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军特殊部队的成员。虽然传闻说得煞有介事，但不管是真是假，孙淳还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杀手。我的背后开始冒起一股冷汗。
“你知道两分钟里我能赚多少钱吗？”
元成贵眯着眼看我，说出这句中国生意人最爱挂在嘴上的台词。
“是你自己要找我来的。”
我在面对他的椅子上坐下。虽然桌上摆满了菜，可是嘴里给崔虎打出的伤口仍隐隐作痛，一点食欲也没有。
“崔虎打过电话来。”元成贵用不带丝毫感情的口吻说道。
“哦？”
“他说欠你一份人情，假如你少了一双手一条腿的，他会很难做人。”
“喔！是指用我的名义租房子的事吧！现在连崔虎都找上我来了。”
“你是准备和北京帮有一腿吗？”
他的音调提高了些，鼻孔也膨胀了少许。虽然元成贵一心想扮成有格调的生意人，但是剥下这层皮，他也只是个和崔虎同个模子出来的黑道罢了。
我对元成贵刚来到歌舞伎町时的情况还记忆犹新。当时他只是个留学生，才来没多久就到这条街上淘金。大概是亲戚介绍他来的，当时他手上拿着一张随手乱画的地图，走来走去，四下张望，任谁看了都只会认为他是个土包子。
可是元成贵并不是土包子，在那张穷留学生的面具下，他有着一个冷静清晰的头脑。当时台湾的流氓开始减少，上海和福建来的家伙开始占据地盘。当时这些从大陆来的新流氓还没什么搞头，只能三五成群的在柏青哥闹闹事，或者到酒家收收保护费。
可是元成贵改变了这一切。这个脑袋瓜里藏着吸金大法的家伙，用钱把原本只是一盘散沙的上海人组织了起来。
他先和大陆的蛇头挂勾，不仅靠收留偷渡者壮大自己的人力，还建立了一套吸取这些人从故乡带来的宝贵财产的体制，后来，他也开始出手搞些合法的生意。不只是开餐馆，贸易、人才仲介等赚钱的生意他都搞过。现在，表面上他已经是个有资格和银行高级主管共进午餐的大企业家了。
在大家都还把他当土包子的时候，我曾请他吃过饭。并不是我有先见之明，而是当时的我正在寻找和不断增加的上海人搭上线的机会，正好碰上他罢了。即使在坐大之后，他还口口声声说欠我一份人情。但是如果我胆敢拿这个来求他帮个什么忙，可能马上就性命不保。对这家伙来说，道义只是为了能顺利捞钱而不得不处理的麻烦事罢了。只要我安分一点，他就会睁只眼闭只眼，放任我在上海人圈子里赚些小钱。他所谓还我的人情，指的不过是这个。
“我只是听说有些本来一直和我关系不错的家伙，不听我解释就要教训我。不准备条后路，搞不好会活不下去哩！”
我点上烟，视线落在桌面的菜上。元成贵最讨厌有人盯着他看。
“杨伟民可是说过他不想插手。”
“谁管那姓杨的臭老头怎么说！”
元成贵惊讶地看着我。接着轻轻摇摇头，用压抑的声调问道：“健一，我只想知道吴富春躲在哪里。”
“我哪知道！不骗你，直到昨天杨伟民告诉我，我才知道富春回来了。”
“你们俩就像亲兄弟一样要好，就算不知道富春的窝在哪里，也该会有联络吧！你一定可以猜到他人在哪里。”
“我们只是在一起做过事罢了，我连他家在哪里都不知道。”
这不是真话。在结识富春的第二天，我就查出了他的住处，可是我决不主动同他联络。没钱的时候，富春会自己找上门来。
这点元成贵应该知道，可是他并不知道我晓得富春的窝在哪里。
“别唬我。”
元成贵说，但可以清楚感到这只是吓吓人罢了。我准备乘胜追击。
“在富春跟你闹翻了以前，我们早就散伙了，这你应该也知道。”
我用余光看着他不甘愿地点点头后，继续说道：“难道你忘了，富春闯下那场大祸以后，我还帮你找过他吗？”
“够了，我知道了。”元成贵明明什么都没听懂，却不让我再说下去。
“看在崔虎也出手干涉的份上，今天就让你回去，不过——”
虽然元成贵用像博学的大教授一样的口吻说着，却突然站起身来，用他那像是不做家务事的女人似的手指着我。
