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营长：“大哥的海量我们晓得的。”
刘太太是个很好心肠的女人，和她丈夫一样，出于怜悯与人情，说些熨帖的话，使赖鸣升心里高兴。但她对赖鸣升的情谊，是由她丈夫而来，所以她对赖鸣升的看法，比刘营长“客观”一筹。她虽也真心跟着喊“老长官”，同声扶持赖鸣升的自我意象，但她对真正的他，看得相当清楚；像她半玩笑半认真地想把他介绍匹配给“我们街口卖香烟的那个老板娘”，一方面固然显示她的关心，一方面却也多少泄露出她对他身分的真正估价。她的“容忍”成分，远胜“了解”；在她看到赖鸣升喝醉时，能冷静地把酒瓶“劈手夺了过去”。她到底像一般家庭主妇，对烹饪的兴趣高于对朋友的了解；在赖鸣升那样激动地再度活于过去时，她心里顾念的，却是没人尝她拿手的“蚂蚁上树”。赖鸣升醉倒后，她对俞欣和骊珠摇头叹气说道：
“醉了……我早就知道，每次都是这样的。我们大哥爱闹酒，其实他的酒量也并不怎么样。”
这几句话，除了揭示刘太太对赖鸣升的客观看法与容忍态度，亦让读者得知，原来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不足为奇了。而最后一句“其实他的酒量也并不怎么样”，触及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他现在的酒量并不怎么样，还是他的酒量一向并不怎么样？这联带引出一个非常令人深思咀嚼的问题：赖鸣升的“自我意象”，现在当然已不合实际。但以前呢？壮年时期的他，是否真的就完全符合他心目中的巨人意象？还是由于自己青春已逝，在“回顾”的酸甜交集的温馨中，把过去的自己，多描了几笔理想的色彩？赖鸣升心目中的自我，真正存在过吗？……然而，若沿这条线路想下去，则故事的“反讽”（irony）强烈得有点令人受不了。而且我想这样的反讽，也不是作者的原意。所以我们还是玩味一下，就算了。
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文中，我论到《台北人》里的人物，大致可分为三型：第一是完全活在“过去”的人；第二是接受现实，但也时而回顾“过去”的人；第三是舍弃“过去”，或没有“过去”，而完全代表“现在”的人。在《岁除》里，赖鸣升属于第一型，刘营长夫妇属于第二型。剩下的三个配角，骊珠、俞欣和刘英，便属第三型。这三个年轻人，因为幼年无知时就来到台湾，或出生在台湾，对于代表“过去”的大陆，与前一代人经验的与国家命运攸关的沧桑个人历史，不能有深切的认识与同情。刘英还只是个小孩，暂且不论。俞欣和骊珠二人，显然都是二十出头，都是很有礼节，心地良善的青年男女。这从他们牺牲难得的单独相处机会，而答应留在刘家陪赖鸣升吃饭打牌之事实，可以看出。但因他们不了解赖鸣升，又没有刘氏夫妇对他所怀有的那种情谊，他们的看法完全客观，完全理智，丝毫不牵缠自己感情。如此，当赖鸣升激动无比地叙述日本鬼打棘泽时，他用自身血肉换取的惊天动地经验，俞欣却像隔在一层玻璃之外，背书似地称诵：“那一仗真是我们国军的光荣！”事实上，白先勇在多方面，把俞欣和赖鸣升二人，做成对比。赖鸣升的外貌（钢刷般的短发、特大骨架、脸上密密麻麻的苍斑等），与他身上那套“磨得见了线路的藏青哔叽中山装”，都暗示他是一个耿直不屈，历尽沧桑，不重形式外表，注重精神实质，固执保守中国旧传统的代表“过去”之人物。而俞欣身上“笔挺的浅泥色美式军礼服”，“金亮的……领章”，“黑领带”，修剃得整齐服帖的头发，以及最后临走时对着镜子整理领带等动作，都暗示他是个与传统疏离，受了相当洋化，很能贴合适应环境，注重形式外表，缺乏内容深度，又颇有点沾沾自喜的现世人物。这倒不一定是说，俞欣这个人不如赖鸣升。而是在白先勇视界中，因为俞欣没有“过去”，生不逢时，便由不得他自作选择地被注定必须“肤浅”，必须是个形象相似但实质不同的“复制品”或“赝品”。这样有点专横的“定命”（Predetermination），当然，为的是配合《台北人》的整个架构，以及“今昔对比”的一贯主题。
