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 第4部分

“这大概是佛教在中国流传，一直得到大官帮忙的缘故。”

“先生说得有道理。记得那个笑话吗？一个穷秀才，在庙里看到老和尚对大官恭恭敬敬、对他不恭敬，就质问老和尚，老和尚说：‘你搞错了，我们禅话，恭敬就是不恭敬，不恭敬就是恭敬。’那秀才立刻给老和尚一个嘴巴子，说：‘我们秀才，不打就是打，打就是不打。’哈哈。”

“哈哈。”

“说到这里，倒要借问一句，先生你是穷秀才吧？”

“差不多。”

“那我运气很好，到现在还没挨打。”

“法师客气。哈哈。”

“我还没请教贵姓？”

“康有为。《书经》里‘康济小民’的康；《礼记》里‘养其身以为有为也’的有为。”

和尚点着头：“真是志士豪杰的名字。《孟子》里说：‘人有下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康先生有所不为，而后成为康有为，我要向您道贺，这年头，有所不为的人太少了。”

“在乱世里，做到有所不为，已经不容易。比如说，法师不参加李总管的佛事，就已经不容易。”

“不同康先生客气，的确不容易，不晓得以后要给庙上惹来多少不方便。我这样做，庙里有些入就不赞成。在乱世里，只是消极的做点不同流合污的事，就大不易。至于积极有为一番，就更别提了。何况，站在佛门的立场，有为是无常，所谓‘一切有力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更显得无可为了。”

“法师引的是《金刚经》？”

“康先生对佛典竟也如此精通，令人佩服。康先生在哪里学来这么多大学问？在京师吗？还是在家乡？康先生的老师是哪一位？”

“我的老师是九江先生——朱次琦朱先生。”

“哦，原来是九江先生的高足。九江先生不是一辈子只肯穿布袍的进士吗？他在山西做官，进出都走路，自己做工，吃得极简单？”

“是啊！”

“那康先生在山西追随九江先生？年纪不对啊？”

“不是，那时候我还没出生。九江先生大我五十一岁，他其实是先父的老师，他同先祖是好朋友，我做九江先生学生是他六十九岁以后的事，到他七十五岁去世，我一直跟他，前后六年。他临死以前，说他写的书，对将来的中国没有什么益处，他竟都给烧了，他的精神太叫人感动了。”

“真太可惜了。”

“他死那年我二十四岁，经史子集倒念了不少，我走的路，也是中国一般知识分子走的老路，就是念古书、应科举。可是九江先生的身教，却给我极大的影响，尤其他死前用火一本一本烧掉他一生的心血，左一本国朝学案、右一本国朝名臣言行录；左一本蒙古记、右一本诗文集……烧得满地都是灰，看得我眼泪都流下来了，劝也劝不住。九江先生立身极为严肃，他临死以前烧他一生著作，态度平静而坚决，他古书念得那么好，科举也考到进士，可是临死前，却用行动表示了这些都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路，人该尽弃俗学，以行动救世。他这些意思，并没空口要我们学生如何如何，相反的，他说得很少。只在最后临死前来了这段不言之教，等于现身说法。他虽在死前三十多年就离开科举与官场，可是下半生三十年的讲学著书生涯，他竟也在死前加以否定，认为不切实际。他这一烧一死，使我根本上受了大刺激。九江先生死后，我到北京来，开开眼界，也深刻想了想中国的前途，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逛国子监，这是中国养成知识分子的最高学府，我走进大门、走进琉璃坊，看看钟亭鼓亭，又看到蒋衡写的那些石碑，想到他花了十二年的时间，写这八十多万字的十三经石碑，第一流聪明才智消耗在这里，现在对中国有什么用处？中国要救的时候到了，可是这些十三经石碑，救不了中国啊！我买了很多书，经过上海，大量买了江南制造局和外国传教士印的有关现代学问的著作，在家乡南海的西樵山，闭户研究了五年。我不会外国文，只能看这些译本，从译本里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五年下来，自信有点心得，认为救中国，必须走外国路子，变法图强不可。所以，五年以后，这次到京师来，看看有没有机会。这几天正赶上过年，我对碑刻有兴趣，特地到这里来看看旧碑，幸会了法师。法师学问道德虽然只领教了片羽吉光，可是就已令人景仰不已了。”

