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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个,母亲犹豫着在拖。但是,陆存秀心里也有一本帐。丈夫每月把工资给了婆婆,自己袋里布叠布,要用一个小钱,得伸手向婆婆讨,她又不是小孩子,很不乐意,更何况婆婆还扣紧了不大肯给。那么,钱又用到哪儿去了?她也算出了婆婆的开支,是存心在积钱,积钱给谁,当然不是给她。是给小叙。给小叔是应该的,因为哥嫂有责任帮小叔成家。但是给多少?要有个数。应该给在明处,不要给在暗处。陆存秀也苦得来,也愿意咬咬牙齿让孩子们苦些,但是苦要苦得值得,婆婆的做法,陆存秀就觉得苦得没有名堂。因此也就有了意见。婆媳俩就用开了心思。村子上有小贩来卖糖的,卖水果、饼干的,卖儿童玩具的,往时孩子要买,陆存秀总不许。现在变了,凡孩子要,她就说自己没有钱,钱在婆婆身上,让孩子去纠缠婆婆。自己也开始发牢骚,有一次浩林回家,三言两语就说起了重话,宣称进了范家的大门近五年了,衬衣短裤没有做过一件,都穿娘家带来的嫁时衣……李玉媛一听,自然十分明白媳妇要当家了。眼看浩泉也有分的意思,只剩洗林不赞成,少数服从多数,那就分一分吧。
这时候母亲已经有了主张,而且事前同浩泉说过了。后来分开,就完全是照着母亲的主意分的。全家虽然已经有七口人,但土地证上有名字的只六个,只能按六份分。浩林、存秀、先来共得三份。浩泉没有成家,按惯例分开后就同父母在一起过,所以也有三份。家具农具等什物也分了。另外则提出两个条件,一个是将来活泉结婚的时候。浩林要贴出一半费用;另一个则是儿子有供养父母的义务,既然两个人都跟着浩泉过日子,浩林就应该贴出一个人的粮钱给浩泉养老人。这条件似很有理,其实极不公平,因为父母都能劳动,他们跟着浩泉,并不是浩泉的负担,而是把自己的一份上地和劳力都贡献给了浩泉,这已经沾足光了,难道还要浩林供养着一个人替浩泉服务吗?陆存秀不能接受这一点。吵起来。但是被丈夫劝住了。浩林对存秀说:“我们做小辈的,总是继承了祖业,这么多年败落下来,能够剩下这些给我们,已经不容易了。你不要怪娘,如果没有她,这些房子田产也败光了,还要分点债你还还呢。现在算很好了,要想开点,比如替父母还债吧!”于是就答应下来了。
出乎意外的是,住房却并没有计较。浩林结婚的时候,新房是做在厅屋后面的楼上的。现在这一间楼屋和楼屋前东面的一间厅屋,由浩林使用。哥东弟西,也是兄弟分房的惯例。西面一间厅屋、连同双侧厢和另开的一间半畜舍柴房,由浩泉使用。父母也住在浩泉的房子里。这种分法,浩林的房子好,沾了浩泉的光,但浩泉和李玉媛都没有提出意见。倒是浩林自觉说不过去,要再贴钱,他也贴不出。因此建议房子分了暂时住下再说,以后有了钱,造了新的再调整吧。对方也赞成了。
分开后各开炉灶。但是不到一年,就都进了初级生产合作社。再霎了霎眼睛,初级社就转成了高级社,于是,分家时浩泉在上地方面占着的一点优势就没有了。进社以后,父母在社里劳动,都有工分帐,到决分的时候,口粮也有标准,做了多少,还缺多少,浩林应该拿出多少钱供养一个老人,都可以从合作社帐面上得到答案。范焕荣虽然照样是沉默着,但是人社以后,因为劳动有工分帐,就比单干时积极得多,倒不是觉悟提高了,他的心也是偏的。和老婆偏反了方向。是向着大儿子浩林的。他是为浩林出力,减轻浩林的负担。浩林对父亲是好的,但是不理解他,世界上大概谁也不理解他,只似为沉默是他的习性,不知道沉默是他的悲哀。他也有自尊心,但是他已无可自尊,只能够沉默着,少受些奚落。现在他工分多了,浩林几乎就不用贴钱了。浩泉也无话可说。这也不是哥哥亏待他,是时势造就的。哥哥现在已经是一个正式的干部了,分家以后对浩泉一直很友好。浩泉也觉得以后会有许多事情要仰仗哥哥,所以也乐意和好。哥哥不在家的时候,嫂嫂在劳动上有什么困难,也常主动过来帮忙。例如卖大猪、分口粮、轧米和加工饲料,他都豁出肩膀帮着挑担子。每次来,陆存秀必认真当一件事,如待匠般待,买菜、买烟酒、留饭。请小叙吃饱吃好才走。浩泉也从来不客气,明知哥嫂家不宽裕,自家就在隔壁,有母亲烧现成了给他吃,原不必破费哥嫂。可是他却认为出了力气,拿报酬虽然说不出,吃一顿就天经地义了。哪有吃了自家的饭替别人出力的呢!皇帝家都不差饿兵;哥嫂再大,总比不过皇帝呀!
