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斗争生活的体会。她成了群众的知心人，因此获得了许多写作素材，产生了强烈的写作欲望。通篇洋溢着作者热爱群众生活的感情，亲切感人。《挺进大别山》是作者跟随刘邓大军南征时记录下来的速写，这六组文章以活泼的文笔，反映了这一伟大进军。其中《送别》、《沙原上》、《史玉轮同志永垂不朽》、《突击》、《我认识的第一个营长》、《过涡河》等篇写得尤为生动，文字流畅自然，生活气息浓厚，写景抒情，互相映衬，更显得轻灵可爱。
韩希梁的《飞兵在沂蒙山上》、《六十八天》是反映华东解放战争的两部长篇报告。作品重点报导的是年轻的人民炮兵在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中成长起来以及它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作者是连队指导员，对连队成长过程十分了解，因此，反映的情况是朴实亲切的。这支人民炮兵连队完全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武器是蒋介石“运输大队长”送来的，许多成员也是“新解放的同志”，为了完成“挺进到鲁南蒋匪占领区”去的任务，连队开展了多方面的政治工作，提高了战斗情绪。十天飞速行军，克服了敌人干扰、山路崎岖、天热、缺粮缺水等困难，终于和整个野战兵团象尖刀一样插进了敌后，进逼孟良崮。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一举歼灭了敌军五大主力之一“七十四师”，敲掉了蒋介石的一个狼牙，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六十八天》是反映这个野战兵团和炮兵连队从沂蒙山区出发，沿陇海路东段向南推进，参加淮海战役的过程。作者对整个战役情况虽然了解有限，但他还是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在较为广阔的背景上反映了这个战役进展的大致情况。我军越战越强，敌军节节败退，最后被围困在一个狭长地带上。人民炮兵在淮海战役中成长更为迅速，由连队发展到炮兵营、炮兵团以至于成为纵队，达到了和坦克兵团、步兵兵团协同作战的巨大规模。作品还反映了广大群众对战争的支援，反映了蒋军对人民生产、生活的灾难性破坏，反映了敌军官兵争粮、争水、士气沮丧等狼狈处境，鲜明地反映了两种不同军队的性质和作风。全战役历时六十五天，加上三天行军，共计六十八天，歼敌正规军二十二个军、五十五个师及其他队伍共计六十余万人。淮海战役的胜利，使敌人南线战场上主要力量全被歼灭，为跨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准备了条件。正如作者在《后记》里所说，“这是我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正确领导的再度证明，并充分表现了我军和人民力量是无比的强大。”韩希梁的报告作品，是用他参加斗争生活的经历和体会写成的，很少浮华雕琢，文笔粗犷质朴，战斗生活气息强烈，时代感也很鲜明。它为我们了解当年斗争情况提供了许多具体生动的材料，并由此获得感染与教育。这正是作品可贵的地方。
抗日战争由相持阶段转向反攻阶段，进而到取得胜利，又转而到解放战争胜利，这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空前变化的伟大时代。进程是如此之迅速，规模是如此之巨大，内容是如此之深刻，其间出现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是难以数计的。解放区产生的大批通讯报告，正是这场规模宏大的历史巨变的反映。与实际斗争相比，这里列举的作品是不算多的；但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却是报告文学的一次大丰收。这些作品的作者们（包括群众创作者和专业工作者），都是投身于这一伟大斗争的战斗的一员，他们的作品不但是当年壮丽斗争的再现，其中也包含着他们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因此，这些作品即使在结构上和文字上还存在着一些粗糙和值得推敲的地方，但由于它们是火热斗争生活的反映，总是涂饰着不可重复的历史色彩，显示着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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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沿着工农兵方向前进的文学创作（三） 第一节：赵树理的小说
在小说创作方面，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虽然没有象戏剧、歌谣、通讯报告那样，形成一种有广大群众直接参加艺术实践的局面，却也同样呈现出一派生气蓬勃、丰富多彩的景象，同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由于深入工农兵的实际斗争，从中激起创作的热情，汲取作品的素材，进行艺术的构思，一些有过较长写作经历的作家，象丁玲、欧阳山、周立波、刘白羽等，突破原先的风格，获得了新的成就；开始写作不久的作家，如杨朔、柳青、孔厥、马加、孙犁等，迅速成长起来，写出了具有个人特色的小说；更有大批初露头角的新人，包括康濯、马烽、西戎、束为、秦兆阳、王希坚等，以自己的作品带来了新的内容、新的格调和色彩；其中有的是并非专门从事文学活动的实际工作者，也写下一些读了令人难忘的作品：从而出现了现代文学史上又一个小说创作活跃、繁荣的时期。
最能代表这个时期小说创作的成就和特点的，是在反映农村生活方面，在小说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而在这些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则是赵树理。
赵树理（1906—1970），山西省沁水县人，出身贫农家庭。他从小参加生产劳动，过着被剥削的艰苦生活；很小就喜爱民歌、民谣、鼓词、评书和地方戏曲，还是八音会（晋东南的一种农民自乐班）里摆弄各种乐器的好手。这些经历，对于他通晓农业生产和北方农村的生活习俗，熟悉农民的文化风尚和艺术爱好，培育自己创作的大众风格，提供了有利条件。一九二五年他进入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学习，从创造社、文学研究会创办的刊物中接受了“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后来还受到一九二八年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鼓舞。由于反动当局的迫害，他被迫离开学校，长期过着飘泊不定的流浪生活。从一九三一年起，他为太原一些报纸副刊写作小说等多种形式的作品。那时，他已深感“中国当时的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他立志要把自己的作品先挤进《笑林广记》、《七侠五义》里边去”（注：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人民日报》（晋冀鲁豫版），1947年8月10日）。他开始写作文字通俗，识字不多的农民能看懂，不识字的能听懂的作品，创作了《铁牛的复职》、《蟠龙峪》等小说，并且发表过文艺大众化的主张。早在这个时候，他已经选择了一条与很多作家有所不同的文学道路。他的意见在当时没有得到响应与支持，所写的作品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几乎全部失散了。