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性和可读性。 ⑤ 陈宁注：也许，正是梁先生的这种谦虚的美德或者说自卑的心理令他不能真正超越原作和原作者，使自己陷入解析原始文本，因缺少翻译者的二度创作，和拘泥于原作和原作者的本身固有的文化和语言传统而失去了汉语的光彩。我以为，梁先生译的“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一朵野花里一座天堂”不如译为“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虽然英国人不信佛陀）或者“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更贴近原意更符合中文的习惯。而且，诚如梁先生所言，“原封不动地移植”，在梁先生译的《严重的时刻》第二段德文的“Nacht（夜）”梁先生却译为“Welt”（世界），于中文气势、文辞统一严谨，于原文则不信不达。诗歌不是说明书，我想，太固执于原文行文只能令诗意荡然无存。
散后
一
花对诗人说：
“我们的花虽有大小，
我们都是各自创造我们的艺术的，
都是一样美丽的呵。”
二
在生命的路上，
快乐时的脚迹是轻而浮的，
一刹那便模糊了。
只有忧郁时的脚印
却沉重的永远的镌着。
三
幽梦里，
我和伊并肩默默地伫立，
在月明如洗的园中。
听蔷薇滴着香露，
清月颤着银波。
晚祷之二——呈敏慧
我独自地站在篱边。
主呵，在这暮霭的茫昧中。
温软的影儿恬静地来去，
牧羊儿正开始他野蔷薇的幽梦。
我独自地站在这里，
悔恨而沉思着我狂热的从前，
痴妄地采撷世界的花朵。
我只含泪地期待着——
祈望有幽微的片红
给春暮阑珊的东风
不轻意地吹到我的面前：
虔诚地，轻谧地
在黄昏星忏悔的温光中
完成我感恩的晚祷。
杨建民：学术争辩与文化精品
著名翻译家、诗人梁宗岱教授是个十分爱争辩的人，不过他争辩的多是学术问题。
梁宗岱可谓少年得意。在上中学期间，他的诗文已登在著名的《东方杂志》、《学生杂志》和《小说月报》上了；16岁时便博得“南国诗人”称誉。17岁时被郑振铎、茅盾邀请加入“文学研究会”；在游学欧洲期间，以法文在著名的《欧罗巴》、《欧洲评论》等杂志上发表诗作，又将王维、陶渊明等的诗歌译出发表，得到罗曼 ·罗兰的非常欣赏；他同时与法国现代派大诗人保罗·瓦雷里有密切交往，他译成的法文本《陶潜诗选》还由这位大师亲自序言，并给予高度评价。28岁回国，即担任北京大学法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以后陆续在南开、复旦、中山大学等著名高校任教，教学著译，终生不渝。
梁宗岱的好争辩是有了名的。萧乾先生写的纪念林徽因的文章中，便谈到当时梁宗岱与林之间为一些学术名词争辩得面红耳赤的情形。前不久读到韩石山先生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三十年代梁宗岱与两位好友李健吾、朱光潜为滥用名词风气展开的一场强烈的争辩。这次论争后来牵涉进来的还有巴金、沈从文等人，阵容名气之大，一时轰动文坛；梁宗岱与徐志摩是朋友，1931年，梁给徐写了一封论诗的长信，信末说：“这种问题（即诗，笔者注）永久是累人累物的。你还记得么？两年前在巴黎卢森堡公园旁边，一碰头便不住口地口罗唆了三天三夜，连你游览的时间都没有了。”亏得徐志摩爱诗又有好耐性，否则谁乐意就“诗”的问题讨论几天，连花都巴黎都无暇游览呢？
梁宗岱与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是游欧的朋友，后来回国还在一块住过相当一段时间，但是，用梁宗岱文章中的话说：“朱光潜先生是我的畏友，可是我们的意见永远是分歧的。五六年前在欧洲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没有一次见面不吵架。去年在北平同寓，吵架的机会更多了：为字句，为文体，为象征主义，为‘直觉即表现’……” 这篇文章是梁宗岱读到朱光潜名文《刚性美与柔性美》后，因在外无法面对面争辩，而又要争辩的产物。
最精彩的怕是著名古希腊研究学者罗念生教授的回忆了：“1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见面，两人曾就新诗的节奏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因各不相让竟打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两位大教授，著名学者为学术问题大打出手，场面一定非常有趣，也真是当年学术魅人的绝佳证据了。
