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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能让杜甫那颗诗人的心平静下来吗？于是，就有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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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
一位盛唐歌王，一位盛唐诗圣，随着盛唐的不再，也终于鞠躬谢幕，相继退出人生舞台。
其实，回顾整个中国文学史，一个大时代的开始，总是一次新文###动的开始。同样，一个大时代的终结，也必然是这个文学进程的终结。唐朝的歌手也好，唐朝的诗人也好，兴也固然由于盛，这是不必说的了；其实，衰不也是盛时种下的苦果吗？
因此，总结一下时代更迭及文学盛衰的历史教训，对后人而言，也是不无裨益的。
唐朝的不死药（1）
唐朝的不死药唐代上层社会，服长生之药，求不死之风甚盛。
人岂有不死之理？但不想死之心，人皆有之。明知其绝不可能，可没有一个人碰到这种可能性的时候会放弃的，哪怕百分之百的荒谬，也不肯失之交臂。即使科学发达至今天，不也有过这种功那种功，弄得一帮愚民膜拜崇信，成为现代白痴吗？
何况一千年前的唐朝？
在中国，怕也不止是唐代，有钱的，有名的，有权的，有势的，日子过得滋润得不行的那些人，以及没钱的，没名的，没权的，没势的，日子过得不那么舒坦快活，而在孜孜奋斗企冀改变的那些人，都在千方百计地延年益寿，寻丹觅药地争取不死。
再则，最好的死，也不如最不好的不死。于是，可想而知，唐朝人吃不死药，比当代人吃补药的积极性高上十倍，不足为奇。当时的长安，恰逢盛世，人们自在得简直不知所以，便想办法要长久的快活，想办法能取得长久快活的灵丹妙药。于是，来自西域、南洋的胡僧，来自道教名山的方士最吃香，因为他们能炼不死神药。皇帝下帖诚邀，名流登门求教，官员趋前问候，小民望风追随。有一个名叫“那罗迩娑寐”或“那罗迩婆娑”的高僧，是从印度尼西亚的婆罗门岛渡海来到大唐，那就更是不得了。最后，他混到了李世民的高级医药顾问一职，负责监制御用的长生不老之药。
在太极宫的金飚门，为他建造一座炼丹的冲天炉，白天火光熊熊，夜晚耀如白昼。
同是洋人，这个叫“那罗迩娑寐”或“那罗迩婆娑”的胡僧，可比当今瑞典科学院专管诺贝尔文学奖的院士来到中国，要神气得多。人称“天可汗”的万世之尊，亲下丹墀，合十礼敬。因为这位外国和尚，能让你不死，活八百岁，活一千岁，能让你与你的重孙子，一块儿再娶媳妇，能让你与你的灰孙子，一块儿重做新郎，那是金山银山也买不来的福气啊！至于挟重金而来华的洋院士，相比之下，那诺贝尔奖的区区五十万美金，就不免有点赧颜了。
唐朝的不死药，种类繁多，系统不一，方剂互异，用药有别，冶炼炮制的方法手段，也各有各的高招，通常都秘而不宣。若像做豆腐、炸油饼那么简单，那些卖野人头的胡僧，那些推销狗皮膏药的方士，还能骗谁去？这也是时下文学界经常被几个故作高深的假洋鬼子，唬得一愣一愣的原因。这也不稀奇，自有人类，就有骗子，正如盖了房子，人住进去，必然会有耗子、蟑螂一样，是不受时间控制和空间影响，是防不胜防的。
唐朝的不死药，大致有两个来源，一是魏晋时文人服用的五石散；一是域外传进中土的炼丹术。有一位名叫高罗佩的荷兰人，在他的专著《中国古代房内考》中，认为有关长生不老之术，永寿不死之药，无论在印度的还是中国的古老性文化里面，都是与房中术（Sexology）相关连的一门学问。
但无论什么事情，一落到中国的犬儒主义者手里，就常常学招变样，偷换概念，形同实异，荒腔走板。狸猫换太子，化严肃为粗鄙，挂羊头卖狗肉，认真求实被油腔滑调代替。《淮南子》曾云“橘逾淮为枳”，而被他们捣弄折腾以后，过了淮水，橘就变为驴粪蛋、屎壳螂，令人啼笑皆非。
因此，别把李唐王朝看成一个不死药泛滥成灾的世界，其实，更是一帮骗子兴风作浪，得其所哉的世界。尼采说过，上帝要你灭亡，先让你疯狂。唐朝人拚死吃河豚地服不死药，为之命丧黄泉者，不知几许。其中包括帝王，包括诗人，但没有一个清醒的人站出来喝止这种狂热，一直到唐亡以后，不死药才在中国基本绝迹。
