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汪呀，我看你本质不坏，才跟你讲。有些话是不能讲明的，可你懵懵懂懂。你写东西不给马主任看，他心里舒服吗？他原来是权威，你现在材料不给他看了，他到哪里体现权威高？嗅，他叫你不要给他看你就不给他看了？你以为人人都像你这样肠子是直的？马主任叫你今后写的材料要同他商量商量你明白吗？这商量是什么意思？上级同下级有没有商量的道理？只能是指挥和服从！就说今天发生的事，若让他看了，他也不一定看得出数字多了还是少了。但至少封了他的嘴巴，他想讲也讲不出了。我也奇怪今天开会他怎么那么平心静气，没有骂你一句。确实，既然市长已骂了，他何必再得罪人呢？你学问深些，大姐我文化不高，讲的话听不听由你……”
张大姐讲了许多，都入情入理。汪凡多喝了几杯酒，激动起来，涕泪横流，硬咽道：
“小弟我到这个地方工作，举目无亲，全得大哥大姐照应。大哥大姐，是世上最好的人，我汪凡一辈子忘不了的。我汪凡不是人，做了那件蠢事，让老弩马他妈的来整你
张大姐不愿提及这件事，忙止住汪凡，不要那么讲，马主任也是个好同志，我干档案工作，还轻松些。
汪凡回到宿舍，精疲力竭了，衣服也不想脱，就上床睡了。反复问自己，张大姐讲你的本质不坏，到底坏不坏？
九
事情糟透了。不久前发生的“二百风波”使汪凡的形象大为失色。似乎所有的领导都冷淡他了。那天在厕所碰到市长，市长正在系裤带，双手不空，口里咬着一本《求是》。汪凡很尊重地喊了市长，市长微微点了点头。汪凡明知厕所不是热情寒暄的地方，也分明看见市长嘴巴被《求是》占着，但总以为市长对他不如以前那么满意了。那次大便足足用了三十分钟，若有所失地走出厕所后，仍有便意，很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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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祸不单行，工作上偏又出了个差错。向省政府打了个请求解决资金的报告，汪凡校对的，报省政府误作了打省政府。市长拍着桌子，叫道：“今天打省政府，明天还要打国务院！真荒唐！”
完了完了，彻底完了。汪凡真想大哭一场。
偏偏这时，一位大学同学寄了一本散文集来，曰《夏之梦》。这更勾起了他的无限烦恼。这些同学，在学校都是一块儿玩创作的，人家现在出散文集了，出诗集了，有几个同学的小说也出了多人合集。自己呢？正儿八经地当了几年御用文人，成就在哪里？居然也那么鄙视过这些搞创作的朋友。
简直无法给寄来散文集的同学回信！他提起笔来，脑子里像钻进了许多蚊子，嗡嗡乱叫。好不容易静下心来，写上几句，又捏作纸团丢了。他吃惊地发现，自己写了几年衙门文章，现在连写封稍稍儒雅些的书信都不能了。语言已丧尽了灵气，十分刻板。
一连几天，他有空就翻同学的散文集。这位老兄的散文清丽、空灵、舒展，汪凡看了几天，便满脑子的白云、山泉。翠柳，如丝如缕的温馨。
这本散文集似乎是一剂灵丹妙药，让他心静如水。兴致好了，便翻出自己前些年创作的诗和散文，有发表过的，有一直沉睡在抽屉里的。缨斯的光环似乎又辉映在他的头顶了。摊在案头的件件作品在他的眼里成了游动的精灵。原来我汪凡天生就应躲进小楼成一统搞创作的，干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呢？此念一出，便感到自己虚度了这几年，很懊丧。
以后的日子里，他工作上勉强应付，倾注全部精力写诗。那些古板的机关材料在他的眼里一下子成了狗屁不如的东西。他感到自己很可笑，好像死心塌地迷恋过的美人儿，最后发现竟是一个丑八怪。这几年自己居然也写这样的文章，居然也为了成为大手笔孜孜不倦，简直辱没了仓颌。那些东西，千篇一律地在什么什么领导下，什么什么支持下，什么什么配合下。一个材料，开篇至少三下，三下五除二，算啥玩意儿？
汪凡潜心创作了一组诗，日《痛苦的方式》。写得很绝，把自己感动得在郊外转悠了一个星期天。他想，这样的诗作如果不发表，中国没有诗了。
果然发表了，在本市的文学圈子里引起了轰动。汪凡为了扬眉吐气，很方法地把自己发表诗作的事在同事们中间张扬了。同事们敬而仰之，他很快意。
