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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竟有这样的经历：有一次他被拖到社会上去参加批斗大会，路上被踩脱了一只鞋子，他不曾有抬回的自由，只好赤着一只脚走去。会前他被单独临时禁闭在靠近会场的一间小屋里。他紧张地等待着即将施加到他身上的狂暴。这时候他发现外面有人透过玻璃窗在窥视他。他立刻敏感到这是把他当作笼子里的困兽在欣赏；他忍受不住这种动物园的游戏，猛地。站到了窗口。他看到那个人的脸刷地涨得通红，羞涩而痛苦地低垂着眼睛，惶遽地闪走了，而窗台上却放着他被踩落的那只鞋。这件事给李稼夫留下了不能磨灭的印象，因为他看到了那个人的脸上流露出来的感情比他自己还要难受。他同他素不相识，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做什么工作；他长得同大多数人一样的身材，一样的脸型，穿着大多数人一样的衣服，毫无特色。但是他却在李稼夫的脑海里占据了那么特殊的地位，十年来无数次清晰地而且是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虽然后来一直没有再看到这个人，但是李稼夫总觉得这个人在每一个群众场合里面，似乎一直伴随着他，而使他终身难忘。
山头那边的远空里缓慢地飘过来一缕轻纱似的白云，它无声无息，高高在上；但宽阔的天空却似乎只有作为它的背景才能证明自己确实存在。李稼夫不禁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叹息。他想到自己过去的研究工作正像这一缕白云，它和人民不发生任何直接联系，以至于许多人不知道他搞的是什么名堂。太专门了，太尖端了。然而也只有同他相类似的那些专门的、尖端的科学研究，才能够最终地对人民的生活发生巨大的影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实也首先体现在这个方面，它保证了在比较穷困、比较落后的现实条件下进行最先进的科学研究，从而保证了它的前景会变成现实。它就是作为这样的“白云”的背景而存在，一旦“白云”没有了，人们也就失去了对它的实感。认识到这一点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一阵劲风吹散了迷雾，走破了脚底才发现自己仍站在原地，不得不忍着苦楚，咬紧牙关向前追赶。这一切该是多么令人遗憾呀！
白云渐渐地飘过来，自然地散成一条条越来越细的云丝，最后在天空中消失了。李稼夫确实还感觉到它的存在，就像他自己在那个研究工作中消失而仍旧确实存在一样。假如不消失，它也许会发展起来下一场好雨，润湿干燥的土地，旺发遍野的翠绿。但是它的消失终于还是作为物质存在，它的水分至少也增加了空气的一点湿度，空气也总会到达温度的饱和点下起雨来的。十年来，李稼夫虽然一点也没有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但总也像消失了的白云一样，给这里的空气留下了一点湿度。人民在生活中对现代知识的需要迫切到了如此程度，使李稼夫使用他的一般常识就能够替他们做很多事情。他无法想象仅仅是一点最普通的技艺，竟拆除了他这个“劳改”的“反动权威”和当地人民之间的那堵厚墙。他曾经为了使长期生病的爱人（她已经长眠了）治疗方便，学会了打针（注射），而他到这里来了之后，却发现人们一旦生病需要打针时，必须跑五里路赶到公社医院。于是他就非常轻易地得到了一个为他们服务的机会；一直到几年以后，赤脚医生这个新生事物出现为止。人们也就一下子认识到他是一个善良的、有用的人了。原来像站在高处用怀疑的眼光把他当怪物透视的群众，就忽然变得亲近了。一个老妈妈爱护地强迫他必须戴了凉帽下田，说他的皮肤太嫩，当心被太阳晒得额角头上起泡。小伙子们也热情地把着他的手教他劳动，似乎都要尽快地让他变成他们中间的一个。