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瞅他们，其实是在巴望他们赶快结束这场十分不协调的演奏。
①原文是英语。译文是音译，可译黑人歌唱家。
有一天我们正在这样充当他们的观众的时候，我看到他们中间那个最稀奇古怪的人在向马西亚打招呼。起初我以为他是在嘲弄我们，他大概想用什么粗俗的恶作剧来逗笑观众，因而我们马上要成为他的滑稽节目的牺牲品了。但我大吃一惊，马西亚竟然友好地回答了他的招呼。
“你认识他？”我问。
“这是博勃。”
“博勃是谁？”
“我在加索马戏团里的好朋友。就是我对你讲过的两个丑角中的一个。多亏了他，我才学会了几句英语。”
“你刚才没有认出他来吗？”
“活见鬼！在加索马戏团里，他脸上抹的是面粉；现在涂上了黑鞋油。”
黑人歌手的节目演完后，博勃向我们走来，从他和马西亚交谈时的神气上看，我的伙伴是多么能讨别人的喜欢，一个亲兄弟也不见得能比这位从前的小丑在眼神和语调中流露出更多的快慰了。“马戏团里的日子实在受不了，”他对我们说，“我只好换个地方，现在当上江湖艺人了。”但是时间不允许他和马西亚继续把话说下去，卖艺人要多赶场次，这是大家知道的，我们只好很快就分手；他跟着他的班子走了，我们呢。我们就到他们不去的地方演我们的节目。两位好朋友约定在下一个星期日再碰头。他们要畅叙自从分别以来的各自的遭遇。也许是出于对马西亚的友谊，博勃对我也表示很大的好感，从此我们就多了一个朋友；多亏了他的经验和忠告，我们在伦敦的街头生活变得安逸和自在起来了，这是我们直到这个时候为止还从来没有感到过的。博动很喜欢卡比，常常羡慕地对我们说，他如果有卡比这样一条好狗，他一定很快就会发财。他不止一次地建议我们三个人，也可以说是四个人，即他本人、马西亚、卡比和我，大家一起合伙干。可是我不想离开我的家；我既然连回法国去看看丽丝和我的朋友都不愿意，那更无意跟着博勃去跑遍整个英国了。
圣诞节渐渐临近。现在我们离开红狮院的时间不是在上午而是在晚上的八点或者九点钟。到了这个时刻，我们便向选定的一些地区走去。
我们先是在不再有车辆开过来驶过去的广场和街道上演奏，适当的宁静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唯有这样，我们的乐声才能穿过紧闭着的门窗，去唤醒酣睡在床上的小孩，宣布在所有英国人的心目中如此隆重的圣诞节就要到来了。随着时针一圈又一圈地逐渐指向半夜，我们离开小街和广场。走上了大街；这时，戏院已经散场，满载最后一批观众的马车已经驶过，夜的寂静才刚刚代替了白天的嘈杂声，我们的时刻到了。我们开始演奏最动人、最柔和的曲子；这些曲子都具有感伤的或宗教音乐的纯净的特色。马西亚的提琴在哭泣，我的竖琴在呻吟。当我们停下来休息片刻的时候。晚风给我们送来了远处别的歌唱队的乐曲。我们的音乐会结束了，“女士们、先生们晚安！圣诞节愉快！”
然后，我们向更远一点的地方走去，另一场音乐会又要开始了。
夜里，睡在舒适的被窝里，压上暖和的鸭绒压脚被，躺在床上听音乐，想必是非常惬意的；然而，我们是在街上，没有被子，更谈不上鸭绒压脚被。我们必须演奏，而我们的手指是麻木的，它们快冻僵了。有时顶在我们头上的是白雾蒙蒙的天，潮湿的雾气就钻进我们的内衣；有时是闪光的、碧蓝的夜空，北风就把我们紧紧裹了起来，直刺肌骨；温暖柔和的天气是没有的。圣诞节的气候对我们是多么严酷！尽管这样！在连续三个星期的节日中，我们天天晚上出去，一夜也没有漏掉过。
在店铺关上门窗之前，我们不知有多少回滞留在家禽店、水果店、食品杂货店和糖果店的门前张望。啊！多么漂亮的肥鹅！多么肥大的法国火鸡！好肥的白汁子鸡！那橘子山和苹果山，那成堆的栗子和李子干，那冰镇般的水果，不论你的眼睛看到哪里，处处都让你垂涎三尺！
世上有些幸福的孩子，他们只要扑在父母的怀里，就可以得到他们想吃的甜美食品。
象我们这样一些可怜的、贫穷的孩子，大家知道，只有在自己的幻想中，才能看见穷人茅屋里的这些家庭节日可以和贵族气派的庄园里的一样美好。
