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年也无妨。我也想到欧洲去玩玩。……”她正说着，小使进来说帮办宅里来电话，请帮办就回去，说老妈子洗澡，给水淹坏了。加多怜立刻起身告辞。邸先生说：“我跟你去罢，也许用得着我。”于是二人坐上汽车飞驶到家。
加多怜和邸先生一直来到游泳池边，陈妈和李妈已经被捞起来，一个没死，一个还躺着，她们本要试试水里的滋味，走到跳板上，看见水并不很深，陈妈好玩，把李妈推下去，哪里知道跳板弹性很强，同时又把她弹下去。李妈在水里翻了一个身，冲到池边，一手把绳揪着，可是左臂已擦伤了。陈妈浮起来两三次，一沉到底。李妈大声嚷救命，园里的花匠听见，才赶紧进来，把她们捞起来。邸先生给陈妈施行人工呼吸法，好容易把她救活了，加多怜叫邸先生把她们送到医院去。
邸力里亚从医院回来，加多怜继续与他谈那件事情，他至终应许去找一个外商来承认那宗私货，并且发出一封领事馆的证明书，她随即用电话通知督办。督办在电话里一连对她说了许多夸奖的话，其喜欢可知。
两三个月的国难期间，加多怜仍是无忧无虑能乐且乐地过她的生活。那笔大款她早已拿到手，那邸先生又催着她一同到巴悉罗那去。她到市长那里，偶然提起她要出洋的事，并且说明这是当时的一个条件。市长说：“这事容易办，就请朴君代理您的事情，您要多喒回任都可以。”加多怜说：“很好，外子过几天就可以到。我原先叫他过年二三月才来，但他说一定要在年底来。现在给他这差事，真是再好不过了。”
朴君到了，加多怜递给他一张委任状。她对丈夫说，政府派她到欧洲考查税务，急要动身，教他先代理帮办，等她回来再谋别的事情做。朴君是个老实人，太太怎么说，他就怎么答应，心里并且赞赏她的本领。
过几天，加多怜要动身了。她和邸力里亚同行，朴君当然不晓得他们的关系，把他们送到上海候船，便赶快回来。刚一到家，陈妈的丈夫和李富都在那里等候着。陈妈的丈夫说他妻子自从出院以后，在家里病得不得劲，眼看不能再出来做事了，要求帮办赏一点医药费。李富因局里的人不肯分给他那笔款，教他问帮办要。这事迟延很久，加多怜也曾应许教那班人分些给他，但她没办妥就走了。朴君把原委问明，才知道他妻子自离开他以后的做官生活的大概情形。但她已走了，他即不便用书信去问她，又不愿意拿出钱来给他们。说了很久，不得要领，他们都怅怅地走了。
一星期后，特税局的大侵吞案被告发了，告发人便是李富和几个分不着款的局员，市长把事情都推在加多怜身上。把朴君请来，说了许多官话，又把上级机关的公文拿出来。朴君看得眼呆呆地，说不出半句话来。市长假装好意说：“不要紧，我一定要办到不把阁下看管起来。这事情本不难办，外商来领那宗货物，也是有凭有据，最多也不过是办过失罪，只把尊寓交出来当做赔偿，变卖得多少便算多少，敷衍得过便算了事。我与尊夫人的交情很深，这事本可以不必推究，不过事情已经闹到上头，要不办也不成。我知道尊夫人一定也不在乎那所房子，她身边至少也有三十万呢。”
第二天，撤职查办的公文送到，警察也到了。朴君气得把那张委任状撕得粉碎。他的神气直想发狂，要到游泳池投水，幸而那里已有警察，把他看住了。
房子被没收的时候，正是加多怜同邸力里亚离开中国的那天。他在敌人的炮火底下，和平日一样，无忧无虑地来了吴淞口。邸先生望着岸上的大火，对加多怜说：“这正是我们避乱的机会，我看这仗一时是打不完的，过几年，我们再回来吧！”
人非人
人非人
离电话机不远的廊子底下坐着几个听差，有说有笑，但不晓得倒底是谈些什么。忽然电话机响起来了，其中一个急忙走过去摘下耳机，问：“喂，这是社会局，您找谁？”
“唔，您是陈先生，局长还没来。”
“科长？也没来，还早呢。”
“……”
“请胡先生说话。是咯，请您候一候。”
听差放下耳机迳自走进去，开了第二科的门，说：“胡先生，电话，请到外头听去吧，屋里的话机坏了。”