“哪里哪里，我们出家人，不足以语此。康先生是九江先生大学问家高足，又学贯中西，我们做和尚的，只随便看几本书，哪能受得住你们行家过奖。并且康先生以天下为己任，康济小民，可以有为，更不是我们出家人所能望康先生项背的。”

这时候，远远的小和尚普净又走过来。和尚问他：

“有什么事，普净？”

“总算把万寿寺的和尚请走了。”

“你很能干，普净。”

普净不好意思，笑了一下，看了康有为一眼，点点头，又转向师父：

“等下要开饭了。”

“我知道，你在小饭厅摆一张桌子，今天中午我想请这位康先生赏光，吃个便斋。”

康有为赶忙迈前一步：“法师不要客气。”

“客气的是康先生，快到吃饭的时候了，何必拘泥一顿饭啊，康先生不是俗人，怎么拘起俗礼来了？并不为康先生特别做，我们吃什么，康先生就吃什么。”

“也好、也好。”康有为立刻也就同意了。

“那我就去准备。”普净转身要走，和尚叫住他，“来，普净，我特别为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康先生，是师父所佩服的大学问家，跟师父也是同乡。不过康先生才是真正的广东人，师父这种广东人，已经落伍了。”

小和尚向康有为合十为礼，康有为也一样答礼，康有为说。

“一来就打扰小师父了。”

“哪里会，”小和尚说，“康先生能被我们师父佩服，我们就佩服。我们师父难得邀人吃饭，除非他欣赏这个人。”

“好了，普净。”和尚笑着，“你禅机泄漏得大多了，快去准备吧！”

“好，去准备，今天康先生运气好，今天不吃馒头。”

“哈哈……康有为笑着，“法师这位小师弟反应真快，他知道广东人怕馒头。”

“还有，普净，你多炒两个蛋，跟我们一起吃。”

“好。”小和尚转身走了。

“小朋友什么都知道。提到馒头，我又想起一个他的故事。他到庙上前几天，每天早饭吃一个馒头，他也分到一个，但他只吃一半，每天留下半个。有时候午饭也吃馒头，每人限两个，他就只吃一个，留下一个。后来跟他同住的和尚通知我，说他包袱愈来愈大，怪怪的，我们就委婉地找个机会请他打开包袱，结果一看，都藏的是一个半个的馒头。他逃难逃怕了，又想到他哥哥在外面可能挨饿，所以把他应得的分量，都只吃一半。当时他睁了大眼睛，低头看着馒头，又抬头看着我们，又低头看着馒头，又抬头看着我们，只结结巴巴的说了一句：‘等哥哥来的时候，能不能把馒头带走？’我听了，忍不住掉下眼泪。他跟哥哥逃难时候吃过死老鼠、吃过树皮、吃过草根，并且可能吃过人肉，他记得一次哥哥拿回过一块肉，吃起来怪怪的，他问哥哥‘是什么肉’，哥哥皱眉头想了一下，说：‘别管了，快吃吧，吃剩下我吃。’”

“唉，政治黑暗，使中国老百姓这样惨。”

“不过有的是天灾，似乎也不能全怪当政的人。在我们出家人看来，这是在劫难逃。”

“法师慈悲为怀，所以难免开脱了许多当政的人的责任。我在南海西樵山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对中国灾荒问题，也小有研究，俗话说‘天灾人祸’，这四个字相连，的确有道理。天灾的发生，我们以为是天祸，其实里面有人祸。就以水灾而论，水灾发生，是过多的河水无法宣泄，无法宣泄的原因，是许多供大河宣泄的小渠，因为官商勾结被霸占。小渠附近土地肥、灌溉方便，所以官商勾结，把小渠堵住，他们不但不肯掘开渠口，反而把附近加高，这么一来，不该成低地的地方——就是老百姓的地方——反倒变成了低地，水一涨，就成了水灾。所以这种水灾，是人为的，不能赖在天上。这样赖，老天爷也不服气。”

“哦，原来如此。我这住在城里的人，真孤陋寡闻。”