一天，马主任很严肃地找汪凡谈了话。听说你写了个诗，叫什么痛苦。业余搞点创作，我看是可以的，只要不影响工作。但格调应高一些。领导很器重你，同事们也很关心你，有什么痛苦的？领导批评你，也是为你好，要正确对待。有人说你星期天经常在外独自散步，有什么想法，可以向组织反映嘛。唉，现在文学界也不讲方向性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发表，自由化怎么能不泛滥成灾？
汪凡解释说，我那诗作，并没有政治问题。痛苦嘛，在有些时候，是一种很高尚、很纯洁、很美丽的情绪。
没等汪凡讲完，马主任莫名惊诧了，什么什么？痛苦也美丽？
汪凡突然发现自己很笨拙，怎么同这些人谈文学的审美情趣！为了尽快收场，汪凡立即表态，一定接受领导的意见，有时间的话，创作一些健康的有益的作品，热情沤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
“那就对了。”马主任满意了。
汪凡果然才气不凡，一发不可收拾，经常有诗作和散文发表。
张大姐有天提醒他，最好用笔名发作品，不然影响不好，会有人嫉妒你，讲你不务正业。汪凡不听，心想，就是要扬扬名，让那些王八蛋不再小觑自己。果然有同事递了消息，说某某领导对你搞创作有看法了。汪凡也并不在意，俨然傲骨挣挣。你当你的官，我写我的诗，互不干涉。当官有什么了不起的？李鸿章讲天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当官，你那个官我当不像？我来当的话，肯定比你出色。可我的诗你写写看！我搞创作，充其量也就是晚上不打麻将。你们天天晚上玩麻将，那才是玩物丧志！
汪凡感到自己很潇洒。人哪，就该这么潇洒。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何以庸人自扰？
十
文学创作有了名气，市文联关注他了。文联刘主席有回开玩笑说：“愿意丢下乌纱帽到文联来吗？我看你若有兴趣，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注定要成大家的。当然，我也是随便讲的，首脑机关前途无量，谁愿到我那小小土地庙来呢？”
刘主席确实只是随便讲讲，但汪凡真的动了心。我汪凡有什么乌纱帽？一个二十四级干部！就是当了市长，也是个七品芝麻官。全市人口一百多万，市长只有一个。当诗人可是没有名额限制的。他很当作一回事，对刘主席讲，可以可以，正合我的心意。
汪凡决定调文联后，成天憧憬着新的理想。不，这早就是我的理想了。他想，调到文联之后，再也不受市府机关这繁文缛的拘束，也不须那么正统了，可以关起门来神游八极，须发变成马克思那样也无人干涉。说不定发了有影响的作品之后，会有满脑子幻想的女孩子登门拜访的，见了自己蓬头垢面的样子一定很吃惊。他仿佛已看到一个美丽的少女的惊骇而疑惑的目光，那场面会很浪漫的。
当他正做着诗人梦的时候，被提拔了，任副科级秘书。事先没有任何消息，汪凡自己也很感突然。他疑惑地问张大姐：“我汪凡何德何能，也当个副科级秘书？”
张大姐笑着说：“你成熟了嘛，组织上自然要用你。”
汪凡说：“大姐你就别打官腔了。”
张大姐这才说了几句推心置腹的话：“你自己应明白，你现在的文字功夫已是公认的，办公室缺你不行。不提拔你，你会安心吗？前不久不是有人反映你有情绪，想调到文联去吗？但又考虑到你太年轻，提个副主任，怕难胜任，就提个副科级秘书。不过这也确实是重用你，你看同你一道分来的那几个大学生，不都还是一般干部吗？”
汪凡这才知道组织上对他采取的是安抚政策。
机关里的人们对干部的任免问题一向是最感兴趣的。大家一见汪凡，就拍着肩膀说，小伙子不错呀，年轻有为，以后当了市长，可别忘了兄弟们啦。
汪凡只是极谦虚地玩笑道：别那么讲，李先念十八岁就当军长了，我今年二十六了，才是个副科级，也不是什么官，最本质的意义是每月加六块钱，只够买半只鸡。