然而，正是因为对学术问题如此痴迷，如此投入，如此一定要争辩到打斗的精神，使得梁宗岱不多的著述有了长久的生命力。三十年代，他出了两本不厚的文艺论著《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八十年代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合集再版后，在文艺理论界产生很大反响；此书近日又由出版社出版，并予以高度评价。他不多的外国诗译，至今仍是各种选本的收录对象；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被悉数收入由众多译家注入心血的《莎士比亚全集》。此译文单行本在台湾出版时，诗人余光中作了长序，誉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最佳翻译；他翻译歌德的《浮士德》，由于译稿被“文革”火毁，只余半部面世，便就这半部，便有海外学者比较认为：是目前内地五部《浮士德》译本中最优秀的……
好争辩，似乎在近来很难被人接受了。可只要是纯粹学术的，争辩肯定有益于从多方面、多角度来深入理会问题的。它可以使人摆脱片面，从而追索到学术底蕴，使得问题愈来愈清晰，愈来愈接近学理的本真，梁宗岱先生的著译可以为证。当然，这争辩必须是纯粹学术的，可惜眼下为学术这般投入争辩的执著人几乎见不到了。
甘少苏：想起了梁宗岱先生
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
一朵野花里一座天堂
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
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
梁宗岱译勃莱克：天真的预示
诗人彭燕郊教授送我一册他作序的小书：《宗岱和我》。这是梁宗岱先生的夫人甘少苏女士的回忆录。甘少苏女士原是粤剧演员，她谦逊地自称“半文盲”，和梁宗岱先生结婚以后，才开始学文化。或许是由于她天资颖慧，且和梁先生共同生活了近四十年，相濡以沫，至情所锺，这位“半文盲”记述的名震一时的诗人和学者生活经历的书，写得异常质朴、动人。当然，论述梁宗岱先生著译成就、学术思想等等，非她能力所及，对一些文化史实的论述与鉴别，也非她所长，读者自不会在这些方面加以苛求的。
梁宗岱先生早就人为地被中国的诗坛和翻译界遗忘了。还在一九八○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规划出版《诗苑译林》丛书时，我曾参与了这套丛书的规划设计、选题审定等方面的讨论。其中除冰心先生、罗念生先生、卞之琳先生等许多名家都有专题的译作外，出个人译诗集的那时暂定了戴望舒、梁宗岱、徐志摩、朱湘、孙用、戈宝权、施蛰存等先生。讨论选题时，有人问：“梁先生还在世么？” 一位毕业于广州外语学院的青年编辑说：“还在。在广外呢！不过，病得不轻。” 译文编辑室其他同志，对梁先生近况，则一无所知。结果，决定委托彭燕郊教授和他联系。一九八三年便出版了由唐荫荪兄担任责任编辑的《梁宗岱译诗集》，除去毁于十年浩劫的《浮士德》第一卷外，几乎包括了他所有的译诗，印了二万七千五百册。书出版后不久，梁先生就辞世了，但他总算亲眼看到了那集子，虽然那书也只能算是一九三四年商务出版的《一切的峰顶》的翻版。
除了一九八二年第三期《新文学史料》发表了张瑞龙同志的长文《诗人梁宗岱》之外，可以这样说，《梁宗岱译诗集》的出版，使读者重新记起了这位“五四”以后颇有些影响的诗人和翻译家。而《宗岱和我》的出版，则使读者们比较系统地了解到这位诗人和翻译家的坎坷际遇，阅后不能不使人一掬同情之泪。甘少苏女士记述的梁宗岱先生的前半生，才华横溢，奋发有为，十八岁时，由于在文学创作上崭露头角，得到了郑振铎先生和沈雁冰先生的赞赏，被邀参加“文学研究会”；随后到欧洲留学七年，在法国，同时得到了两位思想、艺术倾向迥然不同的大师保罗· 梵乐希（今译瓦勒里，Paul Valely，一八七一——一九四五，去世后，法国曾为他举行国葬）和罗曼·罗兰的赏识。梵乐希与他结为至交。罗曼·罗兰非常欣赏他法译的陶渊明的诗，在给他的信中称这种翻译是“杰作”，“令人神往”；并在瑞士的寓所，破例接待过他。梁宗岱先生也一再提到这两位大师给予他不可磨灭的影响。一九三一年回国后，他先后在北京大学法文系、南开大学英文系担任教授，抗战时期任复旦大学教授。那时，他生气勃勃，努力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甘少苏女士这些记述，与温源宁教授在三十年代所写的《一知半解》一书中，对梁先生的记述，大体吻合。温源宁这样写道：
