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了后窗。 老赵遇到的事一句话可以讲完：一家人，男的把女的打了。 按说，应该鼓励依法办事，让女的告男的，把男的绳之于法。可家里还有小的，这样，一家子就散了。老赵没惊动妇联和公检法，而是请来老的，狠批男的，安慰女的。最后，男的给女的道歉，女的给大家做了一顿吃的，大事化小，一了百了。 说到这，才用上了梁先生、陈先生的专业，理论分析是必要的。 看来，法律还有些分法。比如公法和私法，公法让国家稳定，私法看护个人利益。
尴尬与误读 （5）
18世纪，法国人孟德斯鸠就曾提出过地理因素说。也就是说，法律和地球纬度、地貌、冷热以及人种都有关系。比如热带地区法律为什么允许早婚和一夫多妻，是因为热带地区人和热带地区植物一样长得快，熟得旱。同时，热带及亚热带国家盛行严刑峻法，就是因为那里的酪热容易使入暴躁和不理智。到了温带和寒带，法律也随之宽和起来。 这些说法不可全信，却可以借鉴。一个包含不同地理环境的大国，它的法律在讲究国家统一性的同时也应该尊重地方区域的不同性。所谓既遵守国家大法的权威也考虑乡规民约的合理就是这个意思。 节目播出后不久，我在一个偶然的场台遇到了美国大使馆的一位中国通。知道我是谈话节目、主持人十他马上挑起一个话题，坚持说中国是发达国家，理由是他们总统在这里享受的待遇和发达国家一样。如果是发展中国家，根本没这实力。 我告诉这位中国通几句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打肿脸充胖子… 看他听得上瘾，我又讲了老张和老赵的故事。 有人提出质疑，既然你们节目有这么多的文化内涵，我怎么看不出来呢？ 我说，圣人说得好，谁难受谁知道。 用一个通俗的形式表达一种复杂的理念，并不像说起来那么简单。首先，做法和想法就有着天然的差异，实施者无意中又衰减了几分，接受者的随意状态再次流失些信号，最后的结果就可能是南辕北辙。 我曾经连续三天做过揭露人体电子增高器骗局的报道。广播时为了客观，没加贬损的字眼，播出后居然收到 500封求助信，希望代买此产品。 我们做过辅助生殖技术击溃传统旧观念的节目，其中，花了相当篇幅陈述试管婴儿的利与弊。播出后，电话铃声大作，纷纷要求就到这个医院，就找这个医生，就用这些试管。成了医疗广告，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办公室的电话每天还在响着，我们时刻咀嚼着沟通不良的苦果。 有人想买我们推荐的蜗牛、蝎子。 有人想买我们的树苗。 有人想吃我们的药。 有人想和我们合作加工饺子和大碱馒头。 有人想谈我们介绍的对象。 有人想让我们修电视机和燃气灶。 有人想和我们合伙再开一个饭馆。 对天发誓，这些事我们一件没干过。我想，这或许是推介新观念、新思维的副作用。 有点文化不易，传播更难。 更多的时候，是我们默默体会接壤文化以后，内心充实与平和的感觉。 文化要求受众的理解力，没有这个能力，都是文化人也没戏。 画家戴敦邦1977年和一群画家去了敦煌。 偶然机会，他钻进了465窟，一个元朝前期的密宗洞。 回到宾馆，戴先生与同行们大谈感受，他认为，作为传统的工笔画，在色彩的运用上打破了固有色和不注意整个画面色调关系，大红大绿孤立地乱用，不懂得黑白灰互相映衬的惯例，然而，这反倒给人一种艺术启迪。 戴先生谈得眉飞色舞，却未能引起同行画家们的注意，甚至不断投去不信任的目光。 因为他们一致认为，戴先生去465窟，是想家了。
第13期的时候 （6）
《实话实说》做到第13期的时候，策划陈骞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选题。陈骞告诉了邝阳。已近不惑的邝阳听完选题，手舞足蹈。当时我正和也夫下象棋，竖起耳朵听到他们轻声交谈，其间邝阳拍了两次手，陈骞还吃吃地笑，莫非真是个好选题。 一盘棋过后，老邝笑吟吟地说，小崔，我们找到了一个特棒的选题，猩猩活。 猩猩活？名字听上去很费解。老祁仍旧笑吟吟地重复：猩猩活。我猜想又是老邝的口音问题。上次吃饭老祁夸奖河南，说什么他的自行车坏了，有4个人主动上来帮着修，他问路，人家放下手中的事，给他领路……我实在听不过去了，高声说，老邝，河南我去过，不是这样。