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回七九当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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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回七九当农民- 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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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我对惊慌不安的爹妈和几个姐姐说:“咱家的钱是光明正大凭劳动挣来的,中央政策鼓励劳动致富,没什么怕的,跟干部好好算一下帐,够条件的话爹你也能到公社和县里,风风光光上主席台露一露面,说不定还能和县里领导照一张像呢!”爹疑惑地望着我,:“不会闹出什么事吧?可不敢没事找事。”得到我再次肯定后他们才放下了一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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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月十五日,玉平公社打扮得就象过节一样,公社大门上插了几面彩旗,大门两面帖着一副红红的大对联,上联是:三路进宝社会财源茂盛,下联是:五谷丰登劳动致富光荣,横批是:看谁先富。这对联不错,通俗易懂,透着喜气。会场设在公社院内,墙壁上到处帖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劳动致富光荣、加快生产,发展经济。。。。。。
  上午十点,大会正式开始。二十六个大队的三十多名致富模范在大门外列队进场(我家就占了四个代表),鞭炮雷鸣,锣鼓喧天,马路上围观的人兴奋得对这些冒尖户指指点点,队列里的人尽量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可走起路来手和腿怎么也看起来那么僵硬、不自然。心里像揣了个兔子似的蹦蹦蹦跳个不停。也难怪,一个普通社员啥时候享受过这种待遇,天神神,公社敲锣打鼓欢迎哪,以前梦也梦不到,这是公社啊,没事谁敢进来?!
  大会由公社书记王三平主持,县委领导任力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刘平参加了会议。会上王三平书记对一年来玉平公社的工作做了总结,在他的讲话中提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公社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工、副各路滚滚进宝,夺得历史上第一个丰收年,粮食总产量比去年增产五成以上,每个社员平均生产粮食1900多斤,吃粮500斤,分红180元,人均卖粮310斤,社员家庭副业收入人均120元,全社3857户有542户达到年收入600元。。。。。
  罗嗦的开场白以后是发奖,终于能看看这个年代的奖品是什么了?前生的我开腻了这种大尾巴会,一听开会就头疼。要不是想看看这个时代怎么开大会、发什么奖品(这个最感兴趣,没办法,缺钱哪!特别是大钱),我根本不会冒着寒风站在院里听罗嗦。在节奏明快的的《欢迎进行曲》中,各位致富模范依次上台,由县里领导和公社领导佩带大红花、颁发奖状和奖品。模范领奖一下台我马上就凑过去,一看大失所望,什么呀这是,那奖状上写的倒还新奇:“抓富有理,致富光荣”(前半句‘文革’味挺浓,后半句充满时代气息。新旧结合),那奖品干脆就是一把镰刀和一条白毛巾。哦,这看来就是东西虽小意义重大了。