这就是说，人要是执迷不悟到底，必然出现蛮可怕的精神症状。就看神勇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时，坚信刀枪不入，一排排走向死亡的誓不回头；就看“文革”期间那班造反派和红卫兵，在武斗中打红了眼的视死如归；就看近些年来，这个功或那个功的信众，念经除病，坐地升天，吞符作法，顶礼膜拜的死不改悔，便可领教了。一千年前的唐朝人，对不死药的虔信不疑，坚定不贰，死也要吃，吃死不悔的铁定了心，你能说些什么呢？
唐太宗都吃的呀！武则天都吃的呀！据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说，“惟武后时，张昌宗兄弟亦曾为之合丹药，萧至忠谓其有功于圣体，则武后之饵之可知。然寿至八十一。岂女体本阴，可服燥烈之药，男体则以火助火，必至水竭而身槁耶？”不知道这种女宜服男不可服的说法，是否具有某种科学道理？但唐王朝最杰出的这两位男女，都在为他们的子民率先垂范，这种推广宣传，能不教全民追随，步其后尘吗？
唐朝的不死药（2）
所以，唐朝的不死药，几乎成为全民参与的群众运动。
在服药而死的人当中，最令人喷饭的，莫过于代宗朝曾为怀泽潞观察使留后，德宗朝曾为检校工部尚书的李抱真了。他大概可以算得上唐代服不死药而死的最为典型的人物了。
李抱真到了晚年，“好方士，以冀长生”。一个名叫孙季长的江湖骗子，投其所好，登门兜售其不死之药。称只要服了他炼出来的金丹，短期内可以祛病延年，久服后必然成仙升天。这等绝顶的荒唐，李抱真竟被蛊惑得深信不疑。于是邀他入幕为宾，礼敬备至。给他发高薪，配助手，还拨出大批银两，供他建炉烧丹。结果弄得满院子烟薰火燎，云缠雾绕，以致居宅所在街坊，笼罩在一片乌焦巴弓的难闻气味之中，路人皆掩鼻急走，不敢停留。
李抱真却兴奋之极，因为，对他而言，不死已不是问题，而是要得道成仙，指日升天，与大家要再见的事情了。见到同僚平辈、部属下司、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忙不迭地珍重道别，因为很快就要大功告成了：“此丹秦皇、汉武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复偶公辈矣。”那意思是，他要先行一步，再也见不到诸位了。
据《旧唐书》，此人先后一共“服丹二万丸，腹坚不食”，最后，服到只有进的气，没有出的气，如同死鱼缺氧一样直翻白眼。至此，“不知人者数日矣！”全家束手无策，只好准备办后事。有一个道士叫牛洞玄者，出了一个恶招，死马权当活马医，“以猪肪、谷漆下之”。猪肪者，即猪油，谷漆者，即泻药，经灌肠润滑，加之峻泻药物，积痞排泄出去，才算缓过气来，睁开眼睛，略晓人事。
但那个江湖骗子却跑来对他说，眼看成功在望，翩然飞升，大人你怎么能半途而废呢？这个白痴，想想在理，怪罪家人救活了他，反而更为增加药量。结果，“益服三千丸，顷之卒”。这回，真是神仙也救不活了。
人，怎么能不死呢？不过早晚而已。可一根筋到底，坚信服了不死药就会不死，你对这等傻瓜，只有敬谢不敏。但是，一个人，两个人，这样疯疯癫癫，只不过是饭后茶馀的新闻。可在唐朝，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内，相当多的人都这样疯疯癫癫，以致成为时尚、时髦、流行、新潮，那可就当真是病态，当真成问题了。
风气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对社会而言，风气一旦形成，会产生正面效应，也会出现负面效果。好的风气所至，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坏的风气所至，如污泥浊水，不堪收拾。一般来说，良好的风气，向上的风气，循循善诱、使人心理健康的风气，洁净自好、懂得礼义廉耻的风气，都是腿短的，很难推广，更难实行。相反，浮躁的风气，邪恶的风气，推波助澜、制造盲动混乱的风气，薄幸谗险、绝不与人为善的风气，总是不胫而走。只要蛊惑起来，煽动起来，前面有人带头，后边一定就有起哄架秧者之流。接着，像滚雪球似的，一股奈何不得，邪乎得厉害，足以裹胁一切的力量，有时真会搅得天下不宁，日月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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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唐朝的不死药，领风气之先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李世民啊！