老邝也不甘示弱，拉开架式，回击道：你是哪年去的？陈骞忙出面调停，别吵，误会了，小崔说的是河南，人家老邝说的是荷兰。 果然，老邝说的猩猩话，正确发音应该是星星河。 星星河，多么富有诗意。 我刚在电视上露面的时候，有过这样的念头，觉得自己决是灿烂银河中的星星了。 陈骞一开口，我知道他说的星星河和我的浪漫是两回事。3个独生女的父母决定让3个孩子一起学习，一起玩，目的是让他们感受到有伙伴的快乐，他们为这个小集体起名叫星星河。现在是，孩子一家一个，孤苦伶仃。这有意思吗？意思，是那时我衡量选题的第一标准。陈骞和老邝异口同声，绝对有意思。 陈骞介绍他掌握的情况，洋洋洒洒，一口气说到吃午饭。我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么多事，重点说哪个，稍带说哪个，这么多理，哪个深说，哪个又浅说。 看到我热情不高，老邝多少有些郁闷，陈骞则匆匆地扒拉了一口饭，进了别的屋。 下午再谈的时候，陈骞抱了一大堆卡片，每个卡片上都有一个星星河的故事。 陈骞把这些卡片一字排开，然后说了一段令我终生受用的话，节目主持人就是火车司机，带上乘客，一路开过去，边走边欣赏沿途的风光。每到车站就要停下来，大站还要多停一会儿。火车能行走得安全，停靠得稳当，是因为有铁轨。乘客一路赏心悦目，一是因为窗外有风光，二是火车停停走走的节奏感，使旅途变得不再漫长，不再乏味。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节目，节目中展示的事实有详有略，这就是窗外的风光，停靠的站台就是我们争论或讨论的层面，怎么能让事实的展示和理性的探讨都清晰，靠的就是轨道——所谓谈话的脉络。 听君一发言，省下买书钱。 这样的感觉以后我还有过多次。有段时间，很多人说我有现场控制能力，干头万绪，众说纷坛，都可以处乱不惊，一一化解，听多了，还真有些飘飘然。 这个时候，王韧来了。 王韧是上海东方电视台的编导，属于解放后最早做谈话节目的一拨人。他们制作的《东方直播室》，出手不凡，第一期开始就直播，我到现在还固执地认为，直播是谈话节目的最高境界。 王韧话不多，看完我录制一期节目后，不紧不慢地发表意见。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大家紧紧巴巴的。 我说，当然，我控制着现场呢。他说，大家不轻松，算不得上乘的谈话。不容我反驳，他紧接着说，当然，在录制现场让大家争相开口已经不容易，但如果大家说的不是自己的话，不是自己熟悉的方式，不是自己确定的语气，既便是很中听，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听得有些心凉，感到自信心受到打击。
主持人的形象 （7）
王韧授着说，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抽着烟，散着步，信马由缰，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刚才我们沉默不语，难道这沉默就没有意义吗？其实，沉默里也有丰富的信息。沉默是金。可是你们的谈话现场为什么没有金呢，所有的空隙都被语言、掌声、笑声填满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场真正的谈话。好的谈话就像漫步聊天，话题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却不会偏离主题。一会儿，你是谈话的组织者，一会儿，他是谈话的发起者。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因为轻松所以避免了言不由衷。 漫步聊天不只追求有意思，更要有意味。有了意味才会有意思。 这成为我们节目对品味和格调的要求。从那以后，观众在电视上看见我提着话筒在观众席间不停地走动，不断地发问，这样的镜头以前都会被剪掉，因为被认为无用。现在细心的观洲门发现，就这么走着谈话空间就出来就像王韧研究的那样，有用的和无用的是会转化的。 有一天有人请吃饭，一下来就点了道凉菜，凉拌萝卜皮。萝卜皮通常是视为无用的。看见萝卜皮，我想起了王韧。 录像那天，星星河的3个成员和母亲一起来了。 