屋里有三个科员，除了看报抽烟以外，个个都象没事情可办。靠近窗边坐着的那位胡先生出去以后，剩下的两位起首谈论起来。
“子清，你猜是谁来的电话？”
“没错，一定是那位。”他说时努嘴向着靠近窗边的另一个座位。
“我想也是她。只是可为这傻瓜才会被她利用，大概今天又要告假，请可为替她办桌上放着的那几宗案卷。”
“哼，可为这大头！”子清说着摇摇头，还看他的报。一会他忽跳起来说：“老严，你瞧，定是为这事。”一面拿着报纸到前头的桌上，铺着大家看。
可为推门进来，两人都昂头瞧着他。严庄问：“是不是陈情又要摣你大头？”
可为一对忠诚的眼望着他，微微地笑，说：“这算什么大头小头！大家同事，彼此帮忙……”
严庄没等他说完，截着说：“同事！你别侮辱了这两个字罢。她是缘着什么关系进来的？你晓得么？”
“老严，您老信一些闲话，别胡批评人。”
“我倒不胡批评人，你才是糊涂人哪，你想陈情真是属意于你？”
“我倒不敢想，不过是同事，……”
“又是‘同事’，‘同事’，你说局长的候选姨太好不好？”
“老严，您这态度，我可不敢佩服，怎么信口便说些伤人格的话？”
“我说的是真话，社会局同人早就该鸣鼓而攻之，还留她在同人当中出丑。”
子清也象帮着严庄，说，“老胡是着了迷，真是要变成老糊涂了。老严说的对不对，有报为证。”说着又递方才看的那张报纸给可为，指着其中一段说：“你看！”
可为不再作声，拿着报纸坐下了。
看过一遍，便把报纸扔在一边，摇摇头说：“谣言，我不信。大概又是记者访员们的影射行为。”
“嗤！”严庄和子清都笑出来了。
“好个忠实信徒！”严庄说。
可为皱一皱眉头，望着他们两个，待要用话来反驳，忽又低下头，撇一下嘴，声音又吞回去了。他把案卷解开，拿起笔来批改。
十二点到了，严庄和子清都下了班，严庄临出门，对可为说：“有一个叶老太太请求送到老人院去，下午就请您去调查一下罢，事由和请求书都在这里。”他把文件放在可为桌上便出去了，可为到陈情的位上检检那些该发出的公文。他想反正下午她便销假了，只检些待发出去的文书替她签押，其余留着给她自己办。
他把公事办完，顺将身子望后一靠，双手交抱在胸前，眼望着从窗户射来的阳光，凝视着微尘纷乱地盲动。
他开始了他的玄想。
陈情这女子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他心里没有一刻不悬念着这问题。他认得她的时间虽不很长，心里不一定是爱她，只觉得她很可以交往，性格也很奇怪，但至终不晓得她一离开公事房以后干的什么营生。有一晚上偶然看见一个艳妆女子，看来很象她，从他面前掠过，同一个男子进万国酒店去。他好奇地问酒店前的车夫，车夫告诉他那便是有名的“陈皮梅”。但她在公事房里不但粉没有擦，连雪花膏一类保护皮肤的香料都不用。穿的也不好，时兴的阴丹士林外国布也不用，只用本地织的粗棉布。那天晚上看见的只短了一副眼镜，她日常戴着带深紫色的克罗克斯，局长也常对别的女职员赞美她。但他信得过他们没有什么关系，象严庄所胡猜的。她那里会做象给人做姨太太那样下流的事？不过，看早晨的报，说她前天晚上在板桥街的秘密窟被警察拿去，她立刻请出某局长去把她领出来。这样她或者也是一个不正当的女人。每常到肉市她家里，总见不着她。她到那里去了呢？她家里没有什么人，只有一个老妈子，按理每月几十块薪水准可以够她用了。她何必出来干那非人的事？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恰当的理由。
钟已敲一下了，他还叉着手坐在陈情的位上，双眼凝视着，心里想或者是这个原因罢，或者是那个原因罢？