骊珠是一个好女孩，羞涩、有礼、懂规矩。但当然，因为她也没有“过去”，和俞欣一样，不能了解赖鸣升的心情。她答应留下来陪赖鸣升吃饭打牌，显然主要是碍于情面，所以当他醉倒，刘太太建议她和俞欣二人出去玩时，她像解脱了一大负担，“赶忙立了起来”。吃饭过程中，她把赖鸣升最令读者——经由作者的成功传达——怜悯难受的悲剧表现，视为喜剧表现；临走还咯咯地笑着说：“赖大哥喝了酒的样子真好玩。”其实，不只骊珠俞欣，就连刘营长夫妇，对赖鸣升的心情也常不能了解。如此，在赖鸣升叙述往事，无限感触激动之际（如叙述“割靴子”事件后），或当他做出使同情的读者最觉心恸的举动时（如裸露胸上伤疤，与醉后表演打拳），同桌吃饭的人却只看到表面的滑稽性，而“哄然大笑起来”、“笑着偏过头去”、“捂着嘴笑着低下了头”，“笑得前俯后仰”。白先勇用这种对比描写手法，烘托传达出赖鸣升真正的“孤立”。完全的“隔绝”。即连最亲近的患难弟兄，也不能了解他心底最深处的悲痛。这种与世隔离，无法与别人心灵沟通的悲哀，即所谓“alienation”，倒是普及全世界的现代人，也是近代西洋文学的一大主题。
至于刘营长夫妇的儿子刘英，由于年幼无知，当然更无法晓得赖鸣升沉重的心情。在这除夕夜晚，他的心思几乎完全集中在“放烟炮”这件游戏上，而他对赖伯伯的兴趣，也可说是止于他“电光炮抓在手里爆”的诺言（小孩子本来就是这样，若不这样，就不“真”了）。他在吃饭过程中，说的话不多，其中除了前文提过的想当“陆军总司令”的天真对答外，每一句都和“放爆仗”有关。他的话，最令人注意的，有两句。当赖鸣升追叙他在枣泽死里逃生的经验，而被“台儿庄”的回忆激动得“突然变得口吃起来”时。
……这时窗外一声划空的爆响，窗上闪了两下强烈的白光。沉默了许久的刘英，陡然惊跳起来，奔向门口，一行嚷道：
“他们在放孔明灯啦。”
刘营长喝骂着伸出手去抓刘英，可是他已经溜出了门外，回头喊道：
“赖伯伯，等下子来和我放爆仗，不要又黄牛噢！”
刘英这里说的两句话，头一句，使读者在刚听完“台儿庄”故事的紧张情绪之下，猛然醒悟窗外的“划空爆响”与窗上的“强烈白光”，原来只是人们戏放的孔明灯。和“台儿庄”的炮火放在一起，相提并论，是作者何等之讽刺！刘英的第二句话，“不要又黄牛噢”之中的“又”字，使我们首次揣知，相似的情形，以前也发生过。等到后来刘太大对骊珠说“每次都是这样的”，我们这一揣测，就获得了证明。
白先勇把赖鸣升的悲剧，安排发生在除夕之夜，是很有含义的。首先，在回不得老家的情况下，围坐吃“团圆饭”，就有讽刺意味。又把一个经历过猛烈炮弹战火的老兵沧桑血泪史，安置在戏放鞭炮烟火的喜庆节日，对比之下，产生尖锐的反讽效果。此外，小说头一段，白先勇在笼统描绘台北市除夕黄昏景致的几句文字里，提到“各家的灯火，都提早亮了起来，好像在把这一刻残剩的岁月加紧催走，预备去迎接另一个新年似的”；而小说最末几句，是：“四周的爆竹声愈来愈密，除夕已经到了尾声，又一个新年开始降临到台北市来。”白先勇前后强调“迎新”（赶走坏日子，迎接好日子），正暗示赖鸣升不能面对“时间已不可挽回地改变一切”之事实，也暗示他固执持守已经不合实际的自我意象。当然，其中所含对当今社会国家处境的影射，显而易见，不必细说。
我们已经相当详细地分析讨论了赖鸣升这个人，并看到今日的他和他心目中固定存在的自我意象之间的差距，他的自我意象，固然真已不合实际，然而是否就等于是全无价值的幻影？作者显然认为不然。作者显然认为，赖鸣升虽然老朽，做梦自欺，但由于精神上一直不肯放弃，不向现实低头，于是保持住了一份做人的尊严。肉身之必须逐渐衰老，是人类绝对无法抗拒的命运。在这与生俱来的“限制”下，只要曾经一度真正热烈地享受过生命的光辉，而留存一份记忆，则此记忆之光，还是会照亮逐渐枯朽的残余生命。就像赖鸣升带来那双尺把高，有小儿臂粗，由于他个子高，举在头上才没给人碰砸的红蜡烛，“火焰子冒得熊熊的，把那问简陋的客厅，照亮了许多”。
然而，那对红蜡烛，终于还是“烧去了一大截，蜡烛台上淋淋沥沥披满了蜡油”。记忆，无论是怎样坚固持久的记忆，无论是怎样辉煌灿烂的记忆，终有一天，还是会跟着肉身的死亡，化为灰烬，化为乌有。这是人类永恒的悲哀。也难怪喝醉酒的赖鸣升，在刘太太用“小洋刀”剔除那些披挂的蜡油时，会突然痛苦呕吐起来。
