为喉舌部门不应该，而且它关乎我今后再次找工作的得失（人们会怀疑我的品行和能力，因为我从喉舌部门被辞）。本来，凡是进入机关、事业部门的毕业生是没有被辞的，好的差的都在内，难道仅因为我无权无势，就要开这个先例，就要为此失去我握于手中的前途、我日夜咀嚼于心的梦想，就要我辛劳的父母再因我忧虑不可终日吗？
我尽力不使自己因委屈而落泪，我说，社长，能不能容我发表一下意见？
能。社长马上官气十足地，象审判长对他可怜的犯人。
请您告诉我，说我不善言谈是您个人对我长足的了解还是道听途说？其次，请您解释辞我的真正原因，我不想听什么不是成手，经验溃乏之类幌子，我要听实质，因为这将使我未来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而且据我所知，外界也有人说您不适宜搞新闻工作，可您为什么就有机会在这培养，我是一个普通员工，写新闻暂时不行，还可以先做编辑，同时进一步学习嘛 。再次，请您解释为什么违反我们的合同，不许我个个独立采访，甚至命令我只许跟老记者共同采访！
说完这些，我的泪水不觉泉涌。
见我竟然口出兴师问罪之辞，社长似乎吃了一惊，他大概在想：这些人不是告诉我说，她不善言谈吗，为什么却敢跟我谈条件？对于我的不善言谈、不善交往问题，社长说不是一个人的看法，是众口烁金。
你性格不内向吗？一眼就看出你不善言谈，大家都这么觉得（他们形而上学学得不错，他认为表象即实质）。而后来所以录用我，他说是权衡各方面的关系。因为市委、市政府许多了解我文字的妈妈的旧友都推荐过我，最重要是他的直管上级推荐的我吧？至于为什么不让我一人行动，社长说怕我出去采访时因年轻识浅不被各部门接受，影响部门间团结（也许我丑陋得见不得天日吧，而且，一旦我独立采访得成功，今天他该找什么理由辞我呢？）再说，想让人带一带你，成长得快些（这句有道理）。新闻来不得虚夸（据我所说，他们报道的事实都有不同程度的假大虚空），一和二不能混淆（关于我的内在和外在究竟怎样，作为新闻工作者，他就混淆）。关于外界人于他的评说，社长说他是学管理的，言外之意他文字功夫不必过硬，由此可见，他评价我文字功底，纯粹是南郭先生吹竽，大家吹什么，他就鼓什么。既然认为我新闻写作不行，那么文艺副刊为什么不可以用我，反而要搞新闻的人编副刊？最后，社长又从抽屉里取出一封信，那是我当初要求给我三个月试用期的信，他说，你说的，给你三个月，行、留用；不行，走人。我这可有证据，现在到了三个月，你不行，我为什么还留你在副刊？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想不到他堂堂一个社长，竟然会拿我的信，一个初出茅庐者的自荐信作为辞退我的证据，真是可耻！我当初指的是一个人去采访，而在信中我却未，所以他就早有预谋地派人带我采访了三个月，之后就说我不行，这样，他对上头也有交待，对下边也不犯毛病，又给了我机会，又没让我占了下边那些皇亲国戚的位置，真是高明啊，一个搞政治者的手腕，他用得简直是如鱼得水，但可惜的是，他竟然是用在了一个少不更事的大学毕业生的身上！他以为我很单纯，连这种把戏都看不出！可是我毕竟是被自己的疏忽给害了。
我已经不能为我的无辜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了，我隐约地明白了，也许报社的推拒之意早在我进报社之前就有，我只是被杂耍了一回。
我气愤地奔出了报社，方记者追随我一直到门外，我拒绝了她的好意，因为事情一旦发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没有遇见好人，也许包括方记者。这个世界上人都是险恶的，当面羊背后狼的人比比皆是。
爸爸和妈妈也大感意外，因为推荐我的人并非无名小卒啊，虽然我们穷，没能向任何人送贵重物品。而且翻开我的档案，仅就文字方面的荣誉就不可胜数，何况还有在校期间的演讲、朗诵、书画及学习方面的。为什么会这样呢？爸爸打电话问社长缘故，他说我不会写新闻稿。爸爸又说，那么过往的已刊发稿件怎么解释呢？他说是与人合写，爸爸气愤，又问他谁这么说的？他说，我说了就算！之后，挂掉了电话。
后来，听从爸爸的意见。我请社长为我从前的工作经过作一个简短的鉴定，因为毕竟以后我还要在这小小的滨城工作，我不能带着被辞退的名义去找工作。
但是，他讨价还价说，等你再有工作了我再写鉴定，我想他是怕我把鉴定当成证据反咬他一口，不然，他不会以这种无赖的方式回答我。因为如果我找到了工作，就无需什么证明了。而且，本该在年前辞你，本该不给你任何等同于内部员工的待遇，而我却没有那么做。社长说，言下之意：他很仁慈，他又“语重心长”地说，你还年轻，这一次就当一次挫折，也许有这挫折之后，你会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他说这话时的语气神态，如果不是经历了这场劫难，没有人会不感动。
社长又说，他鉴于大家的压力才辞我，单是他自己不会这么轻率。我不想听他修饰自己，诚然大家的评断与我的结局有关，但是，他为什么不真正了解一下我的能力，再跟大家说明呢？反凭我的表面显得内向，就不肯用我。
正因为他不了解我，他才草菅我的前途。真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我说，从大处着眼，我可以谅解你的做法，但从私人的角度，我憎恨你！
社长说，随你。
可以，我说，山水总会相逢，我有没有能力，我们不死的良心会发觉。
其实，以我年轻而朝霞般光灿的生命来说，我不再乎失去一份好工作，这不过是行进的路中断了一条而已，可站在我的境遇里想，家和生活的担子如此沉重，这条路的中断，岂止是阻隔了我一念从文的瑰梦？因此我万分迷惘，我甚至不知道一时间怎样拨开面前的矮树丛，发现那隐匿在幽林深处的小路。每逢听到亲朋哀叹我的时候，我内心的伤痛犹其剧烈，而我不能大哭，我担心妈妈会跟我一道伤心，我更怕一向因俗世不纳而有隐郁的爸爸会一念为我申冤，而申冤的理由是什么呢？说社长以权谋私？可证据安在？难道我们以社会不公为理由去上访吗？其结局除却惹来一些人的嘲笑，就将是物质与人力精神的更大损耗，那么一家人的生活将更若。与其以卵击石，勿宁再侍倔起。所以忍耐，压倒一切的忍耐，就成为我此后唯一的方式。
但是，当我放掉被辞退的忧虑，去市里其它部门找工作时，果然每每中了报社的暗箭。比较柔和的人是这样说的：水凝啊，你说你怎么能从报社出来了呢？你知道，报社是个宣传部门，我们也得靠他们，要是我们用了你，他们对我们有了看法，再不帮忙我们的工作怎么办？那些不友好的人却是这样打发我：
听说你是从报社出来的？那个地方出来的人没有几个没问题的。还听说你自称是人才？（我和社长的最后谈话中，曾经象征性地问他：为什么现在的各部门都需要人才却不肯用人才，难道我们在学校里学了十几年，到最终都是没用的吗？这本来是一句很平常的问话，但到了社长那里，都变成了证据）我们这里就这么几个人，工作也不是太重要，我们用不起你这样的人才。
对于我所经历的一系列事，爸爸越想越生气，最终，他还是决意为我申冤了，他以为这次的事件尤其影响我的路，如果没为自己争得公平，我将永世背着一顶本不属于我的黑锅，本来吗，谁会认真地想我水凝可能是冤枉的，谁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