只要有空,只要有一点酬劳,范浩泉还是肯帮别人的忙的。但是讲到钱,就绝不通融,侄儿要做大刀,做手枪,只要拿木料来,他可以抽空做一把。剩下来的木料边子,当柴烧。侄儿嘴馋要买块糖吃,要他掏一分钱,那就办不到。能节约一分钱的地方,他绝对节约,甚至节约两分才舒服。积成了角就换角票,角票积成元就换元票,积成十元就换张大团结,换成了大团结就牢牢地团结着,非到万不得已,决不散开。他积聚钱财的毅力是惊人的,好像他活在这世界上就为了这个。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除了钱也没有见过什么好东西。也不相信还有比钱更好的东西能够吸引他。新民主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集体富裕也好,个人富裕也好,在他看来极简单,总是要钱,否则什么都是空的,天上不会掉下来。小抽斗里多存一张大团结,倒是同社会主义又近点儿了。他母亲极称赞儿子这种格调,物极必反,有了个不把钱当钱的父亲,才有这把钱当磨盘的儿子。母亲总夸耀说:“我家浩泉是一分钱都要正面反面看了几次才舍得用的,为啥?那钱上面有他流的汗!”
这都不假,都是真情实话。
如果不是出于一种极其狭窄的务实心理,范浩泉十四岁高小毕业以后,原是可以继续升学的。关键在于母亲在影响他莫去读。那时候母亲当然还一点不懂新社会的事,也没把浩林去粮管所做临时工当一回事。认为是空串。在家不好吗?又不是没有吃,又不是没有穿,又不是没有住,到外面空串做什么!她更不愿心爱的小儿子离开她,她一再教他说:“种田钱,万万年,还是祖传的现成家当最牢靠。念书又怎么样?念上了,也不过是到外头去端别人家的饭碗,听别人家的吩咐,看别人家的脸色。哪里有在家里自由!要怎么就怎么。半夜三更饿了,要吃东西爬出来烧就是了。要面有面,要饼就饼,要蛋就蛋……再说你出去了,你该得的一份家当,倒挑了你哥哥,不是睁着眼睛吃亏吗?要是念来念去仍旧念不上,在外面立不住脚,回家呢,身体倒念书念懒了,种田也种不来了,倒反要苦一生。”这些话,像老和尚念经般不知念过多少遍。晨钟暮鼓,晓雾夕烟,平原上丰茂的田禾和古老的传统结合在一起,又实际,又坚固,不含一点水分,没有一点空隙,只有捏在手里的,踏在脚下的,含在嘴里的,才是实在可靠的。
母亲传给浩泉的东西,竟是如此的复杂。
三
一九六二年,范浩泉向哥哥浩林提出来要求重新分房子,事前并不曾有一点预兆。当年分开来过日子的时候,确实说过“住了再说”的话,不算正式分定。所以,范浩泉要求重分,是合乎情理的;但仍旧使人感到突然。为什么早不提出,晚不提出,偏偏在过了九个年头,度过了解放以后第一次破釜沉舟的灾难,刚刚出现转机,使范家村上的社员重新安定下来的时候,浩泉、浩林兄弟间会发生这样不安定的情形呢?
长江三角洲尽管是一块得天独厚、极其富饶的宝地,但是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们,现在想起当年的情况,还会陡然变色。老百姓听说书的讲历史故事,讲到历史上的大荒灾,用了“赤地千里,寸草不生”的话,大家便目瞪口呆,不能理解。因为这儿的地,决不会赤。就是在冬天,田埂上也还有青草。荒灾再大,树皮草根,总还有吃。想不到灾难一来,果然也会饿死人。有一年春天,要不是靠紫云英帮忙,是会弄得饿殍遍野的。
其实,当时的情形,何止关系到一个人的肚皮呢?难道它不影响一代人的精神吗?经历过这段生活的人们,思想上无不被打上深深的烙印。各种灵魂在这一个大灾难里会合了,显露了,分野了,成型了。他们纠缠着,争纷着,跑着,拖着,飞着,爬着,不断地公演一出出的悲、喜剧。
浩泉原也想得不错,他哥哥浩林果然是用得着的人。一九五八年以前,他已经调到乡供销社去工作了。社会上物资丰富的时候,供销社的工作人员在人们的眼里并不见高。他们不过是做生意的,顾主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但不幸而物资紧张、短缺到了可怕的地步,这时候,他们有资格做衣食顾主的父母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都是开过眼界、见识过这样的“父母”的。不过,也有不少像范浩林这样动情的人,他能把大家的苦难挑在自己的肩头上。他没有什么革命的经验,也不大懂革命的理论,但是为人民服务,倒是懂得的。也极想做到。他的职位不高,肩膀不宽,能量不大,能替大家做的事情很有限。可是生活用品的匾乏倒像是无限的。一块肥皂半斤糖;,要时磕头求也无。火油、手纸都要计划供应。有时还供应不上。世界就像冬天的田野,一片空荡荡的,看得人发冷,孤寂无援。范浩林每次回家(他经常回家帮妻子劳动),左邻右舍。总有一些人要托他买一点这样,买一点那样。真是买一点,绝不想多。比如有人生病了,要增加营养,请买一点肉。一斤也行,半斤也行,三两二两也行,没有肉就买斤骨头回来熬碗汤也行。比如小青年出门去相亲,要买一点礼物,有糖就糖,有桃酥就桃酥,有变蛋就变蛋,有水果就水果,有啥就是啥。但是一定要买香烟,最少一包,定要前门或飞马……浩林总愿意代人家买到。不管谁托他,他都尽力去办。其实他也很不容易,比如买肉,最紧张的时候,他也要赶早去排队。各种物资都有人分管,他到别人那儿去求情,就欠了人情债,以后别人总不缺乏机会讨还;要他帮个什么忙,他就不得不答应。诸如此类的事,不知花费了他多少时间。一个范家村,前前后后,没有哪一家不曾托他买过短缺的东西。他极有耐心,总是认真的听着,记住了给买。实在没法买到的,也说明原因。有的物品,一时无着,过了一年半载,有了,他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