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沙糖般白净的钟楼矗立着。公墓的砖墙残缺不全，象破席子一样。
“老婆子累啦，”外祖母说。“该回家啦，明天女人们醒来，一瞧，圣母娘娘给她们的孩子备下了一点儿吃食。当人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很少的一点儿东西也是有用的！啊哟，阿廖沙，大家都过着穷日子，可是谁也不关心他们呀！
有钱人不想上帝，
也不管最后审判，
不把穷人当朋友和兄弟。
他一心地搜刮黄金——
这黄金呀，正是地狱的柴薪！
这话不错呀！人跟人要互相友好，上帝对谁都是一视同仁的！我很高兴，你又跟我在一起了……”
我也暗暗地喜欢，模糊地感到自己跟永远不能忘却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在我的身边，那条狐狸脸的棕毛狗，带着善良的负疚的眼色哆嗦着。
“它要跟咱们一块儿过活吗？”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它要是愿意就由它，我拿面包圈喂它，我这儿还剩下两个呢。咱们在长凳子上坐一坐，我好象有点儿累了……”
我们坐在人家门口的长凳上，狗趴在我们脚边啃着干面包圈，外祖母又说了：
“这儿住着一个犹太女人，她家里有九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小。我问她：‘莫谢芙娜，你怎样过活呢？’她就说：‘我靠老天爷保佑，还能有别的什么盼头呢？’”
我靠着外祖母暖和的身体，睡着了。
生活重又飞快地紧凑地过去了，感想象一条宽阔的河流，每天给我的心灵带来新的东西。它有时使我神往，有时使我发愁，有时使我憋气，有时使我深思。
不久，我也想尽一切方法，巴望多有机会碰见那个瘸子姑娘，跟她说话，或是一声不响地跟她一起坐在门口的长凳上，——只要跟她一起，就是不作声也是愉快的。她跟柳莺一样清丽，又会讲顿河哥萨克的生活，讲得很动人。她叔叔在那边油厂里当机师，她在他家里呆过很久，后来，她当钳工的爸爸搬到尼日尼来了。
“我还有个二叔，在皇帝跟前当差。”
晚上和放假的日子，居民都到“外边”去了。青年人跟姑娘们到公墓地去跳环舞，大人们上酒馆，留在街上的只有女人和孩子。女人们在门口，有的直接坐在沙土地上，有的占住了长凳子，大声地嚷嚷着，争吵着，说别人的闲话。孩子们打棒球、玩打木棒，玩“槌球”。母亲们瞧着他们玩儿，夸奖那些玩得好的，嘲笑那些输的。喧闹声几乎把耳朵都震聋了，这种快乐叫人难忘。因为“大人”们在旁边热心看着，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分外起劲，用特别饱满的精神和火一样的决胜心对待所有的游戏。可是无论玩得多起劲，科斯特罗马、丘尔卡跟我三个人中，总还是有一个人跑到瘸子姑娘面前去夸功。
“瞅见没有，柳德米拉？我一下子把五个圆柱全打出去啦！”
她温柔地微笑着，连连点头。
早先不管玩什么，我们三个总是在一起，可是现在我看出来，丘尔卡跟科斯特罗马老是变成敌对方，比赛灵巧和力气，常常闹得啼哭打架。有一次，两个人打得不可开交，结果闹得大人们出来干涉，象对付狗打架一样，用冷水泼他们。
柳德米拉坐在长凳子上，用那只没有毛病的脚在地上跺着，打架的滚到她的跟前，她用拐棍把他们撵开，害怕地嚷道：
“别打啦！”
她的脸色发青，眼睛失去光彩，象疯女人似的转动着。
又一次，科斯特罗马跟丘尔卡玩打棒子，输得很惨，躲在杂货店的燕麦柜后边，蹲着身子偷偷地哭了。他咬着牙齿，颧骨突出的瘦削的脸绷得紧紧的，黑幢幢的暗淡的眼睛里滚出大颗大颗的泪珠，那样子简直可怕。我跑过去安慰他，他哽咽着，低声地说：
“等着吧……我会用砖头砸破他的脑壳的……瞧着吧！”
丘尔卡骄傲起来，歪戴着帽子，两手插在衣袋里，象到了结婚年龄的小伙子一样，在街心溜溜达达。他学会了无赖腔调，从牙缝里滋口水，还向人说：
