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治疗我当事人的方法到最后是不是和你的上司，也就是当时医院的主任约翰纳斯·卡尔丁的意见严重分歧？”
“没有，没这回事。”
“卡尔丁医师几年前过世了，无法作证。但在这个法庭有一个人曾经见过卡尔丁医师几次，那就是我的助理律师潘格兰。”
她转过去面向他。
“你能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吗？”
潘格兰清清喉咙。他仍为中风的后遗症所苦，必须集中精神专注于咬字。
“莎兰德的母亲被她父亲痛殴成身心障碍后，无法再照顾女儿，我便被指派为莉丝的受托人。她母亲是永久性的脑损伤，并不断地脑出血。”
“我想你说的是札拉千科吧？”埃克斯壮特意倾身向前问道。
“正是。”潘格兰回答。
埃克斯壮说：“我要提醒你，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极机密的事。”
“札拉千科一再对莉丝的母亲施暴，这几乎不是秘密。”安妮卡说。
泰勒波利安举起手来。
“事情恐怕不像安妮卡女士所陈述的那么显而易见。”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安妮卡问。’
“莎兰德无疑目睹了一出家庭悲剧……某件事引发了一九九一年那场毒打。但没有证据显示这种情形如安妮卡女士所说持续多年，它可能是独立的意外事故，或是一时失控的争吵。老实说，甚至没有任何证据指出攻击莉丝母亲的人是札拉千科。据我们所知，她是娼妓，所以犯案者也可能另有其人。”
安妮卡讶异地看着泰勒波利安，似乎一时无言以对，但目光随即转为锐利，仿佛要穿透他似的。
“你能说得更详细一点吗？”她问道。
“我的意思是实际上我们只有莎兰德的说辞作为凭据。”
“所以呢？”
“首先，她们有两姐妹，事实上是孪生姐妹。卡米拉·莎兰德从未作过这样的声明，甚至她否认有这样的事发生。如果真有你的当事人所坚称如此严重的虐待，社会福利报告等档案中肯定会有记载。”
“有没有卡米拉的面谈资料可以让我们看看？”
“面谈资料？”
“你有没有任何证据资料显示确实有人问过卡米拉她家出了什么事？”
莎兰德听到他们提起妹妹，身子不安地扭动起来，同时瞄了安妮卡一眼。
“我猜想社会福利部有存档……”
“你刚刚说卡米拉从未说过札拉千科对母亲施暴，甚至还加以否认。这是很明确的声明。你的信息是从哪来的？”
泰勒波利安静默了几秒钟。安妮卡看出来他发现自己犯了错，眼神也变得不一样了。他可以预料到她想引导他说出什么，但却避不开这个问题。
“我好像记得警方的笔录里提到过。”他终于说道。
“你好像记得……我自己可是想尽办法要找到关于札拉千科在伦达路严重灼伤那起意外事故的笔录，结果只找到现场警员写的简要报告。”
“有可能……”
“所以我很想知道辩方无法取得的警方报告，你又怎么能看到呢？”
“这我无法回答。”泰勒波利安说：“我是在一九九一年你的当事人企图谋杀她父亲之后，为她作精神状态鉴定的时候看到那份报告的。”
“埃克斯壮检察官看到过报告吗？”
埃克斯壮局促不安地捻着山羊胡。现在他知道自己低估了安妮卡，然而他没有理由说谎。
“是的，我看过了。”
“为什么辩方无法获得这些数据？”
“我不认为它和这次开庭有关。”
“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你怎么能看到这份报告？我问警方时，他们只告诉我没有这样的报告存在。”
“报告是由秘密警察写的，是机密。”
“原来是国安局写了一份关于一名妇人遭受重伤害的报告，并决定将它列为机密。”
“那是因为犯案人……札拉千科。他是政治难民。”
“报告是谁写的？”
沉默。
“我没听到回答。标题页上写的是谁的名字？”
“是国安局移民组的古纳·毕约克写的。”
“谢谢。我的当事人说一九九一年有个古纳·毕约克和泰勒波利安医师一起假造她的精神鉴定报告，这是同一人吗？”
“应该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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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卡重新将注意力转回泰勒波利安。
