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 第4部分

“你们村高得怎样了？”我问姑夫。

“我产村？唉……”他叹了一口气，“共产党的好经叫你五叔给念歪了。可那些歪经他倒念得蛮顺口！”“怎么回事？”“快分烂包了！完全像土改一样。不过，地主不是过去的刘国璋，是生产队了！”姑夫痛心地摇了摇他雪白的头。

“政策不是委明确吗？”

“你五叔有你五叔的政策！他常制定土政策哩！”姑夫忧郁地一笑。姑姑已经把饭端上来了，这方面的谈话就此中断。

我一边吃香喷喷的臊子面，一边想起我和五叔的上次相遇。他曾那么强烈地反对责任制，但现在他也挡不住了。他在张家堡可以一手遮天，但他的巴掌毕竟太小了。遮不住中国的天，在社会变革的巨大潮流中，他和高家村的高明楼那些人是渺小的。好，他们现在也搞责任制了。不过，从姑夫的话中可以感到，他们有他们的一套。

吃完饭，来了一个青年人。

这位青年人愁眉苦脸地对姑夫说：“张大叔！你看这怎么办呀？我志高叔全给我分了些三等地！”

“为什么？”姑夫瞪着眼问。

“他说不为什么，就给我分坏地，还骂我富农的孙子翘狗尾巴哩……”小伙子的眼泪都涌出来了。

姑夫气得白胡子直颤，说：“而今党的政策明明的嘛！志高怎能这样胡来哩！”“大叔，你能不能给他说说？”

“你回去，我说！”小伙子说了一串相谢话，走了。

五叔的“土政策”我立刻领略了一件，这的确太不像话了。姑夫对我苦笑了一下，说让我先自己呆一会，他要去喂猪了——姑姑这两天胳膊疼，提不起猪食桶。

已经是傍晚了。我一个人在窑里转看了一看，摆设还和我以前来时一样，没有增添任何一点什么。岁月除去使老两口渐渐衰老外，没有带来什么特别的大喜大福而且，我的表弟已经和我亲弟弟一般大小，已经到娶媳妇的年龄了，这又给两个老人增添了许多忧愁。他们怎么能拿得出上千元彩礼呢？按说，大表哥另家后，姑夫家三口人，两个出众的庄稼人，加上姑姑的勤劳，这个家庭完全可以富裕而殷实。可是结果每年都几乎连肚子都吃不饱。如果他们是些二流子，那活该，可他们是怎样的庄稼人啊！一年四季，恨不得用脑袋去耕耘土地。为了多挣点工分，两个男劳力，两个男劳力连个集都不敢去上，量盐买油，都是姑姑颠着小脚到城里去的。

我想，只要实行责任制，姑姑家和我们家一样，他们的劳动完全可以创造出比现在多好多倍的价值来。

就在我这样乱算的时候，门被掀开了。

我以不最姑夫。一看，原来是五叔！

“哈呀，我中午就听说你来了，当时忙得没顾上来看你。这回你可要多住几天！”五叔进门后就嚷嚷着说。

“不能多住，明天就走。”我给五叔弟上一根纸烟。

他接过烟，在煤油灯上吸着，然后感叹地说：“世事变化可真大呀！上次咱们见面到现在刚刚半年，就一下乱套了！我那时听说要单干，就像听故事一样，以为那是胡扯哩，可现在就实行开了！”“这是责任制，不叫单干。”我纠正他说。

“名词不一样了，可还不是单干哩！”五叔不以为然地把嘴一撇。这时我想起上次见面，五叔曾要我给副食公司我的那个同学“做点工作”，让他儿子转正哩。可我却一直没有“做工作”。现在赶忙先对他说：“五叔，你上次吩咐的那件事，我还没给我的同学说哩……”

“不麻烦你了，你看屁事了不顶！现在这政策硬了，恐怕迟早都得回来。”五叔先知先觉地预言了儿子的的结局。“不过，混了几天公家饭，娶了个没出钱的媳妇，这也划得来了！”了又补充说。“你们村也开始实行责任制了吗？”我问五叔。

“不开始行吗？上面口了很硬，咱个平头老百姓怎顶得住？君娃，你好好在咱农村记录一下，你是记者，权大！好好给上面反映一下，农村烂包了，资本主义完全复辟了！他痛心疾首地说。他仍然是他的老认识。对于这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我觉得他现在已经相当可笑了。