在他们的帮助下，他花了不多的时间就学会了生活和劳动。他的知识马上促使他开始改进这种生活和劳动。他利用煤油灯罩的形式，改进了煤球炉膛，达到了使煤近乎完全燃烧的程度；他发现了刈麦的速度决定于劳动者如何以自己为轴心，拉大扇形面积；他总结了提高莳秧的速度在于尽可能地缩短两手之间和手与泥面之间的距离的经验……一切细微的但是显然经过精心思考的在原有基础上的提高，获得了大家由衷的赞扬。接着而来就出现了一个反复多次的奇特的情况，一家家社员分别地、默默地但是十分执拗地把他拉回家去，关起门来陪着他吃一点专门为他准备的饮食。他们秘密地做着这一件事情，似乎有所顾忌，但又坚决要这样去做。李稼夫很快就明白了，这就是人民用他们自己特有的方式在对他表达感情，表达他们对迫害他的人的抗议。这种抗议的形式又表明人民也是被迫害者，而他则毫无疑义被他们看成自己人了。他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觉得人民实在是太好了。他深深谴责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谴责自己的工作至少做得太少、大不好了。特别是他自认为还不曾有足够的行动，证明自己可以得到他们的信任，而信任已经给予了他；他就更加相信他们的正直。正是这种正直使他们非常实际和非常聪明，所以也就有非凡的判断能力。从那时候起，他就对他们不再有任何保留，愿意让自己成为一面纸鸯，而把线的一端交在他们手里，让他们来处理自己的位置。并且认为只有这样，他的位置才能适当而且得到固定。从这一点来说，他倒是希望自己是一朵已经消散的白云，毫无影踪地融合在他们中间。
十年的往事像汹涌的波涛，一霎时扑满他的胸膛，思绪像一条条涧水，清晰地淌流出来。他带着人民的恩情走上新的征途，心底里会永远蕴蓄着故地的怀念。一双双布满老茧的大手伸出来向他道别，叮嘱一句山重海厚的话：“今后若再有三长两短，你就到这里来！”
啊，我的亲人啊！……
公路远处飞扬起一阵灰沙，一辆客车疾驰而来，这已经是今天的末班车了。他一定能够乘上去。这时候他腾地升起一股怒火：十年了，按照原来的计划，已经会有几十个、成百个新人可以站上他的位置，可以把他的工作推到一个新的境地。可是，时代的列车纵然隆隆地开着，却骇人地只见一个个老的旅客下车，稀疏地缺少新上的乘客，他那个位置始终还是空着，有谁能容忍这滔天大罪！
汽车停下来，打开门让李稼夫拎着行李登了上去，于是又关门开动了。这时他忽然觉得掉了东西，伸出头来瞧了瞧车站，他不禁笑了，原来他有意要把那块石头带走……
李顺大造屋
李顺大造屋
一
老一辈的种田人总说，吃三年薄粥，买一头黄牛。说来似乎容易，做到就很不简单了。试想，三年中连饭都舍不得吃，别的开支还能不紧缩到极点吗？何况多半还是句空话！如果本来就吃不起饭，那还有什么好节省的呢！
李顺大家从前就是这种样子。所以，在解放前，他并没有做过买牛的梦。可是，土地改革以后，却立了志愿，要用“吃三年薄粥，买一头黄牛”的精神，造三间屋。
造三间屋，究竟要吃几个“三年粥”呢？他不晓得，反正和解放前是不同了，精打细算过日子的确有得积余，因此他就有足够的信心。
那时候，李顺大二十八岁，粗黑的短发，黑红的脸膛，中长身材，背阔胸宽，俨然一座铁塔。一家四口（自己、妻子、妹妹、儿子）倒有三个劳动力，分到六亩八分好田。他觉得浑身的劲倒比天还大，一铁耙把地球锄一个对穿洞也容易，何愁造不成三间屋！他那镇定而并不机灵的眼睛，刺虎鱼般压在厚嘴唇上的端正阔大的鼻子，都显示出坚强的决心；这决心是牛也拉不动的了。