“一九九一年你将莎兰德送进圣史蒂芬儿童精神病院的监禁病房……”
“事实并非如此。”
“不是吗？”
“不是，莎兰德是被判决关人精神病房，这是经过地方法院完整的法律程序所得到的结果。她是个有严重精神障碍的少女，那不是我个人的决定……”
“一九九一年地方法院判决将莎兰德关进儿童精神病院。地方法院为何作此判决？”
“地方法院仔细评估了你的当事人的行为与精神状态，毕竟她试图用汽油弹杀害自己的父亲。这不是一个正常青少年的作为，不管有没有刺青。”泰勒波利安露出一个礼貌性的微笑。
“地方法院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如果我的了解正确，他们只有一份医学鉴定报告，也就是你和那个名叫毕约克的警员写的那份。”
“这是莎兰德小姐的阴谋论，安妮卡女士。在这里我必须……”
“很抱歉，但我还没有提问。”安妮卡说完再次转向潘格兰。“潘格兰，刚才我们提到你见过泰勒波利安医师的上司卡尔丁医师。”
“是的，以莉丝受托人的身份。那阵子我每次见莉丝的时间都很短，我也和其他人一样，觉得她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但由于职责所在，我开始调查她整体的健康状况。”
“卡尔丁医师怎么说？”
“她是泰勒波利安医师的病人，所以除了例行性的评估之外，卡尔丁医师并未特别留意她。直到她入院一年多，我才开始和院方讨论如何能让她重返社会。我建议寄养家庭。我不太清楚圣史蒂芬内部发生了什么事，但一年过后卡尔丁医师忽然开始对她感兴趣了。”
“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发现他提出和泰勒波利安医师不同的意见。”潘格兰说：“有一回他告诉我说他决定改变莉丝的护理方式，我后来才知道他指的是绑束缚带一事。卡尔丁医师认为不应该再束缚她，他觉得没有必要。”
“所以他违背了泰勒波利安医师的嘱咐？”
埃克斯壮打岔道：“抗议，那是传闻。”
“不。”潘格兰回答道：“并不全然是。我申请一份关于莉丝该如何重返社会的报告，卡尔丁医师写了那份报告，我至今还保留着。”
他将文件交给安妮卡。
“你能告诉我们里面的内容吗？”
“这是卡尔丁医师在一九九二年十月写给我的信，当时莉丝已经在圣史蒂芬住了二十个月。卡尔丁医师在信中明白地写道：我决定不再束缚或强迫喂食病人之后也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她现在稳定下来了，不再需要吃精神病药物。然而病人非常封闭而沉默寡言，需要继续进行支持性治疗。”
“这么说他很明白地写出这是他的决定？”安妮卡说。
“是的。而且也是卡尔丁医师自己决定应该为莉丝安排寄养家庭，让她重返社会。”
莎兰德点点头。她记得卡尔丁医师，就如同她记得自己在圣史蒂芬那段日子的一切细节。她不肯和卡尔丁医师说话……他是“疯子医生”，又一个想要刺探她情绪的白袍人。不过他很友善，脾气也很好。她曾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听他解释一些事情。
见她不肯和自己说话，他似乎很难过。最后她直视着他的眼睛，说出自己的决定：我绝对不会再和你或其他任何疯子医生说话，你们根本没有人会听我说。就算你把我关到死也一样，我不会再和你们任何一个人说话。他凝视着她，眼神流露出诧异与难过，接着仿佛理解似的点点头。
“泰勒波利安医师，”安妮卡说道：“我们已经确认是你把莎兰德送进儿童精神病院。是你提供报告给地方法院，而这份报告也是判决的唯一依据，对不对？”
“基本上是如此没错。但我想……”
“之后你还有很多时间解释你的想法。莎兰德即将满十八岁时，你又再次介入她的生活，试图将她关进医院。”
“那次的精神鉴定报告不是我写的……”
“没错，那是罗德曼医师写的。他当时正好在准备博士论文，而你是他的指导老师。所以是因为你的评估才让报告被接受。”
“那些报告并无任何不道德或不正确之处，那是根据医界的规定作出来的。”