快乐的圣诞节，是为那些有人爱着的人而来到的。
第19章 马西亚的忧惧
詹姆士·米利根先生没有在红狮院露面，至少可以说，尽管我们监视得十分严密，还是连他的影子也没有见着。
圣诞节一过，又应当白天出门了，这样，机会就更少了；只有星期天我们还有些希望，因而在这个本来是娱乐消遣的日子无形之质，形而下为有形之物。南宋朱熹认为，理为形而上，我们也不得不留在家里，不能出去散步。
我们在等待着。
马西亚虽没有把我们的忧虑向他的朋友博勃全盘托出，但还是把我们正在等候米利根先生这件事向他的朋友说了，问他是否有办法了解到那个始终陪伴着她的残废儿子的米利根夫人的地址，或者能了解到詹姆士·米利根先生的也行。博勃回答说，应该先知道这个米利根夫人是谁，或者知道米利根先生的职业和社会地位也可以；因为伦敦有很多人都姓米利根，在英国姓这个姓的人就更多了。
我们没有想到过这一点。我们只知道有一个米利根夫人，她就是阿瑟的母亲；有一个詹姆士·米利根先生，那就是阿瑟的叔父。
马西亚于是又开始跟我唠叨，说我们应该回到法国去，我们的争吵厉害起来了。
“你想放弃寻找米利根夫人了？”我问他。
“不，当然不放弃。但没法证实米利根夫人还在英国。”
“但更没有根据说她在法国。”
“我看有的。既然阿瑟有病，她母亲就会把他带到一个气候对恢复他的健康有好处的国家去。”
“也不见得只有在法国才能找到这种有利健康的好气候。”
“阿瑟在法国已经痊愈过一次，他母亲就会再把他带到法国去疗养；再说，我希望看到你离开这里。”
唉！尴尬就尴尬在这里。我不敢追问他为什么非要我离开这里不可。因为我害怕他回答的正是我不敢听到的。
“我害怕，”马西亚接下去说，“你瞧着吧，我们将要遭到大祸。我们走吧！”
但是，尽管我的家庭对我的态度没有改变。尽管我的祖父依然狠狠地冲着我啐唾沫，尽管我的父亲对我开口就是命令，尽管我的母亲从不正眼看一看我，尽管我的兄弟们无休止地搞些恶作剧来阴损我，尽管安妮只要有机会就向我表示她对我的憎恶，尽管卡特只是在我给她糖果的时候才对我显出热情，但我还是既下不了决心去听从马西亚的建议，也不敢相信他所断言的，说我不是德里斯科尔老板的儿子。怀疑嘛，我也怀疑的，但要我肯定自己是或不是德里斯科尔家的人，那我办不到。
时间慢慢地在过去，过得很慢，但毕竟一天天、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了，我们举家离开伦敦到英国各地去奔跑的日子到了。
两辆车子都重新上过漆，它们都已经被装下了可能装得下的所有准备在销售旺季里卖出去的百货。
那么多的东西，居然能够全部装在两辆车子上，不能说不是奇迹：布匹、针织品、帽子、头巾、手绢、袜子、衬裤、背心、钮扣、线、棉花、零头毛料、绒线、针、剪刀、刮胡刀、耳环、戒指、肥皂、香脂、鞋油、烙铁、给马和狗治病的药粉、去污粉、牙痛药水、生发水和染发水等。
人们当着我们的面，把一捆捆并不是从商店直接来到红狮院的包裹，从地窖里取出来，装上了售货车，而这些东西，通常都应该是从商店卖出来的。
车终于装满了，马也买来了，但马是从哪儿买来的，是怎样买来的，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只是看到马被牵了过来，因而知道出发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了。
我们怎么办，他们会让我们干些什么？是和祖父一起留在伦敦的红狮院里，还是象阿合和南德一样去做送货上门的生意，或者跟在这两辆车子后面，于我们乐师的本行，在沿途的村庄和城镇继续演我们的节目？
我父亲早就发现我们可以用小提琴和竖琴给他挣大钱，所以决定让我们跟着车辆当乐师，但他直到出发的头天晚上才向我们宣布他的这个旨意。
“回法国去，”马西亚对我说，“一有机会我们就逃走。”
“为什么不在英国作一番旅行呢？”