  最后县委副书记任力做了重要讲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让一部分生产发展快、勤奋劳动的社队和农民先富起来,大大解放了广大干部和社员们的思想。于是人心思富、齐心致富、大胆抓富,一批富裕社队、富裕户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咱们县为什么要在全县四干会上表彰一批先富起来的社员,就是为了给大家树个榜样,有了带头人就会推动全县出现更多的‘冒尖户’、富裕户。有些农村干部怕富、堵富、防富,他们对社员的贫穷心安理得。一旦有人富,就大惊小怪,评头论足,以为‘乱套了’,他们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和林彪、‘四人帮’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的界限,把共同富裕认为平均富浴,把按劳分配的先富后富,认为是搞‘两极分化’。中央的政策规定,只要社员们完成了投工投肥任务,不雇工剥削,不投机倒把,不损害国家利益,只要你想富,你就大干特干起来,没人敢拦你!咱们县今年四干会上给富裕户的奖品可比你们公社的好的多,比你们公社大方,每人奖一台缝纫机。”顿时台下议论纷纷,缝纫机在当时可是紧缺货,正儿八经的“三大件”之一,有钱你也买不到,得要票!要能到县里四干会上领奖那该多好,那可是白给的!!原来怕露富的人这一会儿恨不得把自己马上就报成万元户。。。。。。
  比富大会结束后,在回家的路上,爹激动的一个劲嘟囔:“真没想到、真没想到,我这一辈子还能到公社领奖,还能和县里、公社的领导在一个台台上握手、照相。没想到我当农民当了一辈子,还能有这一天。日怪,真日怪,世道真变了。”
  “爹,这不日怪,”我充满豪情地对爹说“这世道是变了,还要变!变得越来越好!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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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35。想不出名都难
  在家里呆了一天就返回学校,学校的欺末考试马上就要到了,时间紧,这可不敢耽误。临行前与父母道了个别,说明寒假后要在北京呆几天,过年后回来。
  “五儿,哪能过年不回来呢,你有事过完年后可以早去几天。你四姐前一些日子调到县里工作,平时就不回来,家里就我和你爹闷得不好过。”老妈皱着眉头苦着脸说。
  四姐前几天给我去信说她已调到县委办工作,由于工作忙再加上要复习准备过两年考研究生,星期天也不回家。这样家里就剩下父母二人。幸亏三姐嫁在本村,可以时常过来照应。可我必须在过年后回来,这几天老觉得在八零年年初时要发生什么事,可记不起来,这可不能耽误;再说我从来也没有在北京过年。
  “妈,真的我北京过年是有事,我一定赶在正月初六时回来,正月初七不是补大年吗?”我们这儿的风俗正月初七也是个正经日子。
  “孩子们有事,你就别拦他们”,老爹见我再三坚持就开口了:“他们都在外面做大事,你拉住他们干什么?!糊涂。再说四女子腊月二十三肯定回来。五儿,你放心做你的事去,你妈是想你想得糊涂了,恨不得找根绳子把你拴在家里。”
  “死老汉,你不是每天蹲在大门外四处嘹着,你嘹啥呢?还不是嘹五儿,还说我呢!”妈说着眼泪就流出来了,急忙转身悄悄擦去,赶快给我收拾东西去了。既然不能在家过年,过年的好吃的得多带点。唉,不过当时能有什么好吃的,无非就是炒瓜子、花生、大红枣之类的。
  我看在眼里,热在心里,儿行千里母担忧,可怜天下父母心!!!
  出门时,爹给我塞了五百元钱,说是北京是大地方,过年肯定费钱。三姐听说后也赶来给我揣了五百元。这年头的五百元可不是小数,相当于一个行政二十三级国家干部一年的工资,一个象样点的农民家庭一家全年的总收入。我怎么说不要也不行,三姐后来都瞪眼了,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五儿,你皮痒了吧,连三姐的话都敢不听?三姐成外人了?今年也是听你的鬼点子挣了这么一大笔钱。要搁往年卖了你三姐也给不了你五百块。拿着这钱好好学本事,三姐还指望靠你发大财呢!”我只好投降。
  回到学校刚进校门,迎头遇上几个同学男男女女的望外走。“吴永成,你大包小包的是不是刚从家里来?”我一看原来是系学生会的高年级同学刘和平(他曾来找我参加学生会),忙回答:“家里有点事,回去了一趟。”走出去几步听见一个女同学问和平:“他就是七九届的吴永成?个子倒挺高的,怎么看上去像个小孩?就是他写的。。。。。。”声音渐渐走远。我纳闷:我又怎么了,这几天我可不在!