既然被提拔了，就不便再提调动的事。天天有人热情地道喜，心也安了许多。不久，因为马主任讲到一件事，他彻底打消了调动的念头。那是办公室政治学习时，马主任讲，他有位中学同学，后来当了作家，前几年到了德国，现在生活得并不自在，自己写的书自己摆摊子销。有人羡慕西方生活，中国如果“和平演变”了，生活的秩序就全乱了，我们当干部的干什么去？当作家的不也自己卖书去？同志们，要坚定信念哪！
马主任的这番话为什么如此深刻地触动了汪凡，他自己也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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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很平淡地过着。有时通宵达旦写材料，有时一连几天无事可干。人们见了汪凡总很客气地问：汪秘书，忙吗？汪凡照样回道，不忙不忙。然后匆匆走开，一副马不停蹄的样子。有回基层来的同志找他办事，问汪凡是哪一位，因为直呼其名，他内心竟微微不悦，但没有表露出来。事后想到这件事，在心里狠狠教育了自己：汪凡，简直是堕落哪！若有人看出这一心迹，不要戳断你的脊梁骨吗？尽管明知当时不温不怒，但仍唯恐有人洞悉他的内心。
那天晚饭后，汪凡很悠哉游哉地到河边散步，在几年前坐过的那棵樟树下坐下来。红日衔山，河面流金溢彩。汪凡心情极佳，不禁回想起几年来做过的事情，想起周围的许多人，马主任，张大姐，传达室老头，市长们。发现都是平常的自自然然的。人似乎就是人，任何奇怪的东西都没有。自己也不必把什么事看得那么认真，特别是不能计较小节。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该糊涂的就糊涂，该含混的就含混，该朦胧的就朦胧，这才是潇酒。张大姐就最潇洒，无怨无尤，不争不斗。回来时，走进市府机关对门的冷饮店，要了一杯冰牛奶，坐下慢慢的喝。市府门口，辉煌的路灯下人们进进出出，都很平常。几年前刚来时，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这里面的人很生硬，木偶一般。
汪凡还准备要一盘冰淇淋，忽然想到今晚马主任约他打麻将，就起身回去了。
《今夕何夕》
一
关于张兆林的发迹，人们有很多种说法，似乎又没有一种说法可信。但一传十、十传百，就切合了群众创作的规律，艺术手法倾向于古典，听起来像寓言或者童话。人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张兆林当了地委书记，而是他为什么就当上了地委书记。这世界是不是出问题了？谁都在窥测别人，谁都不相信谁。你成了百万富翁，肯定心黑手辣，要么勾结贪官。你成了达官贵人，肯定精于拍马，要么上头有人。谁也不信服谁的才德，谁都认为自己本也可以像谁谁那么出人头地，只因机运不济，或者不愿像谁谁那么做人。
外界的议论沸沸扬扬，神神秘秘。张兆林那里却看不出什么变化。他那大翻头依然一丝不苟，步态依然不紧不慢，说话依然有板有眼。秘书仍是孟维周，司机仍是马杰。轿车也是原来的轿车，桑塔纳，牌照5号。地区领导小车牌照号码顺序沿袭好几年了。老书记陶凡是1号，行署陆专员2号，人大李主任3号，政协夏主任4号，张兆林原任主管党群的副书记，排在5号。现在陶老书记少用车，可又不便这么快就把他的车配给别的领导，那辆1号皇冠三点零就天天在车队待命，应临时用车之需。
盂维周和马杰几乎是同时到张兆林身边工作的。两年前，孟维周大学毕业，马杰从部队复员。当时正巧张兆林的秘书提到县里任职去了，司机调走了。李秘书长征求张兆林的意见，看谁合适些。本来按惯例，地委领导的秘书应是副科级以上干部充任，司机也要技术好，有资历的师傅。张兆林却不在乎这些，说地委办的同志都不错，谁都可以。但跟着我是辛苦的，最好安排新来的年轻同志。李秘书长琢磨张兆林的意图，就安排了小孟和小马。小孟小马进地委办，张兆林打过招呼。
小孟同小马共事没多久关系就微妙起来。小马大小孟几岁，在部队也是给首长开小车，见的世面多，总看不惯小孟的斯文。他只知道自己是张兆林打招呼进地委办的，对小孟便不以为然。小孟也慢慢地不喜欢小马了，但他不怎么流露。他的姨父是地委党史办一位快要退休的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