“因为我已经对你说过，大祸就要落到我们的头上来了。”
“但是在英国我们有机会找到米利根夫人。”
“我相信在法国也会有这个机会，而且可能性更多。”
“不过还是先在英国试试。下一步再说吧。”
“那你就要自作自受了，知道吗？”
“不知道。”
“我是说，我要不管你了，我将一个人回法国去。”
“你是对的，我还要鼓励你这样做。我知道我没有权利留住你；我也知道，你是非常乐意和我在一起的。但是，走吧。你看到丽丝的时候对她说……”
“我看到她的时候要对她说，你又傻又坏，居然认为在你不幸的时候我会离开你！因为你现在是不幸的，非常不幸。但我干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了，竟使你有这种想法？你说吧，我对你犯了什么过错？什么也没有，对吗？那么好吧，我们跟着他们一起上路吧。”
我们于是又重新走上了大路。但是这一次，该去哪里不该去哪里，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都不能再由我来做主了。不过离开伦敦还是使我有一种脱离苦海般的感觉；我可以不再看见红狮院，不再看见地窖的那块翻板。这块翻板，尽管我不愿意看到它，我的目光却总是不由自主地要去看看它。不知有多少次，我总是突然从半夜的熟睡中被惊醒，因为我在梦里、在梦魇中看见一束红色的亮光从我的小窗户外面射进来。这当然是一种梦幻，但是，难道因为它是梦幻就不要紧了吗？尽管这种亮光我只见到过一次，但已经够了，我老是感到它在我眼前晃动，好象一团炙人的火焰。
我们跟在车辆后面走着。现在我们呼吸的已经不再是贝司纳尔格林区的那股对健康有害的臭气，而是沿途美丽田野的清新好闻的空气了。这些田野，它们在自己的名字上也许并不带着“格林”这个字眼，但却能让你的眼睛看到绿色，让你的耳朵听到鸟儿的歌唱声。
在我们出发的当天，我看到了父亲是怎样叫卖他的标价极贱的东西的。
我们来到一个很大的村子，先把车辆停放在大广场上，然后放下车身后面的挡板，所有的货物就很快摆开在好奇的顾客面前了。
“请来看看价钱，请来看看价钱！”我父亲大喊大叫，“不管天南海北，反正不会再有比这更便宜的价钱啦！我进货不付钱，卖货就几乎不要钱。这不是卖，是奉送！看看这价钱，看看这价钱！”
我听见那些看了价钱的人一面走开一面说：
“这些货该不是偷来的吧？”
“他自己也是这样说的。”
倘若他们朝我这边看一眼，我那个羞得通红的脸就会让他们明白，他们的估计是多么有道理；假如他们没有看到我这一脸害臊的神色，那么马西亚是看到的；因为当晚他就跟我谈到这件事情，而通常他总是避免太直率地提到这个问题的。
“你能一直忍受这种耻辱吗？”他问我。
“如果你不想让这种耻辱更增加我的痛苦，那最好别跟我说了。”
“我可不愿意你痛苦。我愿意我们回到法国去。我一直跟你说，有灾难要降临；我还要对你说，我预感到这个灾难很快就要降临了。你应该知道，总有一天警察会想到该了解一下为什么德里斯科尔老板把他的东西卖得这样便宜，到了那个时候。事情会怎样呢？”
“马西亚，我求你不要……”
“你自己不愿意想这个问题，那我就来替你想：无论我还是你都没有干坏事。但迟早人家会把我们统统逮起来。到那时候，怎么证明我们什么也没干，我们将怎样为自己辩护呢？我们吃的面包不就是用这些贼赃换来的钱买的吗？”
这种想法还从来没有在我脑子里出现过，我感到好象有人在我头上重重地敲了一锤。
“面包是我们自己挣的。”我尽力为自己辩解。马西亚说这样的话，当然并没有恶意，但我反对这种说法。
“你说的是事实。”马西亚回答说，“但我们已经参与了那些不干活就有面包吃的人的勾当了，这，同样也是真实。警察会这样来看待我们，而且也只能是这样看待。我们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了，所以我们也将跟那些人一样被判刑。一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