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 第22部分

“如果你对改良的路这样悲观，你希望我的，是走哪条路？”

“我真的不知道你的路，但我知道康先生的路，他的路好像定了型，如果皇上死了，康先生可能转成革命；但如果皇上活着，康先生在外面，他绝不会丢掉皇上，他一定还是君王立宪，走改良的路。以你跟康先生的关系，我真不知道以后的演变。我说过，卓如兄，你有大慧根，能够了解我，也能够了解我不能了解的，也了解康先生，也了解并且不断了解中国的前途、中国的路，你好自为之吧，你一定会有最正确的选择、不断的选择。人的痛苦是只能同敌人作战，不能同朋友作战；或只能同朋友作战，不能同自己作战。你可能是一个例外，只有性格上大智大勇又光霁月的人，才能自己同自己作战，以今天的自己和昨天的自己作战……噢，时候也到了，卓如兄，一切保重了。”谭嗣同站起来。

“可是，复生……”

“唉，卓如，别以为我死了，我没有死，我在你身上，我是已死的你，你是没死的我，你的一部分生命已随我一同死去，我的一部分生命也随你形影长生。记得我的《感怀四律》吗？第四首一一

柳花夙有何冤业？

萍末相遭乃尔奇！

直到化泥方是聚；

只今堕水尚成离。

焉能忍此而终古，

亦与之为无叮畦。

我佛天亲魔眷属。

一时撒手劫僧祗。

我们萍水相逢，如今堕水成离，我们是短暂的；但无论天亲魔眷、不论汉满蒙回，中国是永恒的，我们只不过在永恒中短暂离别，早晚化做春泥，还要相会。再会了，卓如，再会了。”

“可是，复生……”

谭嗣同把布包交给梁启超。“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我关心的不是留名，而是留什么样的名。我希望你带走这些稿本，连同我已经发表的，将来一块儿代我整理、代我印出来，同时用你一支健笔，代我宣传我这一点苦心焦思以后生命的成绩，也算不虚此生。我这三十三年，活得愈久愈觉得完成了自己，尤其认识了你和康先生以后这三年，它是我生命中最后开花的日子，当然，如《法华经》所说：‘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如优昙钵花，时一现耳！’到头来不过昙花一现，但我希望最后是生命本身的昙花一现，而不是如是妙法的昙花一现。我的生命，我愿意在三十三之年，就这样在花开花谢之间告一结束，但我最后毕竟用我的血来印证了我留下一点妙法。再会了，卓如，你不要送我出来，在里面安全。再会了，卓如，一切保重。”

谭嗣同放开了梁启超的手，一转身，头也不回的走出了客厅，平山周紧跟着出来，随手带上了门。

梁启超呆望着门，然后快步走到窗前。从窗口朝外望，谭嗣同从大门走出来，平山周陪着他，并肩朝街口走去。那是一个背影、一个前进着的背影，这样一个伟大的同志，在一同做了惊天动地的事业以后，为了永恒，一时撒手，只留下背影给你看了。

平山周陪谭嗣同走出公使馆，要求送他一程。谭嗣同答应了。两个人并着肩，向西走去。街上很静、很干净，他们经过了西班牙使馆、英租地、俄国兵营、荷兰使馆、美国使馆、美国兵营，向南转向正阳门。离开了这些使馆区，就是中国的气氛。正阳门地方是北京最繁盛的地段，正阳门也叫前门，这个前字，说明了一切；前字旁边就是这么多使馆区，也说明了一切，前门是北京内城南边正中间的大门，盖在紫禁城的中线上，高达十二丈，是北京所有城门里最雄伟的。它的南边，包了一座半圆的城墙，叫瓮城，半圆中点，有一座箭楼，箭楼的目的是保护正阳门的门楼，这是设计时的周到地方。出了箭楼，就是护城河，河上有桥，过了桥，向东的街叫东河沿、向西的叫西河沿，桥头就是联在一起的五个牌楼，叫五牌楼，所以正阳门外面，等于有两道前面的建筑——箭楼和五牌楼。出了五牌楼，就是向南的大街，叫正阳门外大街，也叫前门大街，也叫五牌楼大街，这条大街，直奔天桥、天坛、先农坛，以到外城的大门——永定门。出了五牌楼向右转，就是北京的娱乐区大栅栏，有戏院。从大栅栏后面穿出，就走到李铁拐斜街。斜街，因为它的方向是西南斜，北京城的街道大多是南北向、东西向，很整齐，叫斜街，就表示它不整齐。北京是一个古城，到处是历史、是传说、是神话和掌故。李铁拐是中国八仙里的用拐仗的破子，叫斜街做李铁拐斜街。

