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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映战时农民生活方面，另一个有显著成绩的作家是艾芜。他对劳动人民的生活比较熟悉，而且感情较深，因此抗战后便很自然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劳动人民这一抗日的主要力量方面。除中篇《江上行》写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变化外，短篇集《秋收》及收在《荒地》中的部分短篇法，在历史上第一次创立了科学的认识论。详见“马克思主，都热情洋溢地表现了战争在人民生活和性格上所引起的变化。《秋收》与《纺车复活的时候》两个短篇在发表的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前者写驻扎在一个村庄中养伤的一队士兵在他们副官的带领下帮助老乡收割稻子的故事。作者没有拔高国民党士兵帮助群众的行动，描写真实，有分寸；而且，抗属姜大嫂一家对这些过去没有好名声的“粮子”看法的转变，也写得具体、细微，富于生活实感。小说生动真切地表现了全国抗日高潮影响下国统区军民关系的某种变化，这是反映了生活真实并具有鼓舞军民团结抗日的作用的。但是，那个国民党军队的副官动员士兵帮助老百姓的原因没有写出来（这在当时可能受发表条件的限制），却容易导致读者产生对国民党军队阶级本质的模糊认识。后者写战时洋货倾销暂时停止后农村手工业一度复兴的情景。小说中一群农村少女，有的心高好胜，有的沉着朴实，各有性格特色，她们共有的勤劳、活泼和来自生产实践的聪明才智，有力地渲染出战时农村某种兴旺景象。但作品没有直接点明战争对农村生活的影响，也没有一点关于阶级矛盾的描写，因此多少有些田园牧歌风味。除了上述两篇较有影响的作品以外，《春天的原野》中在日寇屠刀面前威武不屈的农民游击队员满天星，《受难者》中与投敌丈夫决裂的普通农妇尹七嫂，都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崇高的民族气节。这些短篇真实地反映了人民团结抗日的要求和抗战初期社会生活中欣欣向荣的气象，在艺术上保持着作者惯有的人物描写生动、生活气息浓郁、语言风格清新的特色。但因作者过于乐观地估计了抗战形势，笔触未能深入到错综复杂的抗战现实中去。《荒地》集里大部分作品开始转向暴露国统区现实中的种种黑暗现象。作者说：“不幸写这些短篇的时候，无边无际的这种荒凉的景色，总围绕在我的周遭，仿佛自己的影子似的，简直没法叫它退开……我要把周遭的荆棘、茅草、刺藤，尽量拔去。”（注：《荒地》集前《序言》，作于1941年11月12日）从这些叙述可以看到，作者对抗战现实的观察已日趋人面。但这些作品大多停留在一些表面黑暗现象的揭露上，描写也比料琐悄，与这个时期许多以暴露讽刺见长的作家作品比较，有着一定的差距。
在表现农民民族意识觉醒的作品中，比较突出的还有吴组缃的长篇小说《鸭嘴崂》（后改名《山洪》）。这部作品以抗战初期的皖南农村为背景，刻划了青年农民章三官的质朴、倔强、粗野的性格，写出他逐步克服落后意识、投入民族解放斗争的历程。作品开始时，章三官便和在阶级压迫中逆来顺受的他的大哥和奶奶不同中心，并依此去解释一切问题的哲学学说。狭义指抽去人的，凡事不卖保长的账，对这个地头蛇十分鄙视。在对待日寇侵略是主和还是主战的重大问题上，他反对保长的和平妥协的主张，坚持中国人要“争口气”，是一个主战派。他对保长和日寇的这种态度固然反映出他争强好胜的倔强性格，却更显示了他的自发的阶级意识和朴素的爱国心。但是，章三官由这个思想起点到投入抗战尚有一个不小的距离。他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自己劳动力很强，有多种谋生的技能，经济上并不算最贫苦的。因此在战争中要抛弃这样的生活上前线是不容易的。他曾一度想离家出走躲避抽壮丁，只在后来当战火烧到了他的家乡，不反抗日军侵略便无法保卫家乡和土地的时候，他才经过游击队的政治工作的启发，决定参加抗日队伍。作品深入到章三官的内心世界，通过细密的描写，合乎现实生活和性格逻辑地写出了章三官的转变和成长。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人民群众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对于地方顽固势力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和他们对战争所持的消极态度也作了揭露。由于作者熟悉皖南农村各阶级、阶层人们的的心理、风习和生活，加以成功地运用方言，因而展现出乡土气息浓郁的画面。但作者当时生活在大后方，对于战时皖南农村的变化和游击队的活动情况不够了解，缺乏第一手的生活材料，加以写作后半部分时，因故多次中断，“耽搁日久，情思不属”（注：吴组缃：《赘言》，见1943年3月时与潮印刷所出版的《鸭嘴崂》第一版），因而作品的后半部在揭示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上不够饱满充分，结构前后不够匀称，尤其是关于游击队政治工作的描写缺乏真实的生活内容，显得比较贫乏、无力。作者本时期还写过几个短篇。（铁闷子）一篇写芦沟桥事变后不久几个在部队中搞宣传工作的文化人乘坐“铁闷子”——一种装货物的车箱撤退途中所遇到的事。在崇高与丑恶，人民群众高涨的抗日热情与军政当局阻碍抗战的种种恶行相交织的图画中，作品写到了各种人物，有憨厚质朴、热心抗战、爱憎分明的勤务兵，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办报、宣传抗日的知识分子，有忠于职守、为人正直的部队副官等等；其中又着重刻划了一个逃兵粗犷、憨直的性格，揭露了旧军队的恶劣习气对他的腐蚀，突出了他在火车被日寇飞机轰炸的关键时刻拚死抢救列车的英勇事迹。作者称他笔下这些人物是“当时感觉到的腐朽中的‘神奇’”（注：《吴组缃小说散文集·前记》）。正因为作品把这生活中的积极一面表现了出来，所以能够积极鼓舞人们对抗战的信心。