“我还不是一样。我若不发愤搞经世致用之学，光念四书、五经，也只会念《书经》的‘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或《孟子》的‘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也只会徒发感慨，只会怨天，不会尤人。但自从我走经世致用的路以后，我看古书，突然眼睛开了，慢慢发掘了真相。我看《宋史》食货志，看到有‘盗湖为田’的记载，说湖的附近被盗为田以后，‘两州之民，岁被水旱之灾，’结果‘所失民田，动以万计’。我才知道水灾旱灾的人为原因是什么。这时候，我看了邵伯温的《闻见前录》上说的伊水洛水水涨，‘居民庐舍皆坏，惟伊水东渠有积薪塞水口，故水不入丞相府第，’才恍然大悟是怎么一回事。”

“康先生看书，真是触类旁通，叫人五体投地。”

“法师过奖了。只不过我受了九江先生生前死前的身教，自己又闭门造车土法修炼五年，不墨守中国读书人的老方法看古书，而有这么点心得而已。”

“以康先生这样的大才，这次到京师来，预备有怎样的一番作为呢？”

“我想来想去，无可奈何之余，发现只有一条路，就是上万言书，直接给皇上，如能说动皇上，根本上来一番大变法，国家才有救，一切问题才得根本解决。”“历史上上万言书变法成功的，又有几人？我知道的只有宋朝的王安石，最后还是失败了。守旧的势力和小人的势力，是中国政治上的两大特色，越不过这两关，就要准备悲剧的收场。”

“对我说来，要想演悲剧，还为时过早，因为我的万言书还上不上去，法师晓得中国的规矩，没有大官肯代递，你写什么，皇上都看不到的，老百姓是不能直接上书的。老百姓直接上书，搞不好要发到关外做奴隶，乾隆时候就有这种事。”

“那康先生有没有找到大官肯代递呢？”

“找过，找过很多，都不行，大家都尸居余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都要做官，不要做事。”

“所以，冠盖京华，康先生却在大年初二，一个人，孤零零的到古庙里研究起旧碑来了。”

“谈到旧碑，我倒极有兴趣，这次来京师，我买了许多碑本，预备研究点没用的东西，转一转自己的注意力。没用的东西，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像王羲之的曹娥碑，竞能使谢枋得在这庙里见到就绝食，最后完成了自我，谁又能想到呢？”

“谈到完成自我，谢枋得自己也早有一死的意思，他在走这条路。他在这庙里看到曹娥碑，对他的自杀，只是画龙点睛，那条龙，他自己早已画好了。你康先生也是如此，你画的龙是变法救中国，你在走这条路，你也准备了许多年，只差最后点睛了。点得好，就是飞龙在天；点不好，就是龙归大海。不管是哪一样，你都完成了你自己。”

“法师自己呢？”

“我是出了家的人。”

“出了家对中国前途，总不是不管吧？”

“我很关切。”

“关切并不等于管。”

“关切也是一种管。”

“照法师刚才指教的，善必须要行，藏在心里是不行的，照这个标准，法师对中国前途所‘行’的，是不是不太够？”

“我只是一个和尚，康先生想叫我如何行呢？我的力量很小，我至多只能自己不扶同为恶、不同流合污、不去万寿寺馅媚权贵，只能洁身自好而已，像——像——像什么呢？”

“像这庙里的丁香。”康有为指着那一片丁香树。

“姑且这么说吧，像这庙里的丁香。”

法源寺的丁香很多，它的丁香，在北京很有名，它在几百年前就从广东传到北京了。在中国，丁香被用做药材，用来温脾胃、止霍乱、去毒肿和口臭。

“丁香洁身自好，也好看、也好闻。但要做中药，得磨成粉煮成汤才有用。若不粉身碎骨，它只是好看好闻而已。”康有为说。

和尚听了，木然地望着康有为，最后点点头，侧过身，伸出了右臂：“请康先生来用饭吧！”

第三章　“休怀粉身念”

进了饭厅，饭刚摆好。饭是高粱米混小米，北京普通人不常吃大米饭，因为太贵。菜只三盘，二大一小，大盘一盘是素烧白菜豆腐、一盘炒蛋，小盘是酱瓜。和尚请康有为人座，坐的是直角的硬木椅，入坐在这种椅子上，“除了正襟危坐，不容易有第二种坐法。饭桌是方的，是普通的、不怕烫的红漆桌，简单而干净。正面墙上挂着一幅横幅，上面写着：

西汉有臣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