平山周陪谭嗣同走着，一路谈的，多是沿途的地理与掌故。谭嗣同奇怪这日本人对中国了解如此之深。他从平山周机警的眼神里、渊博的谈吐里，蓦然想起：这个人，难道真是日本外交人员吗？他愈想愈疑惑。他听说日本秘密社会像黑龙会等的成员，许多都是“支那通”。眼前这位平山周的东洋人，难道不是黑龙会的人物吗？

平山周从谭嗣同的机警眼神里，也有了“高手过招”的默识。最后，在浏阳会馆门口，他鞠躬而退了。他用深情的眼神望着谭嗣同，转身走上回程。

第十章　抢救

五个小时以后，平山周回到公使馆告诉梁启超，他说他直送谭嗣同到会馆，会馆附近已经有形迹可疑的人。平山周认为，他再去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劝劝谭嗣同。他走出房门，去找林权助。

“我刚才送谭嗣同回会馆，他已决心一死。”平山周对他的公使说，“但我听他与梁启超刚才的谈话，感到其中也许有点隐情，例如他跟大刀王五他们的关系，他好像就不愿多说。另外在他谈话之间，他一再技巧的强调行者与死者都有必要，都不可少，一再站在梁启超应该逃走的立场讲话，我可以看出来，他一再强调的目的之一是使梁启超不感到内疚、不安或难为情。他谭嗣同，真正是大大的侠骨柔情人物，胆大心细，临危不乱。这样的支那人才、这样的白白送了命，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我们还是要想想办法。”林权助点着头，两眼望着窗外。他把右手的五指抵住左手的，两只食指对敲着。“问题的关键是使谭嗣同所坚持的寻死的理由不能成立，这样才能劝得他逃。照你所说，你感到谭嗣同跟梁启超的谈话里也许有点隐情，我想这是关键。这些隐情也许构成谭嗣同不肯逃走的原因，如果这些原因能解决，也许他会回心转意。”

平山周点点头。

林权助问：“谭嗣同向梁启超说他不逃的原因是什么？”

“他说了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各国变法都要流血，他愿意流这个血，用他的血，来振奋人心，以利于变法的宣传；另一个理由倒很怪，他说他本来决定不了救中国到底走革命的路好呢，还是走改良的路好，只是比较倾向革命。后来碰到了康梁，他才走改良的路，一起搞变法，这次变法结果，他愿意用一死来证明改良的路行不通，大家今后死心塌地的走革命的路。”

“这倒怪了，我只听说人活着骑墙，从没听说人死着骑墙。”林权助露出日本政客的好笑。

“谭嗣同是英雄豪杰，哪里是骑墙的人？并且人活着骑墙是为了占便宜；人死了，还有什么便宜好占？如果情况是被逼得非死不可，一个人在死前、在无从选择的时候，也许会如你所说，多抓几个漂亮的死的理由，而有骑墙的可能。但谭嗣同明明有选择权，他明明可以不死，而他决心要死，显然其中有他真正信仰的理由。”

“我真希望知道那是什么，支那人太难了解了。我在国内，他们说我是支那通，但碰到谭嗣同这种支那人，我简直想不通他。”

“一般来说，甘心殉死的人，头脑都比较单纯，信仰也比较单纯，因为单纯，容易有勇气，不会三心两意。但谭嗣同完全不同，他复杂，复杂得令人难以全面了解。他能这样复杂的殉难，尤其看出他的功夫，真不可思议。”