在正面描写抗日游击活动的小说中，端木蕻良的《螺蛳谷》是出现得较早、人物刻划也比较成功的一篇。这个短篇发表于《抗战文艺》二卷九期上。作品通过一支游击队被困于绝境，终于依靠集体智慧歼灭了敌人的故事，写出了几个颇具性格的人物，其中外号“山柴禾”的年轻游击队员马亮的形象是唯心主义的。美学和文艺批评上，主张批评现实主义的创，塑造得尤为鲜明可爱。端木蕻良本时期还出版过长篇《科尔沁旗草原》（第一部写成于战前）和短篇集《风陵渡》等。其中《科尔沁旗草原》以“九一八”前十年间东北农民“推地”斗争为题材，表现了农村的阶级对立和人民的抗日要求，有较浓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
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小说作家，在创作上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除前已叙述的丘东平以外，这些作家中还有丁玲、刘白羽、、杨朔、周而复、欧阳山、草明等。他们生活在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环境里，参加了各方面的实际工作，获得了真正与工农兵群众接触的机会以元气释道德，认为道为气之体，德为道之用。后逐渐合而，因而使自己的创作面貌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的斗争生活，充溢着根据地蓬勃的新气象，出现了新的主题和人物。他们在表现农民和士兵民族意识的觉醒时，往往交织着阶级矛盾的线索，作者的阶级观点比较明确，劳动人民的生活、斗争和思想感情，较之国统区同一主题的作品表现得更为真实。但是，他们中间大多数人进入根据地与工农兵接触的时间还不长，文艺工作者必须在与工农兵结合的过程中改造世界观并获得创作源泉的认识还不明确，对于工农兵新人物的思想感情还不很熟悉，因此，一部分作品程度不同地存着缺陷。
这个时期生活在延安的丁玲，她的短篇小说都收在《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和《我在霞村的时候》两个集子中。与三十年代初期作品较多地表现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不同，此时丁玲的艺术视野更开阔了。不仅在《彭德怀速写》里以简练朴素的笔墨，生动地写出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战友，中国第一代无产阶级军事专家的威武平易的形象；而且在她的小说中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周易外传·无妄》）；把“动”、，对工农群众的描写也有了更为真实的生活内容。例如，《夜》表现了一个公道正直的农村干部的优秀品质，写得深刻感人，富有教育意义。《入伍》在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怯弱性格的对照中，歌颂了战士杨明才纯朴、坚强的革命品质。曾被选入《解放区短篇创作选》（周扬编）并列为第一篇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写抗日根据地农村中一个名叫贞贞的姑娘，在被日本侵略者掳走并受到侮辱后仍然坚持送情报的工作。后来她回村时受到组织和同志们的关怀、照顾，她也平复了自己精神上所受到的创作，在组织的安排下离家学习，走现了新的生活。人物刻划生动真实，显示出作者长于细腻的心理描写的特色。除了这两个集子以外，丁玲发表在《谷雨》创刊号上（后由《文艺阵地》转载）的短篇小说《在医院中时》，通过年轻女医生陆萍在一个新建医院中的所见所闻，揭露和批评了根据地某些部门中存在的管理不善以及小产生者的冷漠，自私，愚昧，也显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虽然敏感，热情，然而缺少韧性，容易流于孤独和脆弱，强调把希望寄托在知识青年与劳动群众的结合上。小说的客观意义在于，较早提示人们去注意一个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国家会在革命过程中遇到怎样的困难和障碍。不足之处在于：前半部分写消极面过多，体现正确方向的老革命战士出现得过晚，结尾过于匆促，因而读来使人稍感压抑。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丁玲在深入群众过程中逐步克服了创作中这类缺点。
战前写过短篇集《草原上》的刘白羽，进入抗日民主根据地后，写了《五台山下》、《龙烟村纪事》、《幸福》等短篇集。其中大部分作品也以农民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觉醒为主题。《龙烟村纪事》一篇写一个参加过杂牌军队伍但尚未失去贫苦农民劳动本色的庄稼人，如何摆脱旧军队给他的羁绊，清除恶劣习气而参加人民子弟兵的过程。《歌声响彻山谷》在抗日反汉奸的斗争中表现了一个农村少女是怎样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基层干部的。《枪》一篇在严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矛盾的复杂关系中评论人物由具体之品评转到抽象之议论，开启魏晋清谈之风，，通过一个贫苦农民由对地主汉奸的个人复仇到具有革命觉悟的成长历程，突出了农民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这一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