还没等我说什么，姑夫进来了。

姑夫把猪食桶往脚地上一放，开口就问五叔：“你怎给前村的治亮光分三等地？”“怎？”五叔瞪起眼。“富农的孙子他跳啥哩？现时虽说不让进成分了，但他就要和贫下中农平起坐了吗？”“现在共产党哪一条说要给富农出身的人分三等地？他爷是富农，他也是富农吗？”姑夫也瞪起了眼。

“好哥哩！你向来是个没立场的人！按你这样说，把原来他家的地都再分给他家！那都是一等地！你旧社会给治亮他爷揽工，你现在再给治亮揽工去！”五叔挖苦地说。

“放你的臭屁！”姑夫以当哥和身分对五叔破口了，你再这样胡弄，快倒霉了！不信你等着看！”姑夫吼叫着说。

五叔因为姑夫当着我的面骂他，气得脸通红。但他可不能对他哥破口，只好悻悻地站起来，准备告辞了。

“你明天就把属于治亮的一等地给人家分了！你现在不给人家，将来也不得过去，你屙下的要你吃！”姑夫毫不客气地对准备起来身的五叔说。五叔看了看我，脸更红了，他转过头对他哥求饶似地说：“我就是错了，你好好说嘛，我改就是了。动不动就骂我，我成你的儿了！”他说完，匆匆和握了握手，就怏怏不快地走了。

五叔一走，我就忍不住笑了。

姑夫也笑了，说：“对这种人，就得骂！这几年，不是我时不时敲打一下他张家堡早叫弄成个赤土滩坪了……”

这时候，我姑突然慌慌张张跑进来，说：“饲养院里打开架了！”“为什么？”姑夫说。“为分东西……”姑姑说。

“咱看看去。”姑夫对我说。

我于是跟着姑夫来到了张家堡前村的饲养院里。

一进院子，我们就看见了一个极其混乱的场面。

人们纷纷拥挤在棚圈里拉牲口——听说是按抓纸蛋分开的。因此，运气好的在笑，运气不好的在叫，大骂骂。有一个老汉竟然蹲在一角落里放开声哭着。

另外的地方，集体的东西都按五叔制定的土政策在分。分不清楚的就抢，就夺接着就吵、就骂、就架打。甚至一根牛缰绳都要剁成几截……一旦失去了原则和正确的引导农民的自私性立刻就表现出来。有些东西哪怕变成废物，也要砸烂，一个均等地分上那么一块或一片。不能用就不能用！反正我用不成，也不能叫你用得成！

我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对这种状况已经不能熟无睹了。因为我看见有些有竟然把队里的手扶拖拉机都大卸八块，像分猪肉一样，一人一块扛走了。他们说拖拉机上的钢好，拿回去能打造老镢头。我立刻让姑夫去叫五叔。我自己开始规劝打架的人和破坏东西的人。但这些人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他们说书记让这样分，你管得吗？姑夫气急败坏地回来了。他说没找见我五叔。

正好我表弟赶来了，他匆匆地问候了我一声，然后着急地对我姑夫说：“爸！我爸队里的公窑都平价卖给私人了……”“那你是干啥的？亏你还是个团书记哩！你羞先人哩！明天等着看吧，半村人都会叫公安局用法绳捆了去！”姑夫气愤地指教儿子说。“我五爸说单干了，还要公窑干什么！他现在正领着队干部分公路边的树哩！”“天老子呀！这家伙不要命了！他现边上的树怎敢分嘛！虽说是队里栽的，可公路是公家的嘛！你等着看吧，树一分开，一两天就被连根刨了！这还了得！是这，你腿快、赶快去公社叫个干部来，最好是来个领导！”姑夫命令我表弟说。

“我的面子怎能把公社领导请来……”表弟嘟囔着说了一句。“你说，张家堡分东西打死了几个人，看他们来不来！快去！到你五叔家把他的自行车骑上，叫公社的人连夜上来！”

表弟撒开腿跑了……两个钟头以后，公社书记就亲自跑来了。他也显然对张家堡这个局面生气极了，把五叔狠狠批评了一顿。公社书记让社员都把东西交回来，破坏了的生产工具，谁破坏了谁赔钱。他宣布：张家堡大队的责任制先缓后搞，公社要专门派工作组来苏助进行……五叔当时给公社书记作了检讨，说他水平低，没把事情弄好；说他也是“为了执行党的路线”，想把这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这个骚乱的夜晚就这样平息了下来。