这透着有点滑稽。一位英主，一位明君，一位封建社会中称得上为样板的帝王，他知道服药不对，求仙不对，他当然更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不过是死得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的分别而已。这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却选择了比鸿毛还轻的让人笑话他、蔑视他、看不起他的死法。服那位名叫“那罗迩娑寐”或“那罗迩婆娑”的，来自印度尼西亚婆罗门群岛的南洋高僧所炼成的金丹，而一命呜呼。
旧时的历史学家，编撰正史的史官们，哪敢如此直书昭陵毒毙的死因，那是大不敬呀！要知道，皇帝永远是对的，这是绝对真理。即使陛下错了，也是错得伟大光荣，错得英明正确的。可要是只字不提吧，为史官者，又觉得憋闷，觉得对不住历史。
于是，《旧唐书》的作者，含着骨头露着肉，在《太宗纪》里不痛不痒地说了一句，贞观二十二年五月，“使方士那罗迩娑婆于金飚门造延年之药”。在《郝处俊传》里引郝处俊的谏文又说了一句，“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胡人有异术，征求灵草秘石，历年而成，先帝服之，竟无异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时议者归罪于胡人，将申显戮，又恐取笑狄夷，法遂不行”。在《宪宗纪》里额外补充地说了一句，“李藩亦谓宪宗曰，文皇帝服胡僧药，遂致暴疾不救”。这样，总算让我们在这位大人物头顶上闪亮炫目的光环里，看到一个其实也并不怎么样的晦暗缺口。
唐朝的不死药（3）
也许上帝不给人百分之百，也许我们不该求全责备，也许瑕不掩瑜，这是一个手指头与九个手指头的关系。还是尽善尽美的天可汗，还是永垂青史的贞观之治，这是毫无异议的。但要听他公元628年（贞观二年）在御前会议上的一次极其冠冕堂皇的训话，与他本人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你就会觉得他的伪善表演得不免太过分了。他说：
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吴兢《贞观政要》卷六）
若以这些记录在案的话，你不能不承认，李世民具有相当程度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相信科学、破除迷信的进步思想，还颇有一点反权威的精神，敢于对秦始皇、汉武帝发难。可据《资治通鉴》，这位陛下，却是一直没断了服用种种延年益寿、壮体强身的不死药。
春，正月，开府仪同三司申文献公高士廉疾笃；辛卯，上幸其第，流涕与诀；壬辰，薨。上将往哭之，房玄龄以上疾新愈，固谏，上曰：“高公非徒君臣，兼以故旧姻戚，岂得闻其丧不往哭乎？公勿复言！”帅左右自兴安门出。长孙无忌在士廉丧所，闻上将至，辍哭，迎谏于马首曰：“陛下饵金石，于方不得临丧，奈何不为宗庙苍生自重！且臣舅临终遗言，深不欲以北首夷衾，辄屈銮驾。”上不听。无忌中道伏卧，流涕固谏，上乃还入东苑，南望而哭，涕下如雨。及柩出横桥，上登长安故城西北楼，望之恸哭。（《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
看房玄龄和长孙无忌两位臣下的坚定态度，这种因服药而有所禁忌的干预，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而且，还可由此判断，唐太宗服的药，是中国古方，当为发轫于汉，滥觞于魏晋，至南北朝，至隋而泛滥，至唐代便大行其道的“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