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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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声文集- 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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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样,我每次回家,老清阿叔总还要请我吃一顿饭。有时候没有米了(比如暑假),烧不出饭来,捉到了鱼、“虾、黄鳝。青蛙就送到我家让姐姐烧给我吃。不让亲侄儿吃一点他的东西,就会内疚得不能自安。

我记不起是否曾经有过一次(哪管一次吧)对老清阿叔的款待做过回报。我仔细搜索过我心脏的每一只角落,每一条缝隙,没有任何“受之有愧”的记忆储存,我居然认为理所当然,因为我当时还是一个没有收入的消费者,我可以视而不见地在穷得没有衣服穿的亲人身上剥下一层皮来。生活中许多先例早就向我做了示范,只不过我自己没有意识到这种影响并且自己也跟着干出来罢了。

悠久的历史形成的心态和习惯,使自私的人能够在社会上不知羞耻地活得坦坦荡荡。等到觉悟,人已物化,我也老了,悔之晚矣。

大学没有读毕业,我随大流参加了革命。革命到了胜利的时候参加进去,也像我对老清阿叔的态度,那样觉悟得过迟了。况且我又有一个国民党员和科级干部的父亲,我的行动从坏处想,轻则是投机,重则是混进来别有阴谋。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如万马奔腾,一下子需要千千万万个工作人员,不可靠的人利用一阵也无不可,纵有阴谋也尽可让它暴露出来了再说。要证实自己的忠诚自然并不靠语言,我参加了工作之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每次填写表格,填到社会关系一栏,我便想到了老清阿叔,我就感到轻松,因为他在政治上是一清二白的。正为了这个缘故,我从来没有把他填上表格。然而每一次填表,我总算又想念了一次我的老清阿叙了。有一次机关里需要增加一名炊事员,找不到人,我还曾想把他介绍来。竟不曾成功。原来他已五十出头,哪里还肯背井离乡啊!金窝银窝,不及家里草窝,外边千好万好,不及全家团在一起好。他不但自己不肯出来,就连解放前在城里当学徒的儿子全生,在土改中也回到农村分了土地。五二年春天,全生还赶到省城来找过我,已经完全是个壮实的小伙子了,性格同老清河叔一样憨厚。他来找我的原因,只是为了要买一本农村剧团的演唱材料,这种材料各地新华书店都有供应,全不用找我。可是全生有全生的理由,他像天真的孩子一样对我说:“我要你帮我拣一本最好的。”可见他对我何等的信任。谁知到了五三年春天,我刚从农村蹲点回来不久,有一天传达室传呼有人找我,我走去一看,竟是老清阿叔。他一身旧黑布装,面目黧黑,不仅过分地苍老,而且像经受过一场大灾难弄得枯败了。他见了我,只说了一个“全……”字,眼泪便籁籁落下来,泣不成声。

原来这一年中,家里起了大变故。春天里我婶婶患了重病,看病吃药,拖了一屁股债,当时虽然参加了互助组,也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就搭上了社会主义的大船,经得起风浪颠簸。他们少做了工分,全年收支差了一大截,再无来处。他们不曾抱惯债,又没有把公家的东画当成自己的那种主人翁气魄,心理上受不住债务的压力,急着要赚钱来还。那时候村上还有一爿私人开的小车油坊,两爿豆腐店。依靠政府定量供应的一点大豆,开工不足。他们贪心重,嫌供应太少,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进行反限制的斗争。当地产豆量有限,农民私下里拿出来做交易的不多。于是油坊、豆腐坊老板就唆使一些缺钱用的农民做私贩子。全生中了糖衣炮弹,也去干那勾当,凭一副肩膀,两只脚板,花整夜工夫,来回走五十几里地贩一挑大豆,赚得三、二块钱。出了绝力,还担心惊。倘在路上被检查的干部捉住,就会连本搭利一起充公。所以大路不走走田埂,田埂不走踩查垅,不知要多花几倍力气。全生就因为有一夜挑着一百五十斤的担子逃检查,逃脱了力,回来就病倒了。偏偏请来了一个中医学不好,赶时髦改学了几天西医的全能大夫,夸口西法治病好得快。三言两语,便拿出家什来替全生挂盐水。挂到一半,全生就发抖了。全能大夫说:“不要紧,有点反应是正常的。”后来抖得手臂都快把针头摔出去了,全能大夫还硬捺住了他把盐水挂完。等到针头拔出,全生竟从床上窜起来,跳了几跳,几分钟就死了。是什么原因,也查不出来。许多人怂恿他去控告医生,他想想,他虽然不敢高攀把医生当朋友,总也是见了面就打招呼的熟人。他们之间,无冤无仇,更无财产纠葛。他老清有几亩薄田已进了互助组,几间破屋全不起眼,整个家产抵不上医生一个脚趾头,谁都不相信这是谋财害命,那还费神去追究什么呢?谁能没有失误?木匠会截短一根料,瓦匠会砌斜一堵墙,农民会插歪一席秧,谁叫医生面对的是人的性命呢?我老清阿叔叹了一口气,认了命。他想死的已经死了,再无办法叫他活转来,而活着的还在要死,还有什么闲工夫去计较没有意思的事情呢!我婶婶的病刚有点好转,哪里再经受得住这么大的打击,病情复又加剧,不几天便又归天了。老清阿叔连续死了两个亲人,一句话没有,只是哭。后来不哭了,一天到夜发傻,给他吃就吃,不给就忘记了。他那比我大一岁的女儿已经出嫁,回来陪了他一阵,也没法解他的闷。刚巧婆家村上有人到省城来走亲戚,便劝老清阿叔跟着来找我散散心,老清阿叔倒肯,所以就来了。