“万一有人长期埋头于硬性的研究科目之中，忘了活着是什么滋味，他应该看看宗岱，便可有所领会。万一有人因为某种原因灰心失望，他应该看看宗岱那双眼中的火焰和宗岱那湿润的双唇的热情颤动，来唤醒他对‘五感’世界应有的兴趣；因为我整个一辈子也没见过宗岱那样的人，那么朝气蓬蓬，生气勃勃，对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荣华世界那么充满了激情。”（温源宁著《一知半解》，南星译，第56—57页）
温著作于三十年代，那是用英文写的，中译本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才出版，其时，梁先生去世已过五年，我估计，甘少苏女士不一定读过，可是他们两人的记述不谋而合。
后半生的遭际与前半生就颇不相同。这位虽不服膺共产主义，但却颇想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中国做些有益事业的著名的知识分子，却屡遭打击，以至一蹶不振。先是在广西的一个专区，蒙受近三年冤狱，经党中央干预后，才得平反。平反后，为了谋生，也为了济世，潜心研究中草药；一九五六年才到中山大学教书。不久，又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抄家，囚禁，挨斗，罚跪，被打，致伤，几乎送命。他性情刚烈，宁折不曲，在这样的处境中，当然就也只能选择了一条自我麻醉的道路：皈依了宗教。但也就在被斥为“草包教授”，弃若敝屣的时候，在海外，特别是在法国的知识界，却把他作为一种智慧的象征在怀念着他呢。彭燕郊教授为甘少苏女士此书作的序言，颇为深刻地描述和分析了梁先生从乐观向上到痛苦幻灭的“精神旅程”以及其私人感情生活的曲折道路，写得悲凉、沉痛，读后不能不引起一番深思。
“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我想，除了彭燕郊教授的序言里明睿地提出的一些问题外，对这场看似是个人，其实是中国众多知识分子的悲剧，还应该反思些什么呢？
从一九二七年开始，到一九四九年引导中国革命获得最后胜利的那两场国内革命战争，主要目的之一是推翻封建统治，但它自身却不能不带着农民革命战争的色彩与封建的局限和烙印。战争的一切轨迹和伤痕，光焰和阴影，喜剧和悲剧，都不能不在这以后的历史上得到折光的反映。梁宗岱先生个人的遭遇和悲剧，反映了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战争过后的遭遇和悲剧。梁宗岱先生在五十年代初期的近三年冤狱，正是这种状况的反映。那时，他生活在广西一个边远的专区，正积极地拥护新政权，为新政权献力献计献策，由于对“左倾幼稚病”提了些直率的意见，得罪了这个专区一个头头，一个“最高权力的代表”。（其实，代表那个地区的最高权力的，是人民代表大会，那个头头只是一个公仆呢。）这就种下了构成冤狱的祸根。那正是一个被誉为“和尚打伞”的时期，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其危险程度，不言自明；而这个“权力的代表”当然不可能知道什么是诗的价值，精神的力量，什么文学研究会，什么罗曼·罗兰，梵乐希。以后，还是梁先生在监狱中偷偷写了一封长信，由好心的看守所长私下递给甘少苏女士，再用双挂号由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志让转呈毛主席，最后，才由党中央，中南局，广西省派了调查组，查清了这是冤案，下令放人，派人到监狱里向梁先生道歉了事。这时，近三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读到甘少苏女士的这些记述，我不禁捏了一把汗，假如那封信没有送到毛主席那里去呢？这就不堪设想了。这实在可怕。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在制造这场冤狱的过程中，确也有一些爱护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