3个女生，都是齐眉短发，都上小学二年级。 进了演播现场，他们高兴地欢蹦乱跳，在他们眼里，演播现场和在家里没有什么区别。这猛然提醒了我，如果观众进了演播室都这样放松，那么谈话一定会自然。 这时，陈骞和邝阳走了过来。陈骞说，记住，大站停，小站不停；老邝说，再重复一下，这个团伙叫猩猩活。 观众基本到齐，我忙回身招呼3位小嘉宾：“快过来，咱们准备录像了。” 3个人倏地凑了过来。 我再一次默记他们和他们团队的名字：猩猩……去，星星河，辛雨奇、周鹤、陈若欣，女，均是小学二年级。 陈苦欣，有特点，小胖子。 这时，陈若欣发问了：“今天谁是主持人啊？” “我呀。”我捋了一下头发。 陈若欣忽然说：“叔叔，你长得这么难看，还当主持人啊？” 那一刻，只觉得斯文扫地，手足无措。 我在弟兄中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都夸：“老大精神，老二利索”。偏偏到了老三，满世界找不着合适的词，“这是老三，老三好啊，最小吧，哼哼，哈哈。” 母亲总是把话接过来说：“其实我们老三穿上好衣服挺精神的。” 第一个女朋友离我而去时说：“我听不了那些冷言冷语。” 1993年，我的同学时间力邀我出山主持《东方之子》，被我婉言谢绝，当时告诉他出镜头没有什么意思。其实，是怕形象不行。 后来，形象一般的白岩松担当了重任。 时间在接受一家杂志社记者采访时这样说我：小崔一开始没太在意这件事，后来，他推荐白岩松。白岩松一举成功后，他看到自己往日的小兄弟一飞冲天，心理开始失衡。他艳羡小兄弟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等后来我们又去找他时，他爽快地答应了。 他（时间）也是揣测。
首次出镜遭讨伐 （8）
我去大学讲座，这样遮掩这件事，我觉得自己形象一般，就推出了一个比我还丑的，把白岩松推出去了。每说到此，都是笑声一片，掌声一片。 那次去北京外国语大学，一个女生说，你知道白老师怎么说？他说台里先推一个丑的，看看反应不大，就把最丑的推出去了。 平心而论，按传统的选择标准，新闻评论部符合规范的主持人只有敬一丹一人，其他的都不合格。 在我推诿犹豫的时候，时间和乔艳琳带我去找徐晶，公认的电视造型第一高手。 徐晶第一句话是，怎么又找一个这样的，你们看中的人都怪怪的。看来，小白也让他伤了不少脑筋。说归说，等到化牧的时候，徐老师非常耐心。半个时辰后，我从乔艳琳的惊异眼神中看到了什么，我一照镜子，只一个字，帅。前半生的自卑一扫而光。 时间叼着烟，不紧不慢地说，他以前嘴角可是有些歪的，歪得有意思。再说，坏笑呢，坏笑怎么也不见了。我心中升起一股无名火，你个大白胖子四方脸，不在街上走，不知白眼贵。 徐老师听出了时间的意见，递结我一块肥皂，让我洗尽铅华，她要推倒重来。 1996年3月16日早晨，我在电视上第一次以主持人身份出现，一时间，讨伐之声不绝于耳。 一封信这样写道：我们全家互相问，中央台怎么了，欺我中华无人吧。姓崔的，你要知趣，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没听说又要“严打”了？这封信来自北京。 后来，兰州、西安、银川、苏州等地观众相继用不同方式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倒是北方的观众，没太为我的电视形象纠缠。也许东北人漂亮的多，随便一个赶车的都是浓眉大眼，漂亮也就不值几个钱了。 两年以后，我们做春节特别节目《吃的学问》，请来一位胖胖的厨师，录完节目后他拉着我说，你一定记得节目刚开播时北京有家人写信骂你。 我说，记得。 他说，那一封信是我们全家讨论完我执笔写的。 说完，他笑了。 我的策划同事最爱和我说的一句话是，换个角度思想。 假如我是电视观众，节目内容且不说，主持人个个相貌平平，我该是个什么心情？距离产生美，如果大家长得拉不开距离，何美之有？ 我喜欢屏幕上的杜宪、李修平、海霞、王小丫，她们的美，让观众觉得，买台大彩电值得。 换个角度一想，我想通了，我对小胖子陈着欣说，快坐好，叔叔马上开始主持了。忽然，我又冒出—个念头；把刚才的一幕告诉现场观众，让大家和我一起分享监尬。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