“我快学会抽烟了，试过两次，可是恶心得很。”
这都使我感到不快，我眼看着一个朋友要失去了，而且认为好象这是柳德米拉的不是。
有一天傍晚，我在院子里把拾来的骨头、破布和各种废物分开来，柳德米拉摇摆着身子，挥舞着右手走来。
“你好，”她说着点了三次头。“科斯特罗马是跟你一起的吗？”
“是。”
“丘尔卡呢？”
“丘尔卡不跟我们好，这都怪你，他们俩都爱上了你，所以才打架……”
她的脸红了，但却讥笑地回答说：
“这真是岂有此理！怎么能怪我呢？”
“你干吗叫他们爱你？”
“我没叫他们爱我呀！”她气冲冲地说着走开了，又说：
“这真是无聊！我比他们都大，我十四岁，对年长的姑娘不能谈爱呀……”
“你懂得什么！”我想气气她，提高嗓子说。“那个女掌柜，‘马鞭子’的妹子，完全是老太婆了，还跟小伙子胡闹呢！”
柳德米拉回过头来朝着我，把拐棍深深地截进了院子的沙土里：
“你才什么都不懂呢，”她急急忙忙地，嗓子里含着泪水，可爱的眼睛发出娇艳的光，说道。“女掌柜原来就不规矩，难道我也是那种人吗？我还小，不许别人碰我一下，撩我一把什么的……你还是去念念《堪察加女人》那本小说吧，去念念第二部再来开口吧！”
她呜咽着走了，我有些同情她。在她的话里有一种我所不知道的真理。我的朋友为什么要撩拨她呢？他们还说是爱上了她……
第二天我买了两戈比麦糖，打算在她面前弥补我的过错，我知道这是她喜欢吃的。
“你要吗？”
她装作生气地说：
“去吧，我不跟你好！”
但马上把糖接过去，责备我：
“也不用纸包一下——手那么脏。”
“我洗过，只是洗不干净。”
她用又干又暖的手，拿起我的手看了看说：
“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
“你的手指也扎坏了……”“这是针扎的，我常做针线活儿……”
过了几分钟，她向四周望了一下，对我说：“喂，找个地方躲起来念《堪察加女人》，好吗？”
我们找了好久，哪儿都不合适。后来决定到洗澡房的更衣间去，那儿虽然很阴暗，但可以坐在窗子边。窗子正对一个肮脏的拐角，两旁是板棚和邻家的屠宰场，很少有人向那里张望。
她斜坐在窗口前，把一条瘸腿搁在长凳子上，一条好腿踩在地上，又皱又破的书本挡着她的面孔，她用感人的声调，念着一连串难解的枯燥无味的句子。可是我很激动，坐在地板上，瞅着她那对严肃的眼睛，象两个碧色的火光，在书页上顺次地移动着。有时小姑娘的眼睛里含着泪水，嗓子带着颤音，把难懂的句子中的生疏的字眼很快地念下去。我试着抓住这些字句，把它们改成诗歌，将句子上下搬动，这就完全妨碍我去了解书中的故事，不知讲些什么了。
狗在我的膝头上打瞌睡，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快风”，因为它有毛茸茸的细长的身子，跑起路来很快，吠叫的时候象烟囱里的秋风一样。
“你在听吗？”女孩子问。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杂乱的句子使我越加兴奋，也越加着急地想把它们用另外的样子排列起来，改成象歌曲一样的句子。歌曲中的字句每一个都是活的，象天上的星一样发光。天黑的时候，柳德米拉放下那只拿书的已经发白的手，问我：
“你看，挺不错吧……”
从这天傍晚起，我们常常躲在洗澡房的更衣间里。不久柳德米拉不再念《堪察加女人》了，这使我很高兴。因为她要问我这部无穷无尽的书里面说的是什么，我却回答不上来。这书真是无穷无尽，因为在我们开始读的第二部之后，就出现了第三部，据她说，还有第四部。
特别使我们高兴的是阴雨天，当然，不是星期六烧水洗澡的阴雨天。
外面下着雨，没有人出来，也没有人来张望我们这个阴暗的角落。柳德米拉很害怕“被人碰见”。
“你可知道，那时人家会怎样想呢？”她低声地问。
我知道，我也担心“被人碰见”。我们坐上整整几个钟头，讲着什么。有时我讲外祖母讲过的故事，有时候柳德米拉讲熊河，哥萨克的生活。“噢，那地方多么好呀！”她感叹说。“这儿——算什么呢？这儿是叫化子窝……”