他想她也是一个北伐进行中的革命女同志，虽然没有何等的资格和学识，却也当过好几个月战地委员会的什么秘书长一类的职务，现在这个职位，看来倒有些屈了她，月薪三十元，真不如其他办革命的同志们。她有一位同志，在共同秘密工作的时候，刚在大学一年级，幸而被捕下狱。坐了三年监，出来，北伐已经成功了。她便仗着三年间的铁牢生活，请党部移文给大学，说她有功党国，准予毕业。果然，不用上课，也不用考试，一张毕业文凭便到了手，另外还安置她一个肥缺。陈情呢？白做走狗了！几年来，出生入死，据她说，她亲自收掩过几次被枪决的同志。现在还有几个同志家属，是要仰给于她的。若然，三十元真是不够。然而，她为什么下去找别的事情做呢？也许严庄说的对。他说陈在外间，声名狼藉，若不是局长维持她，她给局长一点便宜，恐怕连这小小差事也要掉了。
这样没系统和没伦理的推想，足把可为的光阴消磨了一点多钟。他饿了，下午又有一件事情要出去调查，不由得伸伸懒腰，抽出一个抽屉，要拿浆糊把批条糊在卷上。无意中看见抽屉里放着一个巴黎拉色克香粉小红盒。那种香气，直如那晚上在万国酒店门前闻见的一样。她用这东西么？他自己问。把小盒子拿起来，打开，原来已经用完了。盒底有一行用铅笔写的小字，字迹已经模糊了，但从铅笔的浅痕，还可以约略看出是“北下洼八号”。唔，这是她常去的一个地方罢？每常到她家去找她，总找不着，有时下班以后自请送她回家时，她总有话推辞。有时晚间想去找她出来走走，十次总有九次没人应门，间或一次有一个老太太出来说，“陈小姐出门啦。”也许她是一只夜蛾，要到北下洼八号才可以找到她。也许那是她的朋友家，是她常到的一个地方。不，若是常到的地方，又何必写下来呢？想来想去总想不透，他只得皱皱眉头，叹了一口气，把东西放回原地，关好抽屉，回到自己座位。他看看时间快到一点半，想着不如把下午的公事交代清楚，吃过午饭不用回来，一直便去访问那个叶姓老婆子。一切都弄停妥以后，他戴着帽子，迳自出了房门。
一路上他想着那一晚上在万国酒店看见的那个，若是陈修饰起来，可不就是那样。他闻闻方才拿过粉盒的指头，一面走，一面玄想。
在饭馆随便吃了些东西，老胡便依着地址去找那叶老太太。原来叶老太太住在宝积寺后的破屋里，外墙是前几个月下大雨塌掉的，破门里放着一个小炉子，大概那便是她的移动厨房了。老太太在屋里听见有人，便出来迎客，可为进屋里只站着，因为除了一张破炕以外，椅桌都没有。老太太直让他坐在炕上，他又怕臭虫，不敢迳自坐下，老太太也只得陪着站在一边。她知道一定是社会局长派来的人，开口便问：“先生，我求社会局把我送到老人院的事，到底成不成呢？”那种轻浮的气度，谁都能够理会她是一个不问是非，想什么便说什么的女人。
“成倒是成，不过得看看你的光景怎样。你有没有亲人在这里呢？”可为问。
“没有。”
“那么，你从前靠谁养活呢？”
“不用提啦。”老太太摇摇头，等耳上那对古式耳环略为摆定了，才继续说：“我原先是一个儿子养我，那想前几年他忽然入了什么要命党，——或是敢死党，我记不清楚了，——可真要了他的命。他被人逮了以后，我带些吃的穿的去探了好几次，总没得见面。到巡警局，说是在侦缉队；到侦缉队，又说在司令部；到司令部，又说在军法处。等我到军法处，一个大兵指着门前的大牌楼，说在那里。我一看可吓坏了！他的脑袋就挂在那里！我昏过去大半天，后来觉得有人把我扶起来，大概也灌了我一些姜汤，好容易把我救活了，我睁眼一瞧已是躺在屋里的炕上，在我身边的是一个我没见过的姑娘。问起来，才知道是我儿子的朋友陈姑娘。那陈姑娘答允每月暂且供给我十块钱，说以后成了事，官家一定有年俸给我养老。她说入要命党也是做官，被人砍头或枪毙也算功劳。我儿子的名字，一定会记在功劳簿上的。唉，现在的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也糊涂了。陈姑娘养活了我，又把我的侄孙，他也是没爹娘的，带到她家，给他进学堂，现在还是她养着。”
老太太正要说下去，可为忽截着问：“你说这位陈姑娘，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