别说牛，就是火车也拉不动。李顺大的爹、娘，还有一个周岁的弟弟，都是死在没有房子上的。他们本来是船户，在江南的河浜里打鱼，到处漂泊，自己也不知道祖籍在哪里。到李顺大爹手里，这只木船已经很破旧了；钉头锈出漏洞，芦棚开了天窗，经不起风浪，打不得鱼虾了。一家人改了行，有的拾荒，有的用糖换破烂，有的扒螺蛳，挣一口粥吃。一九四二年，李顺大十九岁，寒冬腊月，破船停在陈家村边河浜里。那一天，云黑风紧，李顺大带了十四岁的妹妹顺珍上岸，一个换破烂，一个拾荒。走出去十多里路。傍晚回来时，风停云灰，漫天大雪，顷刻迷路。幸亏碰着一座破庙，兄妹俩躲过一夜。天亮后赶回陈家村，破船已被大雪压沉在河浜里，爹娘和小弟冻死在一家农户大门口。原来大雪把船压沉前，他们就上岸叩门呼救，先后敲过十几家大门。怎奈兵荒马乱，盗贼如毛，他们在外面喊救命，人们还以为是强盗上了村，谁也不敢开门，结果他们活活冻死在雪地里。天没有眼睛，地没有良心，穷人受的灾，想也想不到，说也说不尽……没有房子，唉！
李顺大兄妹俩哭昏在爹娘身边，陈家村上的穷苦人无不伤心。他们把那条沉船拖上岸来，拆了一半做棺材埋葬了死人；剩下的半条，翻身底朝天，在坟边搭成一个小窝棚，让李顺大安家落户。
抗战结束，内战开始，国民党抽壮丁，谁也不肯去。保长收了壮丁捐，看中李顺大是六亲无靠的异乡人，出三石米强迫他卖了自己去当兵。他看看窝棚，窝棚上没有门，怕自己走了，妹妹被人糟蹋，就用卖身钱造了四步草屋，才揩干眼泪去扛那“七斤半”。
他怎么肯替国民党卖命！隔了三个月，一上前线就开小差达了回来。到了明年，保长又把他买了去。前前后后，他一共把自己卖了三次。第一次的卖身钱，付了草屋的地皮钱；第三次的卖身钱，付了爹娘的坟地钱。咳，如果再把自己卖三次，钱也都会给别人搞去的。
然而还亏得有了四步草屋，总算找着了老婆。他出去当兵时，妹妹找来了一个无依无靠的讨饭姑娘同住做伴，后来就成了他的妻。一年后生了个胖小子，哪一点都不比别人的孩子差。
土改分到了田，却没有分到屋。陈家村上只有一户地主，房子造在城里，没法搬到乡下来分。李顺大只有自己想办法了。他粗粗一码算，兄妹两人两个房（妹妹以后出嫁了就让儿子住），起坐、灶头各半间，养猪、养羊、堆柴也要一间，看来一家人家，至少至少要三间屋。
这就是李顺大翻身以后立下的奋斗目标。
二
一个翻身的穷苦人，把造三间屋当做奋斗目标，也许眼光太短浅，志向太渺小了。但李顺大却认为，他是靠了共产党，靠了人民政府。才有这个雄心壮志，才有可能使雄心壮志变成现实。所以，他是真心诚意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的。一直到现在，他的行动始终证明了这一点。在他看来，搞社会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主要也是造房子。不过，他以为，一间楼房不及二间平房合用，他宁可不要楼上要楼下。他自己也只想造平房，但又不知道造平房算不算社会主义。至于电灯，他是赞成要的。电话就用不着，他没有什么亲戚朋友，要电话做什么？给小孩子弄坏了，修起来要花钱，岂不是败家当东西吗。这些想法他都公开说出来，倒也没有人认为有什么不是。
陈家村上的种田汉，不但没有轻视他的奋斗目标，反而认为他的目标过高了。有人用了当地一句老话开头，说：“‘十亩三间，天下难拣’，在我们这里要造三间屋，谈何容易！”有的说：“真要造得成，你也得吃半辈子苦。”有的说：“解放后的世界，要容易些，怕也少不了十年积聚。”
这些话是很实在的。当时沪宁线两侧，以奔牛为界，民房的格局，截然不同：奔牛以西，八成是土墙草屋；奔牛以东，十有八九是青砖瓦房。陈家村在奔牛以东百多里，全村除了李顺大，没有一家是草屋。李顺大穷虽穷，在这种环境里，倒也看惯了好房子。唉，这个老实人，还真有点好高骛远，竟想造三间砖房，谈何容易啊！
在众多的议论面前，李顺大总是笑笑说：“总不比愚公移山难。”他说话的时候，厚嘴唇牵动着笨重的大鼻子，显得很吃力。因此，那说出的简单的话，给人的印象，倒是很有分量的。
从此，李顺大一家，开始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它以最简单的工具进行拚命的劳动去挣得每一颗粮，用最原始的经营方式去积累每一分钱。他们每天的劳动所得是非常微小的，但他们完全懂得任何庞大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