my285。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之喜剧成分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并不是纯粹的喜剧小说，但却是《台北人》里惟一具有真正喜剧色彩的一篇。在我们讨论过的三篇《台北人》小说里，我们多少也可找到喜剧之层面，然而，《永远的尹雪艳》之诙谐语言，表达的是人类在死神面前的无助无能；《一把青》里朱青与空军小伙子打情骂俏的喜闹场面，衬现的是她丧失灵性，前后判若两人的悲哀；《岁除》里赖鸣升喝醉酒表演打拳，引得众人大笑，却使读者倍加心恸于他的绝对孤立，无人了解。如此，这三篇小说所呈现的那么一点喜剧面，其实是一种伪装，一种掩饰，目的在于反衬加强故事的悲剧性。
惟独在《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里，喜剧表现不是伪饰，不是作者利用来表达悲剧的工具，而是真正用来刻画金大班的性格的。惟独这一篇，故事的“轻松面”不但足以和“严肃面”抗衡，甚而超越压盖之。
从这篇小说的“语气”（tone），我们很容易感觉出作者在写此篇时的相当轻松的心情。这和《岁除》大异；我们读赖鸣升的故事，会感觉到作者的心情十分沉重。主要是因为这两篇的主角很不相同：赖鸣升是个不肯接受现实，完全活在“过去”的悲剧性人物，十分令人怜悯；金大班却是一个很能接受现实，很会照顾自己，因而根本用不着别人怜悯的女人。换言之，因为金大班异于《台北人》里绝大多数的主角，不是一个悲剧人物，所以作者能够以轻松愉快的笔触，描写她，述说她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一点，即作者对金大班的喜剧性之看法与态度，和金大班对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态度，十分相近，可以说是吻合为一。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作者在这篇小说里，不单用客观叙述法，而一再钻进主角的意识；也就是为什么作者如此自由自在出入于金大班的意识，客观主观兼用，却能保持语调之一致。
白先勇对朱青是“怜惜”，对赖鸣升是“敬爱”，对金大班，则是十分的“喜爱”。整篇小说调侃活泼的语气，使我们知道，作者觉得金大班这个人有趣，可笑，可爱，可亲。事实上，金大班很可能是《台北人》全集里最有人味的一个角色。
然而她却是个如此俗气不堪，满嘴下流话的女人！这，当然，和她的生活环境有密切关系。她当了二十年舞女。以前在上海百乐门，现在在台北夜巴黎。她接触的客人，不是尹雪艳所接触的高雅上流社会人士，却多是一些满身铜钱臭味，来舞厅“花钞票”的中产阶级生意人。而一般“货腰娘”，最大的梦想，也就是钓得一头金龟，嫁给有钱的商人。金大班倒不那样“饿嫁”，年轻的时候放弃了许多机会，然而年已四十的她，知道不能久等，到底找了个户头，即将下嫁六十大几的富商陈发荣。这篇小说，写的就是金大班在“夜巴黎”的最后一夜。第二天，她就要摇身一变，成个“老板娘”了。
金大班既然是一个长期在拜金的风月场中打滚出来的人，她身上当然沾满了属于这个环境的现实粗俗气味。首先，作者让她姓金，就有暗示含义。事实上，白先勇选用小说人物的姓名，颇为用心，时常以名字影射其人。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这篇来说，潘金荣、周富瑞、陈发荣等名字，一看就使人觉得很适合他们暴发户生意人的身分。而金兆丽年轻时的情人“月如”，人若其名，在金大班记忆里，永远像月光那样美，那样皎洁，一点都没有男性的臭味。话说回来，让我们看看金大班是如何个“俗气”法。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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