听了老清阿叔断断续续的诉说,除了微微点头表示我在认真听着之外,我竟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来表达我的情绪。在老清阿叔谈到全生挑着重担拚命逃避检查的时候,我非常激动,因为就在那个阶段,我刚巧在农村里工作,也常常带着几个乡里的工作人员在离家千里外的一处村道口巡夜,查侦私贩粮食的“宵小之徒”。

这种莫名其妙的巧合,把原不相干、毫无牵连的两件事联在一起,像口同一样罩住了我的思绪,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

四

一晃又过了几年。我再次同老清阿叔见面时,已到了一九五八年的冬天。那时候,反右派运动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都早已有了应得的下场。我在这场斗争中虽然不能算是积极分子,但也是坚决跟着党走的,我的言论和行动无可指责。就是交心也交不出什么东西来,我是表里一致的人。没有见不得阳光的东西。我坚信只要跟着党走,听党的话,照党的意见办事,就不会犯错误。这是五十年代革命青年最基本的政治品质,它绝对是正确的。过了三十年,到了现在的八十年代,我也相信这种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在八十年代里,我常常碰到一批年纪比我略大或相差无几的领导干部,他们就这样教育他们的子女和接班人。他们以现身说法,指出他们几十年来所以一直工作顺利不犯错误,始终正确,唯一的原因就是坚决照党的意见办事。其实他们是过分谦虚了,如果说得到家一些,还应该补上一句“即使党犯了一些错误他都也还是正确的”。共产党并没有说自己永远正确,以为永远正确自信的倒是这些人。反右斗争扩大化了,而他则声称“我并没有搞扩大化”……唉,不多说了,家丑不可外扬,留点余地吧。其实我说这些,完全不是谴责别人,而是检讨自己。因为按照我的设想,原也应该成为他们那种人的,问题在于我的设想没有实现。在社会主义这个重要关口前面,右派被挡住了,反右斗争中表现不坏的我也被挡住了。我被挡住的原因经说明是“不适宜在上层建筑工作”,但究竟为什么不适宜却并未进一步指出来。这也可以算作朦胧派的杰作,可以使当事人更加耐想一些,不至于像主题鲜明的小说那样浅薄也。上层建筑既然不让我待,我自然听党的话到基层里去。基层很好,劳动光荣嘛!工资没有就没有吧,好在年纪还轻,身体也还硬朗,总还可以为党和人民做些事情的。

决定了荣归的日期,我不得不先写封信回去,因为这不是回乡作客,而是迁去落户,虽然作为无产阶级,并没有多少行李,但两箱书的份量却是沉甸甸的。

到镇上码头来迎接我的,仍旧是老清阿叔。

班船还没有靠岸,我就看见他站在码头高处了,他还像从前一样,提根扁担,仰着头笔直地站在那儿,也许瘦了,更显出挺拔的髂骨。我们这一族人,都是老年也不伛偻的。他看见了我,像过去一样,正经地大声喊我的名字说:“回来啦,我在这里呐!”于是便来帮我搬书箱。这时我才看清他满脸皱纹,一头花白。我心中一热,两眼竟湿了。侧过身去咬了咬嘴唇,才忍住了没有掉下眼泪来。