我决心等自己长大了，一定到熊河去瞧瞧。
不久，我们不再去洗澡房的更衣间了。柳德米拉的母亲在一个毛皮匠那儿找到了工作，一清早就出门，她妹妹上学校，兄弟去磁砖厂。下雨天我就上她家里去，帮助她做饭，打扫屋子和厨房，她笑着说：
“咱们好象一对夫妻，就是没睡在一起。而且比人家夫妻还过得和美——人家男人还不肯帮妻子干活呢……”
我有钱时，就买了糖果来一起喝茶。为了不让爱唠叨的柳德米拉的妈妈知道，就把烧过的茶炊搁在凉水里浸冷。有时候外祖母也到这儿来，她坐着编花边或刺绣，讲好听的故事。外祖父进城的时候，柳德米拉就到我们家里来，大家放心大胆地大吃一顿。
外祖母说：
“啊呀，我们过得多美，自己挣钱，要什么有什么！”
她赞许我们的友谊：
“男孩子跟女孩子要好是好事！只是不能胡闹……”
她又用简单明白的话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胡闹”。她说得很美很动人，使我深刻懂得，花没有开放是不可以摘的，要不就没有香味，也不会结果了。
我们并不想“胡闹”，但也并没因此妨碍我跟柳德米拉讲人们都不讲的事情。当然有必要的时候我们才讲。因为我们看到的粗野的两性关系太多太不顺眼了，简直叫我们难受！
柳德米拉的父亲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美男子，长着一头鬈发，蓄着小胡子，尤其是他那两道浓眉，动起来显得特别神气。他沉默得出奇，我不记得他说过一句话，当他逗弄孩子的时候，他跟哑巴一样地咿唔，甚至打老婆的时候，他也不说话。
傍晚或是假日，他穿上天蓝色衬衫、绒布裤子、擦得油光锃亮的长统皮靴，拿着大手风琴，把手风琴的挂带扣在肩上，走到大门口，跟“步哨”一样站着。立刻，大门前就开始“出把戏”。姑娘媳妇们象一群鸭子似的一个接一个走过来，看着叶夫谢延科。有的斜着眼偷偷地瞟他，有的使着贪心的眼色公开地瞧他。而他站在那儿，凸出下嘴唇，睁着黑眼睛，用一种挑选的眼光盯着所有的女人。在这种四眼相交的无言的交谈中，在一到男子面前就好象融化了一般的女人的轻佻举动中，有一种令人作呕的兽性。好象每个女人，只要男子向她命令式地眨一眨眼，她就会驯服地，象死人一样躺倒在肮脏的街道上。“公羊出来了，不要脸的家伙！”柳德米拉的妈妈骂着。她是个高个子的瘦削女人，脸很长，脏乎乎的，自从害过伤寒病，头发剪短了，象一把使旧了的扫帚。
柳德米拉跟她坐在一起，为了把母亲的注意从街上引开，她老是问这问那，但这都枉费心机。
“烦死啦，讨厌的东西，倒霉的丑丫头！”母亲不安地眨巴着眼，嘟哝着，忽然，她那对蒙古人式的小眼睛闪出奇怪的光，而且不动了，碰见了什么，紧紧地盯住不放。
“妈，不要生气呀，生气又有什么用呢，”柳德米拉说。
“你看席铺的老板娘打扮得多漂亮呀！”
“我要是没有你们三个，扮得还要漂亮。都叫你们给啃光了，嚼光了，”母亲几乎流出泪来，很凶地回答着，眼睛盯住席铺那个身材肥大的寡妇。
那女人象一座小房子，胸脯突出来象门廊，绿头巾下边露出方方的红脸，仿佛是玻璃上反映着阳光的天窗。
叶夫谢延科把手风琴扣在胸口，拉奏着，奏出各种曲子。那迷人的琴声传得很远。孩子们从各条街上聚拢来，在演奏者的脚跟前，躺在沙土地上出神地静静地听着。
“等着吧，会有人把你的脑瓜拧下来的，”叶夫谢延科的妻子恐吓自己的男人。
他没有说话，向她斜瞟着。
席铺的寡妇在相去不远的“马鞭子”铺子门前的长凳子上一屁股坐下，把脑瓜侧向肩头，倾听着，红着脸。
墓地后边旷野的上空，映着通红的晚霞。街道象一条河，晃动着打扮得很鲜艳的高大身影。孩子们夹杂在中间，象风似的旋来旋去。温暖的空气使人沉醉，从白天晒暖的砂土上，蒸腾着刺鼻的气味，特别是屠宰场的发甜的油腻味——血腥臭。从毛皮匠们的那些院子里，又吹来一股又臭又咸的皮革味儿。女人们的谈话声，男人们的醉呓，孩子们的尖叫，手风琴的低唱——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