“我们能做的，还是尽量做吧。”林权助叹了口气，“伊藤公也表示了这些中国青年是中国的灵魂，我们该救他们，伊藤公的看法是不能不重视的，伊藤公最有眼光。纯粹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场，我只是代理公使，我实在也不敢拿这么大的主意，幸亏伊藤公在北京，他肯定表示该救他们，我才放了心。现在的办法是，你多约几位你们的弟兄，再去会馆一齐去劝谭嗣同，你可以技巧的用到伊藤公的名义，说是我转达的。伊藤公盼望谭先生以大局为重，还是先到日本，徐图大举为上策。日本政府碍于官方立场，不能主动邀谭先生，只能转告伊藤公的好意，请谭先生三思。并且由你们几位日本弟兄一齐登门请他去日本，这样一来，自然也和他自己请求政治庇护情形不一样。谭的自尊心很强，用以上的方法，也许比较有效。总之。我能做的，一定全做，并且也愿意做，但是太明显太主动的表露日本官方的立场，以我的身分办不到，并且谭嗣同也不会接受。站在我私人的立场是，对这些中国青年，我极为同情、敬佩，也愿意帮助他们；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场，日本政府不能放弃烧冷灶的机会，只要不明显的违反外交惯例，日本政府一定暗中支持支那的第二势力第三势力，这也是我们外交比西方人高明的地方。会烧冷灶，是支那人的手法，日本人学得会，可是现实的英美人学不会。好了，就这么办，你说好不好？”

平山周说：“好主意，等一下弟兄们就到使馆来，我就约他们去一趟。政治，我们不懂，我们只知道到中国来帮助这些有理想有勇气的人。”

“你们的背景，我想我知道。”林权助盯着平山周，“到中国来，像你们这样比较单纯的日本人，太少了。但你们来了，我就不能不告诉你们，在大家眼中，你们一定有后台，后台是谁，是玄洋社？是黑龙会？是军部？是资本家？大家都心里有数，支那人也心里有数。”

“但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想我知道你们什么都不是，但是大家不知道，支那人也不知道。一般说来，你们这种类型的人，不在日本好好过。却跑到中国来，来干什么？于是就有两派看法，一派看法是，你们是日本极端国权主义分子，你们形式上属于黑社会，但黑社会真正的后台是日本军部，所以你们是日本军部扩张领土政策的尖兵，你们以在野身分，拉拢支那在野势力，做下伏笔；另一派看法是，你们是日本民权主义右翼分子，后台老板是日本新兴的产业资本家，想扩充势力、强化代议制度、减弱藩阀政府的独裁政治，先到中国来，做下伏笔，以备将来挟中国以自重，并且掌握中国市场。”

“我说过，我们什么都不是。”平山周否认。

“我说过，这点我想我知道。我了解你们，所以我说，到中国来，像你们这样比较单纯的日本人，太少了。”

“那你了解我们到底是什么？”

“你要听吗？我开玩笑不生气吗？”

“要听，不生气。”

“你们是一种狂热分子。你们在家里坐不住，所以跑到外面，老是帮别人兴风作浪。你们有一种捣乱狂，老是想推翻头顶上的一切。日本政府太稳了，你们推不翻，所以跑到中国来捣乱。”“你们日本政府的代表，在中国不也兴风作浪吗？”“完全不一样。你们兴风作浪，至少外形上，要讲理想、讲义气、讲良知、讲交情、讲朋友，你们是帮助弱者打强者。我们却没这么笨。我们公开帮助强者、暗中帮助弱者，取得跟强者讨价还价的余地。有一天，价钱好，我们可以把弱者卖给强者；或者价钱不好，扶植弱者推翻强者，或使弱者割据一方。在整个的作业过程中，没有任何理想人气、良知、朋友，有的只是日本帝国的利益。我们做的，是真正对日本有利的事：你们却是胡闹。你们希望中国强，中国强了，对日本没有好处。”

“照你们这样发展下去，只要日本强，哪管中国弱，从长远看，中国弱就是日本的弱，你别忘了都是亚洲人都是黄种人这个事实。将来世界一定朝这样发展。”

“是日本外交家，不是日本预言家，也不是日本道德家）一百年以后的事，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和你们感兴趣的不一样。”

“但现在你和我们一样，对救这些中国弱者感兴趣。甚至你还帮助我们。”

“帮助你们？还是你们帮助我们，你们难道还看不出来，你们代日本政府做了日本政府不便做、也做不到的事。”

“我们不给政府利用。”

“那是你们的想法、天真的想法。只可惜你们逃不掉被利用的命运，也许你们不知道。但事实总是：你们无形中在被日本政府利用，或被极端国权主义分子军部利用，或被民权主义右翼分子财阀利用，甚至，最惨的，被支那人利用。”

“你以为我们是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