我婶婶和全生死后,老清阿叔就只有一个七岁的小儿子兴生和他在一起生活了(养了不少,成活率不到一半)。合作化以后,虽然种田已用不到老清阿叔动脑筋,只须听领导安排就行,自己不必再被钉在暗败子的十字架上;但开门七件事,少了个内当家,穿戴吃喝,烧补晒藏,乱不成套,套套都乱,日子过得还是很糟。倒是前几个月动了秋忙以后,生产队办了食堂,管了他父子的吃喝,不但无需再忙着烧那一天三餐,而且猪羊鸡鸭全不用私人饲养,他一老一少简直变成大爷小爷,舒服得很了。老清阿叔年近六十,不用再干重活,队里给了一条牛让他饲养,极其轻松。兴生还只十四岁,原来为了赚工分,已经在队里挂了个号,经常参加劳动了。现在生活有了保障,读书又不要钱,而且省力气,他为什么不乘机学点文化!便进了小学一年级,同七、八岁的孩子坐在一个教室里,起坐之间,显得出奇地魁伟。所以,老清阿叔是热忱拥护大跃进的,精神比以前好多了,甚至懂得了一点世道。他猜想我这次丢掉饭碗回来,大概是为了我父亲(他已经死了)的缘故,十分感叹,却不直说,反埋怨外头的饭难吃,蹲在那儿受气,倒不如回家来安稳。“回家来,苦是苦点,饭总有得吃的。”他自信我比他懂得多,原不该他来开导我,就装着自言自语地说。然后起劲地一挥手,略略提高了喉咙道:“我还巴不得你回来呐!回——来——好!骨肉在一起,暖暖热热!”

他说得那样真挚动情,好像真有一股暖暖热热的气流飘过来裹住了我。

然而,我心头的优问、疑惧、冤怨,不是老清阿叔能够排除得了的。生活的骤变虽然没有击垮我,使我失去信心,失去希望,但是我也知道始于足下的道路将是艰难而漫长的。我回乡以后便迅速追上大跃进的步伐,尽自己的力量投入到劳动中去,求得脱胎换骨,彻底改造自己。所以,我仍旧很少想到要关心老清阿叔。我能给予他的只能是他付我的十一,我也万万没有料到,这已经使他感到满意了的生活,他都无福同别人一样过下去。我回乡不到半年,江南的风还没有把麦穗吹黄,他忽然就病倒了。

大家都忙着积肥下秧、准备夏忙,对于不参加主要劳动的老清阿叔生病,全没注意。连我也是他病倒三天以后,早上偶而发现小弟兴生在代他放牛,问了兴生才知道的。兴生也和老清阿叔一样憨厚,从不知道央求别人什么,难得没法也只会发呆。我中午端了饭碗边吃边跑去问候,见老清阿叔用被角盖着腹部躺在床上,两眼失神,一脸灰暗。问他有什么不舒服,他摇摇头。摸摸他的额角头,似乎并不发烧。我还是不放心,把了他的脉,发觉太粗太快,我怀疑说:“老清阿叔,出什么事了?”他定神看看我,仍摇头不答。我估计没有什么大不了,便安慰了他几句。回去放了饭碗干别的去了。到了晚上,我再去看他,他正在吃兴生去食堂领回的薄粥。见我在床沿边坐了下来,默默喝了几口,忽然哽咽地说:“侄呀,我只怕要死了。”

“怎么呐?”我吃了一惊。

“我倒霉,碰到鬼了!”他绝望地说。

“努!”我立刻放心地说,“别瞎说,鬼是没有的!”

“哼!”老清阿叔第一次这样不屑地对待我。然后想了一想,极严重地悄悄说道:“你不要说出去。我告诉你,鬼是有,我看见的!”

我虽然还是不信,但看他那么紧张,也有点发怔。

“仓库后面的河潭边头。”老清阿叔确凿地说,“我碰到的。是初四夜里,我晏睡,架了口网想弄点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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