“不是我相信你的鬼话，我晓得你知道吴富春躲在哪里。给我听着，我给你三天时间，不管死活，你都得在三天后的这个时间，把那家伙给我带来。不然的话，就先替自己准备好棺材吧！”
“崔虎可能会插手喔！”
“我哪会在乎那些北京的孬种。”
元成贵露出了冷酷的目光。看来，我除了找出富春以外，没别的路可走。
“知道啦！我会尽力而为。可以让我和那个看到富春的家伙谈谈吗？”
“他现在外头办事，一会儿我叫他打电话给你。”
“我会到处跑，就叫他打我大哥大吧！”我说完，从椅子上站起来。
“别急着走，健一，来都来了，吃个饭吧！”
“我吃不下。”
元成贵露出一丝胜利的微笑，好像想回些什么话，却又作罢了。
孙淳用刺人的眼神看着我。说来，富春是趁孙淳疏忽时，把元成贵的得力助手做掉的，他心里一定很不是滋味，让我觉得庆幸的是，孙淳总是守在元成贵身边寸步不离，这种家伙假如成天在我身旁晃来晃去的话，我会连觉都睡不好。
我慢步踱出了包厢。和进来时不同，这会儿没人送我出去。
14
有太多事得想清楚。这种时候最好去洗个三温暖，搞不好能想出什么好主意。我从西武新宿车站旁的大马路往北走，我常去的三温暖在格林广＇鞋＇场大楼，距离“咸享酒家”走路要不了一分钟。
可能因为是星期天，三温暖里没几个人。我把衣服放进置物柜里，换上了店里准备的短裤。置物柜门里的镜子上，映着我身上那一道伤疤。伤疤约三公分长，从肚脐斜斜往上延伸。我轻轻弹了一下伤疤，用湿毛巾盖着头，走向充满热气的三温暖房。我像坐禅似地盘着腿，借着不停出汗让自己专心。虽然我绞尽了脑汁，却想不出一个好主意。我一向努力和富春保持距离，他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
偶尔有些寻常的客人进来，都会偷偷打量我肚子上的伤口，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似乎在纳闷看来不像黑道的我，为什么会有这道吓人的伤口。看到他们避得远远的，多少让我感到不舒服。
认真想法子想得烦了，我开始想起这道伤疤。这是我第一次杀人时被对方给划上的，当时我十七岁，那家伙——他叫吕方，十五岁。
那时我正为升学问题而烦恼。老妈早在我十五岁时，就跟一个男人跑了了，我念高中的学费都是杨伟民出的。我想进大学，因为我很清楚自己既没力气又没胆量，既然没有能力混下去，将来就只能靠头脑吃饭。杨伟民答应，如果我想进台湾的大学，他会为我准备学费。我的北京话在会话上已经完全没有问题，再加上如果去了台湾，我就有机会学到杨伟民他们不肯教我的台语。那阵子，杨伟民好像也认真考虑把我培养成心腹，所以希望我能在台湾住一阵子，熟悉台湾的文化与习惯，再娶个台湾老婆。
对我来说，这是个绝佳的机会。当时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住在日本的华侨。对在新宿闯荡的台湾人来说，能受杨伟民的保护是个无敌的精神支柱。可是我犹豫了。大概是身体里老妈的血在作祟，有一部份的我，还是把台湾当成“异国”。虽说杨伟民在台北的熟人多得不得了，但想到自己十八岁就得只身在外国生活，还是让我提不起劲。我好不容易才习惯在新宿的台湾人圈子里生活，即使知道在他们的笑脸里混杂着对外人猜忌的眼神。我已经开始喜欢沉浸在这种气氛里了。
在这段犹豫的日子里，我白天上学，晚上就在杨伟民的外甥所经营的中国餐馆端盘子兼翻译，打发下决定以前的时间。那时，命中注定要打碎我美梦的人。就是吕方。
吕方是个耍刀子的高手，虽然年轻，却当上了新宿一带台湾不良帮派的老大。那帮派是个为了对抗在KOMA剧场前游荡、吸胶的日本小混混而组织起来的，最早的头头是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家伙。不知什么时候被吕方给取代了。听说前任老大被吕方挑断手筋，号啕大哭地逃回妈妈的怀里了。
