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分封制的存在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人们并不情愿向皇权专制转型，特别是在转型以后，秦的一系列政策失误，使得人们没有从皇权专制中获得什么好处，于是以城邑豪杰、少年、平民、官吏为主导的多阶层联合行动，试图回复分封体系的运动就开始了。这是一场广泛阶层参与的社会运动，城邑平民、豪杰、士兵在里边扮演的巨大的主流角色（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再给例证），而农民遭受地主剥削进行反抗，并不是这场运动的主要性质和动作，而且单单这个因素也不足以导致推翻秦帝国。
我们说这是一场农民起义运动，不如说是一场人民起义回复六国和亡秦运动，是从前秦的统一战争的一种延续形式，当然是以反弹的形式延续的，而所谓农民推翻地主的政权和压迫，在这里面是从属的性质，甚至连从属的地位都不到。
在这种背景下，复立楚国而且推陈胜为楚王，就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而不是解决农民问题，剥削和土地的问题，和建立农民政权——根本没涉及这个话题。会议上的唯一争论是到底应该谁来当楚王。
既然这场运动的政治目的是回复六国并立体系，那陈胜领导的运动要想走向成功，必须严格纳入这一轨道，所以张耳陈余也才针对性地给出了复立六国之后的行动主张。
但是，陈胜当初在“大楚兴”之后又提出“陈胜王”，这其实就代表了他的矛盾心理。他政治上想复兴楚国或者六国，但是他个人私欲上又希望新的楚国是他陈胜为王。后者无论如何是会削弱他前面的复立楚国（六国）的政治口号的。这是一个有所矛盾的口号。
而张耳陈余的建议，并不是反对陈胜获得个人欲望的实现，只是建议他要选对时机。张耳陈余的意思是说，现在您赶紧派人到六国之地，复立六国之后，包括复立楚国之后，这样，六国都起来了，他们必然吸引了大量的秦朝的火力，然后您就领着楚军，乘虚直入咸阳（有六国顶着呢，您不会遇到太大抵抗），一举占领咸阳和关中。您控制了秦国本土的地盘，您有了实力，同时您复立六国之后又有了德。有德有实力，以令六国诸侯，六国诸侯必然推举您为帝——皇帝（陈皇帝）！
如果你现在就急着称王，给天下人看见你只是谋求实现自己当王的私欲，就不会有人过来帮你了，天下就解散了，上述说的大好局面和计划就泡汤了。
张耳陈余发言完毕，陈胜陷入了一种矛盾。
他在想什么，我们没有知道。也许他会作如下权衡：张耳陈余建议的封六国诸侯之后的事，固然好，有利于反秦大势的形成，最终自己在里面捷足先登，甚至当了帝。当时，如果捷足先登了入咸阳的是别人了呢，不是我了呢？那不弄巧成拙了吗？
这就好像董事会，六个董事，加上陈胜，都要争董事长的位置，谁能保证陈胜不被打下去呢？
虽然董事多了力量大，但是董事多了，互相掐的也凶啊。而自己单独注册公司呢，当“独一董事”，那固然好，但这样自己就是独立奋斗了，不可能笼络号召各地诸侯了，不容易实现亡秦了。他的公司还会跟六国贵族的公司以及其他匹夫的公司形成竞争关系，把本可仰仗的盟友推向了对立面。
陈胜思前想后，不知道怎么办好。
其实张耳、陈余的话，都是高屋建瓴、字字珠玑，不愧为知晓当时形势的大贤！
当时陈胜最终决定还是自己当王！
陈胜真有勇气啊！
陈胜一定程度地抛弃了自己“大楚兴”的为公的口号，而只去追求“陈胜王”的个人的私的目的，这也注定了他的公司只存活了六个月就被纳斯达克摘牌儿了！
陈胜的速亡，并非单单源自于军事指挥能力有限，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偏离了当时的形势。复立六国——不管这是不是符合历史进展的潮流的，但它是当时社会多阶层的民心所望，是公义，为公义而奋斗（哪怕你是含着私欲的，但你在行为上能让人感到你是为了公义）就容易成功，陈胜脱离了这个政治方向，而变成了追逐个人利益的单干户。