虽然如此，它们作为摸索和试验，为以后的成功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正如周扬后来指出的那样：赵树理是作为“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进入文坛的（注：《论赵树理的创作》，原载1946年8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后收入《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赵树理参加革命工作。一九四一年到华北党校，专门做通俗文化工作。此后，他在编辑《黄河日报》（太南版）副刊、《中国人》报、《新大众报》时，写作了大量小说、小戏、快板和其他通俗文章。他还参加农村剧团的编导工作，跟随剧团深入群众。一九四三年五月，赵树理完成了著名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彭德怀同志为该书的出版题词：“象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十月，他又创作了被誉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的《李有才板话》。一九四五年冬，写成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与此同时，还写了许多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如《孟祥英翻身》、《地板》（一九四四）、《福贵》（一九四六）、《小经理》、《邪不压正》（一九四八）、《传家宝》、《田寡妇看瓜》（一九四九）等。在短短几年间，赵树理就以积极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并最早取得丰硕的成果，而受到人们的热情赞扬。一九四六年八月，郭沫若和周扬分别在上海和延安发表文章，推荐赵树理和他的作品。郭沫若评论《李有才板话》话：“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简朴的内容和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意义，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着兴趣的。”（注：郭沫若的《板话及其他》，1946年8月16日上海《文汇报》副刊《笔会》）一九四七年七月，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会议，号召文艺创作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八月，边区政府以唯一的文教作品特等奖授予赵树理的小说。赵树理成了解放区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被迅速翻译介绍到国外。从长期默默无闻，到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不只是他个人不懈努力的成果，还鲜明地标志着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革命文学运动从指导思想、读者对象到作品内容各个方面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
《小二黑结婚》描写根据地一对青年男女小二黑和小芹，为冲破封建传统、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这场斗争由于受到金旺等恶霸的迫害和家庭的阻挠而发生了波折。作品生动地塑造了农民中落后人物的形象。二诸葛是个善良但胆小怕事的老农。他要维护家长的权威和包办婚姻制度。由于迷信，他反对小二黑与小芹结合。三仙姑则是一个沾染着好逸恶劳等恶习的妇女。她用装神弄鬼掩护轻浮放浪的行为，为贪财而出卖女儿。这两个人物形象的真实塑造，深刻揭示了农村小生产者精神上的落后面，从一个方面表明实行民主改革、移风易俗的重要意义。但是，无论是恶霸的逞凶或家庭的阻挠，都无法压制小二黑和小芹争取自由与幸福的意志。他们坚强不屈地进行斗争，在民主政权的支持下，终于取得了胜利。落后的家庭中成长了进步的新一代，表明了旧事物的崩溃之势。作品描写恶霸势力受到应有的惩罚。落后的阻挡社会进步的人物，也陷于逐渐觉醒的群众包围之中，受到了应有的嘲弄和批判，并终于被迫实行自我改造。从《伤逝》描写子君、涓生这一对城市知识青年为自由结合进行斗争而失败，到《小二黑结婚》中农村男女青年争取个性解放获得胜利，可以量出中国革命在二十多年间所迈出的巨大步伐。《小二黑结婚》热情地歌颂了民主政权的力量，歌颂了农村社会的长足进步，歌颂了新一代农民的成长；因而立即得到农村中要求民主改革的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的热烈欢迎。
《李有才板话》通过阎家山改选村政权和实行减租减息中的曲折过程，深刻地反映了抗战时期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阎家山是阎锡山统治下山西农村的缩影，这里的封建统治根深蒂固。抗战后虽然成了敌后根据地，但恶霸地主阎恒元仍然依仗地的势力和影响，采用更加狡猾的手段，维持他的统治。他退居幕后，安插亲信，操纵村政权，瞒过了章工作员，为非作歹。阎家山实行上依然是阎家天下，却居然还得到一个“模范村”的光荣招牌。作品相当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地主的凶狠狡诈的反动本质，在“丈地”一节中把阎恒元的诡计多端刻划得入木三分。但是在党的影响下，农民群众已经开始觉醒。象老秦这样精神上被腐蚀、被压服，把剥削视为天经地义的人，已经不代表阎家山农民的主导方面了。李有才和围绕着他的“小字辈”人物，尽管还受着严重的压抑，却都迫切要求冲决封建牢笼，争取翻身解放。作品着力塑造了李有才的形象，他了解农村的社会、历史状况，有一定的阅历和斗争经验，性格豪爽但又冷静深沉。因而在阶级力量对比不利时，只是用抛“冷话”，即冷嘲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与抗争。作者还把他塑造成一个民间艺人，他的卓越的艺术才干和黑暗环境的逼迫，使他用快板的特殊武器进行斗争。作品中许多段快板既是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塑造李有才形象的重要手段。这些快板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爱憎感情，风趣幽默的风格，正是李有才个性特征的重要方面。“小字辈”人物是李有才快板的热心的传播者，他们的政治积极性更高，斗争性更强；作为新一代的农民，在农村民主革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阎家山农民不能得到真正的翻身，关键在于负责领导工作的章工作员，犯了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因而不能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他没有发现李有才和“小字辈”人物，却依靠了阎恒元的势力。作品塑造了长工出身的党的农村干部老杨的形象，有意地把他与章工作员进行对比。他的强烈的阶级爱憎，朴实深入的工作作风，处处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品质，一举一动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