吕方个子不高，脸上的五官都很小，有着柔滑的头发和细致的眼睛与鼻子，嘴唇顏色很深，下颚的线条也很光滑——从远处看来像是个小女孩。他那楞头楞脑的父母亲听了日本人的甜言蜜语，所有的家产都给骗走了。吕方一家人靠着杨伟民的接济，在一栋四层高的公寓里过着拮据的生活。杨伟民收容了许多像吕方家这样的家庭。他的做法是给这些家庭最低限度的钱，其他的生活费就看这些家长们的造化了。
虽然又穷又矮、长得又娘娘腔的吕方是个极度自卑的混球，但他的凶狠与耍刀技巧却无人能比。在攻击吸胶的日本小混混之余，他也常亮着眼耍刀威吓自己的手下。
曾经有个阿呆泡上一个吕方暗恋的女孩子。有一天那家伙被人发现倒在大久保公园里，手筋脚筋都给挑断，满头都是肿包。
这我已见怪不怪了。但我随即发现他的裤子上湿得一滩黑，本来以为他只是吓得尿裤子，但那居然是血。吕方像切香菇似地把那家伙的小老弟给剖开了。在我扶着他回他爸妈那里时，他像疯了似的，一路不断念着向吕方讨饶的话。我得不断地与若无其事把他扔下的诱惑挣扎，因为他满身都是臭味。后来我才听说那家伙的括约肌全毁，因为吕方叫手下把他的玻璃给捣了。几天后，那家伙一家子就逃回台湾去了。
那搞出问题的女孩，我只见过一次。她在吕方手下的监视下罚站，脸被打得歪七扭八的，眉毛与头发都给剃个精光。她被强迫穿上露出臀部的短裙，嫖客上前交涉时，她的裙子就被掀起，露出和脑袋瓜子一样给剃得精光的荫部。不久后，她死在接客时的旅馆里，听说是被美国海军的变态给搞死的，后来连她的母亲也自杀了。不过没有人告诉吕方，也没有警察来调查。杨伟民以为她们家只是被吕方给赶出歌舞伎町罢了。那一阵子，杨伟民正好回台湾办点事，回来时，那个被吕方搞得半死不活的阿呆一家人早就已经逃回台湾，那对母女也已经被埋葬了。没有一个人敢告诉杨伟民发生过什么事，我也一直守口如瓶。
吕方把我当成眼中钉。虽然一样受杨伟民接济，我和吕方的境遇却有着天地之别。而我只不过是个杂种。每次吕方看到我，一定都是怒火中烧吧！吕方并没有发现杨伟民一帮人关心的并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的日本身份所能带来的好处。
吕方喜欢偷偷的摸到我背后，用手指代替刀子戳着我，然后用吓人的高音在我耳边说：“笨杂种，你这是死第几次了？”
不过，吕方虽然对我恨之入骨，却从不出手伤害我。因为他也知道惹到杨伟民，会害他一家子走投无路。他只是靠口头上占便宜来压抑自己的情绪。
“你也想让我的手下搞你的玻璃吧？说啊！你这个臭杂种。”
我知道自己一开口又得听他废话老半天，所以总是笑着假装没听见。我也知道这更会惹他嫉妒，但是我也没别的方法。
终于决定到台湾念大学后，我听到一个消息：吕方一票人中了日本混混的埋伏，被杀得几乎片甲不留。他们是在从电玩店回家的路上，被一群拿着铁棍与球棒的小鬼攻击。毫无防备的吕方一票人只能任人宰割，许多人肋骨或手臂被打断，还有些人脑袋被砸破，连脑浆都撒得一地。当时流言不断，我是在看到第二天的报纸才知道这是真的，实在够凄惨。那些吸胶的家伙每次都只有给吕方一票人整的份，所以花钱雇用一票狠角色来报复。可是在倒在路上的台湾小鬼里，并没有吕方的身影。也不知是真是假，许多人说他丢下伙伴独自逃离了现场，不过这应该是事实吧！事情过了两三天，也没有人在歌舞伎町看到吕方，伤亡小鬼的家属与当时不在现场的成员，都红了眼寻找他的踪迹。
那晚过了十二点，我一个人在杨伟民外甥的店里准备打烊。
虽然急着赶搭最后一班电车的醉汉与准备继续喝下去的酒鬼们，把歌舞伎町的街道搞得热闹非凡，但店里却是鸦雀无声，只有桌椅在地板上摩擦的声音与碗盘的碰撞声，震动着我的耳膜。
我听到有人开门，转眼望去，只见穿着牛仔裤与红色尼龙夹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