我躺在姑夫家的土炕上却怎么也睡不着。我想，如果我是公社书记的话，今晚上我就会把五叔的书记职务撤了。可是……他将仍然是张家堡的领导人。

我想起他说的“把这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的话，他把什么事都看成了运动。他实际上也就是前多年各种各样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培养的一种干部，他患了一种“运动”病。

于是，我又想起了上一回我和五叔相遇的情景——那是我自童年见罢他后第二次遇见他，又是在那么一个特殊的场所，因此留下的印象很深……

第五节

第一次相遇这是一个混乱的的年月。

江青在全国推广小靳庄经验，要肚子都填不饱的农民赛诗，赛歌，赛唱样板戏。这个政治游戏一时风得全国农村。赛不赛诗，唱不唱样板戏，学不学小靳庄经验，拿当时最流行的话说，就是一个“路线问题，”许多县为了“紧跟形势”，纷纷派出专人去开津的小靳庄参观学习。参观大寨，参观小靳庄，在当时已成为一种相当时髦的行为。有些穷得一个劳动日只值几分钱的队，也要拿出一笔经费让他们的大队书记去朝拜这两个圣地。学习小靳庄的活动一开始，报纸的报道照例要立刻在版面上反映出来，而且无疑应该是这一时期报道的重点。总编辑召开了紧急会议，让各部立即下去采访。我们家乡所在地区属于革命老区，在这些政治运动中照例列为重点报道地区，我也被临时抽到了这一报道班子，和一群记者来到我们地区。

到地区革委会政工组解了一些一般情况，这个记者组就分头下到了各县。我各另一各记者来到了我们县。据地区政工组负责人讲，我们县这方面的工作是全地区的“样板。”

县政工组得知我们是来采访这面活动的，当天下午就在县礼堂举行了县级各单位学习小靳庄赛诗会。在这个闹哄哄的赛诗会上，一群一群的人轮流上台，又唱又叫。有一个县革委会的副主任也自告奋勇上台念了他自己胡诌的一首“诗”。县政工组长竟然和他老婆一块上台唱样板戏，他扮李玉和，他老婆扮个李铁梅，当他老婆叫他“爹”时，台下人笑得几乎发了疯。我坐在“贵宾席”上，痛苦得如坐针毡。一切都目不忍睹。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专为我产两个人安排的。尊贵的人啊，已经被糟蹋成这个样子了！

我的同得却是个响当当的“革命派”。他在这样的场所里十分活跃。他拿出记者的派头，举着带闪光灯的照相机，在台上台下忙得不亦乐乎。我尽管反感所有这一切，但只能把一切烦恼理在心头。我是个渺小的人物，没勇气公然去反抗这类东西；我只是还没有丧失正常人的感觉罢了。

当天晚上，我在县副食公司工作的一个同学请我到他家吃饭。他是我中学的同学，人们一直是很要好的朋友，他现在已是副食公司革委会的副主任了。

在饭桌上，我的同学首先攻击了我一番：“你们这些人，真是些厚脸皮的吹鼓手。今天可以骂自己的昨天，明天又可以骂自己的今天，自己经常打自己的嘴巴，可连脸都不红一下。这就是你们！请你别生气，你知道我是个直筒子。比如说你来采访这狗屁小靳庄经验吧，县上前几在就听说了，命令各单位停工停产搞这玩艺。连我们的门市部都被迫关了门，群众连酱油醋都买不上。中国人现在都成猴了，什么丑都得出。幼稚、荒唐、愚蠢、疯狂！”他愤怒地喊叫说，已经不能自己了。我对他谈了我内心的痛苦。他说他理解我；说就是他自己，人家让关门停止营业也得照办。是的，人们现在谁也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对于正直人来说，只是不要让自己的心也黑了。这天晚上，我们谈得很多，两个人几乎都喝醉了。深夜，他送我去县招待所。我们两个互相搀扶着，东倒西歪地走过昏暗的街巷。一路上，由于酒醉勾起了许多伤心事，我们竟然都抽抽嗒嗒哭了起来。我们记起了小时候，我们戴着红领巾，就在这些熟悉的街巷里手拉手走过，天地一片阳光灿烂，我们的心灵愉快而纯净。当时我们曾发誓长大后要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创造不平凡的业绩。现在我们已到年富力强之时，生活却变得这样令人失望。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走在人生的岐途上，白白地糟蹋掉自己最宝贵的年华！

回到旅社以后，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