更严重的是，陈胜后来反倒杀掉了楚王贵族之后——当部将葛婴把这位贵族之后立为楚王的时候，这就实际上背离了他“大楚兴”的口号，而只剩下“陈胜王”了。而他所说的“等死，死国可乎！”——为楚国而死的豪言壮语，也一同被粉碎了，只剩下追逐自己王侯将相的梦了。他用自己的行动否定了自己曾经提出的政治口号——而这个政治口号最可惜的恰恰正是最体现了当时社会运动的宗旨和方向的。他的“公”心已经无法让人信服了，人们看见的只是他追逐个人成就的私欲。人们遂纷纷解去。
再加上他不信任和团结下属将领，等到陈胜遭受章邯攻击时，诸将和各路诸侯都袖手旁观，直到他被打死，也不去救他。正印证了张耳陈余的：“今独王陈，恐天下解也。” 天下终于“解”了！
陈胜作出这一决策，大约也并不奇怪，记得他少年时，因为境域不顺，在农田种地，就一下子怅恨久之，而发出“苟富贵”的狠话和“鸿鹄之志”的。那种落落寡欢的神情和阴远的眼神以及对抱负的接近恨意的偏执，是他失去朋友的帮助而众叛亲离的原因。
（注：一些学者分析陈胜失败的原因，只说他受章邯攻击时，各路诸侯都不来支持他，于是救简单地把责任推到各路诸侯身上，说他们没良心、自私自利、天生喜欢割据。其实，当后来赵王武臣受到章邯攻击的时候，楚怀王遣宋义项羽前去解救，可见诸侯之间并不是坐视不管的。整个楚怀王时期，各路诸侯都非常团结协作，包括刘邦、项羽军也遥相呼应，终于合力推翻了秦王朝。陈胜时候，却迅速失败了，而楚怀王时候，却胜利了。诸侯前后还是那些诸侯。这不得不从陈胜自身找毛病。陈胜的活动宗旨是谋求个人为王，这无论如何比恢复六国要显得相对的“私”。）
不管怎么样，不管犯了多少错误，留下多少遗憾，公元前209年的夏天，陈胜在陈城自立为王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自立为楚王，而是自立为陈王。他也没有管自己的国号叫楚，而是叫“张楚”，就是“张大楚国”。所以，严格地讲，他不是复兴了楚国，而是建立了一个政治上支持楚国的新国和一个叫“陈王”的新王。我以为他的国号也许是“陈”。他也知道自己建立楚国做楚王，大约有点名不正、言不顺。
陈胜打定主意给自己划了一个新国，自己当陈王，准备大干一场。这时候，大泽乡起义中的重要领袖葛婴却跑来气他了。
葛婴是宿州地区符离人（就是淮海战役国共两军的坦克车和炸药包汇聚轰鸣的地方——符离集），大约也是九百戍卒中陈胜的下属的徒属（班长、排长），他奉陈王命带着一部分军队向东发展，开辟东部楚地的根据地。葛婴打到了安徽定远，遇上了楚王族的后裔“襄疆”（具体是什么亲戚不知道）。葛婴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就把襄疆立为楚王，以号召楚地群众反秦（跟张耳、陈余想的一样）。但当他听说陈胜打算独资办公司，自己当董事长，不许六国贵族进来当董事，于是狠狠心，又把襄疆杀了——可怜的襄疆就像一个剧务，送来一个人头道具就下去了。
葛婴还是很忠于陈王啊！
葛婴虽然修正了自己的“错误”，杀了“董事”襄疆。不料，当他拎着襄疆热乎乎的人头跑到陈城来汇报工作时，陈胜却不肯谅解。陈胜气坏了：“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不是说好了我是独一董事吗，你居然想拉别人进来当董事，而且还是拉六国贵族之后进来当董事！你这么不是要了我这个独一平民董事的命吗！你这么不懂事的脑袋，真是没有必要再留在人间懂事了！”
于是他不由分说，把不懂事的葛婴杀了。这个颇有微功而且忠于陈胜的东方面军领导人葛婴，因为不“懂事”，糊里糊涂被杀了。诸将从此怕透了陈胜，战战兢兢只敢侧目而视。 （且不说葛婴立六国之后，对于扩大陈胜集团的号召力是积极的作为，单说陈胜驾驭下属的手段——不由分说就杀了葛婴，也实在有点流于简单粗暴啊。葛婴没有恶意，也没有带来恶的后果，罪不致死。后来陈胜经常用捏造罪名的手段杀害在外面立了功的将领，大约是唯恐他们超越自己称王吧。关于这些例子后面再讲。又据《风俗通》云：“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非罪而诛。汉文帝追封其子孙为诸县侯，因以为氏。”也就是，葛婴的后代被封到了诸县。这就是诸葛一姓的来历，著名人物比如诸葛亮。