“如今莎兰德二十七岁，你又第三度试图说服法院相信她精神有问题，必须关进精神病院。”
泰勒波利安深深吸了口气。安妮卡是有备而来，不但有几个狡猾的问题让他乱了方寸，还扭曲他的回答。她没有被他的魅力所迷惑，更全然无视他的权威。他已习惯自己说话的时候，旁人点头附和。
她到底知道多少？
他瞥了埃克斯壮一眼，但明白不能期望他的帮忙。他得独自度过风暴。
他提醒自己，无论如何他都是权威。
不管她说什么，我作的评估才算数。
安妮卡拿起他的精神鉴定报告。
“我们更仔细地来看看你最新的报告。你花费很大的精力分析莎兰德的感情生活。有一大部分是你对她的性格、行为与性爱习惯的分析。”
“在这份报告中，我试着呈现出全貌。”
“很好。你根据这个全貌得出的结论是莎兰德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我不想局限于确切的诊断。”
“可是你并不是通过和我的当事人交谈作出这样的结论，对吧？”
“你非常清楚，你的当事人坚决不肯回答我或其他任何权威人士对她提出的问题。这个行为本身就很明显。我们或许可以断定患者的妄想特性已经发展到她几乎无法与任何权威人士进行简单的交谈的地步，她相信每个人都想伤害她，感觉受到莫大威胁，因而将自己封闭在坚不可摧的保护壳内，保持沉默。”
“我发现你的用词非常小心。例如，你说我们或许可以断定……”
“没错，我的用词是非常小心。心理学并非精密科学，我下结论必须很小心。而且我们精神科专家绝不会毫无事实根据便信口开河。”
“你的小心谨慎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真正的事实是自从我的当事人在十三岁生日那天晚上拒绝和你说话开始，你就没有和她交换过只字片语。”
“不只是对我，她似乎是无法和任何精神科医生对话。”
“意思就是像你这里写的，你下的结论是根据经验以及对我当事人的观察。”
“正是。”
“对一个抱着手坐在椅子上不肯和你说话的女孩，你能观察到什么？”
泰勒波利安叹了口气，似乎觉得这么明显的事还要说明很是厌烦。但他带着微笑说：
“从一个坐着不说话的病人，你只能得知他就是一个只会坐着不说话的病人。就连这个也是行为障碍，不过那不是我作判断的根据。”
“今天下午稍晚我会传唤另一名精神科医生，他名叫史凡泰·布兰丹，是法医学院的资深医生也是精神鉴定专家。你认识他吗？”
泰勒波利安再次有了信心。他原本就预期安妮卡会传唤另一名精神科医生，询问他的结论。这个情况他已有所准备，而且还能轻而易举地反驳一切异议。与学院派的同事进行友谊辩论，确实比面对安妮卡这种毫不克制又每每扭曲他的话意的人简单多了。他不禁微微一笑。
“他是非常受敬重也很有经验的精神鉴定医师。不过安妮卡女士，你得了解这种报告的产生是一种学术与科学的过程，你本身或许不同意我的结论，另一个精神科医生也可能对某种行为或事件有不同看法。你可能会得到不同的观点，又或许这纯粹是医生对患者了解多少的问题。他对莎兰德可能作出非常不同的结论。这在精神医学上一点也不罕见。”
“这不是我传唤他的目的。他没有见过莉丝也没有替她作过检查，他不会对她的精神状态作任何评估。”
“哦，是这样吗？”
“我是请他阅读你的报告以及你对莎兰德所写的全部数据，并且看她在圣史蒂芬的病历。我请他作了评估，但不是针对我当事人的健康，而是请他纯就科学观点看看在你的记录中有没有足够的依据能作出你的那番结论。”
泰勒波利安耸了耸肩。
“请恕我直言，我想我比国内其他任何精神科医生都了解莎兰德。我从她十二岁起就开始追踪她的病史，遗憾的是她的行为一再地证实我的结论没有错。”
“很好。”安妮卡说：“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你的结论。你报告中说她十五岁被安置到寄养家庭后，治疗就中断了。”
“是的。那是个重大错误。如果当时能完成疗程，今天可能就不必开这个庭了。”
“你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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