  回到宿舍没一个人,估计都去教室或阅览室了。放下包正准备擦把脸,走廊里传来一阵跑调八百里的歌声:“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鸠三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杯不应愁。。。。。。”歌声渐近,咣当一声门被踹开了,“呀,吴永成你可回来了,牛人呀牛人,”高保平闯进门看见我,嘴里乱七八糟一通乱喊。“我是牛人,你还是狮面人哪!几天不见你啥时候又多添了疯病?”我毫不客气马上反击。
  “看你丫的,我还逗你吗?你是不是以前给外面投稿了?发啦,你小子发大啦”,莫名其妙,我又没做什么生意,去哪发啦,还发大啦。不对,难道是半个月前写的那篇关于两种制度对比的稿子给发表了,当时我只是试着寄给了《人民日报》与北大校刊,也没抱希望能发表,毕竟人家那是高门槛,咱前前后后都是凡胎俗子一个。没想到真发表了。“谁家发了?”我急忙拉住保平,“什么谁家发了,你投了几家?《人民日报》!前天学校广播站全文播出。学校还让各系组织学习、讨论。牛人呀,小子,没看出来有一手啊!”。“碰巧碰巧,纯属偶然。”我连连谦虚。
  两天后,辅导员高淑琴老师给了我一个大信封,“吴永成你给北大投稿了?什么文章?不错呀,能在北大校刊上发表,咱们学校的不少老教授也不一定做到。快考试了,好好复习一下,争取拿个好成绩。”
  高老师这人不错,就像一个慈母一样呵护着我们班每一个同学。当然除了高保平见了害怕,因为那是他姑,管得他紧。
  经过紧张的复习,终于迎来了大学的第一次考试。考试前高保平临出宿舍祈祷:“兔儿爷,保佑我顺利通过考试,要不这个假期我就掺了,肯定得接受再教育。”着急了什么神仙也求,也不说对不对口,真是的。
  “没那嘛严重吧?”我望着他一脸虔诚的样子怀疑地问。
  “你不知道,我爸对我特狠,再加上我姑煽风点火,如果考试不理想,恐怕难过关。那就惨了。”他拉长声音悲叹着。
  三天的考试很快过去了,在等成绩的这两天,我把国际贸易系的试卷和日语试卷找来两份,试着答了一下,对照答案,成绩还能凑乎,都在八十五分以上。
  高保平所担心的成绩终于出来了,他勉强全部过关。高兴的他当时就把成绩单吻了几口。我的成绩居第二,比冯霞少了五分。不错,挺满意的。不一定非要拿第一。
  正文 36。开洋荤
  1980年2月1日,农历腊月十五,学校正式放假。
  根据学校不成文的规定,路远的同学可以提前一天离校。我正帮着几个同学收拾东西,冯霞突然推门进来,:“吴永成,你今天也回家吗?能不能提前几天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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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两天不回去,估在过年后回去,怎么有什么事吗?”我随口回答。
  “发财了,发财了。”门被咣的一声踹开,高保平兴冲冲地跑进来。“高保平,你不能好好进来吗,老整出这么大的动静。这门迟早要毁在你的脚下。”老二王志明不高兴了,南方人心比较细。
  “今天谁也不能走,”高保平没顾上搭理他,像个领袖似的把手一挥,“今天我发财了,我要请客,庆祝哥们考试门门都过!谁走了,就是不给我高保平面子!”
  “又从哪搞到的钱,能有几个?还把你乐得‘发财了、发财了’,你见过钱吗?”老三韩福平在一旁嘲讽。
  “你知道什么呀,我从我妈哪儿敲了三十,又和我姑磨叽了二十。各位同学、各位同学,啊!这么多钱哪,我高保平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没说的,走,都跟我去‘老莫’。”高保平夸张地甩着手里的五张大团结(十元的人民币)。
  五十元去吃饭?那可真不是个不小的数字。那时候有十块钱七、八个人就能在饭馆里吃好了。真是有钱人家啊!我不由得暗自感慨。
  除了老大高建着急家里要回去和北京的那两个同学不在外,其他六人浩浩荡荡兵发‘老莫’,出门碰上刘艳,一并收容。
  ‘老莫’,全名叫莫斯科餐厅,在西直门外大街农展馆院内。因为当时是五十年代苏联援助中国时修建的,叫苏联展览馆,附属餐厅叫莫斯科餐厅,经营俄式西餐。后期中苏关系恶化后改成北京展览馆餐厅,但人们叫习惯了改不过口。年轻人都叫‘老莫’。在当时的北京也只有两家西餐厅对外营业,还有一家是位于崇文门外的新侨饭店,经营法式西餐,不过这种法式西餐已经完全中国化。
  走到老莫不远处,就看见一座充满浓郁的俄罗斯情调的建筑,华贵高雅,气势恢弘。高保平指着这座建筑说:“吴永成,看,这就是‘老莫’,没来过吧?这家餐厅在五十年代可牛气了,门口站着的不是服务员,是两个背枪的当兵的!有钱你也进不去,人家不收钱,只收餐券。那餐券可不是一般人能搞到的。来吃饭的都是到中国的苏联专家和从苏联回来的大知识分子。”
  “奥,当时你就来过。”冯霞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嘿、嘿,说什么呢,当时哪有我呢?!你才来过呢!”高保平恼羞成怒了。大家一片哄笑。
  走进老莫大厅,里面的陈设还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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