为了避免再有人出去拉董事进来——弄什么楚王或者赵王，“独一董事”陈胜索性派了一批自己信得过的人去到诸将的军中当“监军”——相当于政委，专门过去捣乱、掣肘的，同时也防着他们在外出攻略地盘后自己办公司。一些获得了地盘的诸将，在回来报功时，往往被陈胜借助这些“监军”搜集捏造的罪名把他们杀了。导致后来有一个叫做武臣的将军干脆不敢回来，直接在外面自立为王了。
这些信得过的“监军”有些是陈胜的故人——比如邵骚就是陈胜在陈城里的故人，监了北上赵地的军（陈胜有这样的故人，可以进一步用于推测陈胜起义前的身份）。有的则是陈胜的老同僚，比如吴广，当了西方面军的监军。为了避免大家嫌吴广缺心眼儿而不听他的话，陈胜特意加封吴广为“假王”（也就是虚拟陈王）。陈胜说：“假王吴广在军中，就跟我真王陈胜在军中一样。”可是“假王”吴广还是没吓唬住他所监的诸将，反倒被他所监的诸将把他给杀了——这是后话不提。
陈胜的这一套监军制度还算比较有效，至此以后，再没有敢拉外人进来当董事长的了，但是陈胜也彻底让诸将们冷了心。而且，最主要的是，陈胜也就彻底脱离了复兴六国，以及他说的“大楚兴”等等这一运动的既定洪流了。
潇水曰：你也许会说，陈胜不纳入复立六国的“洪流”是对的，因为六国复立是不符合历史进步的方向的，陈胜自己争王做，是更进步的，是为了求中国统一的。
这种说法，首先，它并不能得出结论陈胜争农民利益，推翻地主政权的。陈胜本身不是农民，他起义前的几个口号也都跟争取农民利益毫无关联。他的口号，仍然是王侯将相，他自立为陈王，不管他是不是立了六国之后，在性质上和行为上都是回复了六国分封局面。至于六国分封局面是由六国贵族之后做还是布衣匹夫来做，都并不能变更这场运动的回复六国分封体系的根本性质！
而回复六国，也并不等于走向分裂。张耳陈余提到了，六国之后，还是要有个帝的，这个帝，是“以令诸侯”的帝。它基本上相当于周天子，但由于它据有关中，所以又具备强的实力，对六国是个较强的控制局面，又比周天子要强很多，近似战国时代秦自称西帝。其实，最后刘邦获得的大汉朝，最初几十年，就是这样的（刘邦保据关中，作为皇帝，关外六国之地是百余个诸侯王国）。这种模式，其实是分封制向皇权专制过渡的一种中间状态，是符合历史进程的渐进法则的，不能把它硬是视为倒退或者分裂。而秦王朝的灭亡，就是因为从分封制向皇权专制的统一急剧过渡，过于强求全盘郡县制，没有保留出这种统一皇权下的部分分封王侯国兼容的过渡态（如刘邦那样）——鄙人认为这是秦亡的最主要原因，也是这场秦末运动反其道而行之并且获得这场运动其根本性质的所在（不再是农民反抗地主政权为其主要性质而是亡秦、回复皇权下的诸侯王国兼容的社会结构的政治运动，所以这场运动的主力参与者也根本并不在于农民，而很大在于城邑平民，关于这一点，本书末尾附文再谈）。
陈城中有个大贤人，名字叫周文。周文是个有资历的人，从前曾经给楚国的专权专业户“春申君”黄歇当工作人员，后来进入项燕军中搞神秘主义工作——“视日”。
“视日”就是看天时。打仗讲究看天时。但具体怎么看，史书上没有交待。我们可以参考同期罗马人的占卜技术：在打仗之前，先用一根棍棒把天空分成四个部分，然后进行观测，以四个象限中出现的鸟的种类和飞行轨迹作为征兆，据此决定战役是吉是凶。周文大约也是这样：他戴上墨镜，朝着四方天上乱看。项燕问他看出了什么，他支吾了一会儿，说他发现太阳是从东边升起的！
当时项燕带领着楚国之倾国主力军，正和王翦大军在蕲县对峙，不知什么原因，项燕突然掉头向东移动。王翦抓住了楚军胡乱移动、行伍易于遭受攻击的难得机会，发出精锐主力把楚军歼灭。项燕到底为什么要突然向东移动，导致自己的灭顶之灾，史书上没有给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