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都是非常警觉，也最深恶痛绝的。其上下级多为拜把子兄弟，你成天在下边鼓捣，人家能不发觉？那还有个好？实践中这样做的，有几个不是白给了？李延禄这种做法，当然不是没有弊端。像到处发委任状，有的队伍就可能打着4军的旗号绑票，糟蹋祸害百姓。可比之到处树敌，这种广交朋友，利多弊多还用说吗？
而在一些人的眼里，如果李延禄不搞“上层勾结”，是不是整个救国军都成了共产党的队伍了？
因此就有了1933年7月31日《中共绥宁代表团关于组织状况及开展农村工作方法致省委的报告》中的评价：“李的队伍在宁安方面口头上是听共产党的领导，然而实际上最多也不过是一个‘好胡子’。”
“南蛮子”周保中
吴义成，200余（？）人，是反日游击队中最坚强的部队，在东线东满一带作过最长期最激烈的反日战争，曾占领东满的安图很久，并占领过东宁，现在绥宁一带游击，党有一个军事经验丰富的同志过去在吴处当参谋，吴的一切军事计划大多出于这个同志（周麻子，过去省兵委书记）的意见，得了无数次的胜利，在兵士中在东线群众中有很好的信仰（都知道他是共产党），过去东满曾派了许多同志与反日会员到吴部中去。
以上是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的一个自然段。
周保中近1。80米的个头，长脸，有几颗麻子。平时话语不多，不开玩笑，有威严，批评人很严厉。他说行或不行的事，就难撼动了。
离休前为重庆市人大副主任的胡真一老人说，那时开次晚会，大家喊周指挥唱个歌，他就唱《国际歌》。再没听他唱过别（）的歌。他声音（'炫'）洪亮，唱得激（'书'）昂慷慨，也把大（'网'）家唱得热血沸腾。唱完了，就讲这支歌是怎么诞生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的战歌。讲完了就教大家唱。我们5军许多人第一次听到《国际歌》，就是他唱的，也是他教会的。
周保中本名奚李元，1902年生于云南大理一个白族农家，十五岁辍学投军，曾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北伐战争中任营长、团长、副师长。1927年加入共产党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改名周保中。“九一八”事变后回国，被派到东北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被罗登贤派到吉东，做兵运工作，从此就在吉东地区开始了九死一生、千难万险而万难不屈的抗战生涯。
这年5月，在宁安县花脸沟一次群众集会上，周保中被李杜所部驻当地自卫军逮捕。问题出在那口浓重的南方口音上，一些士兵听不懂，就认为他是朝鲜（族）人。而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朝鲜（族）人就是走狗、密探，或是同样该杀的共产党。
周保中就说自己是南方人，是上海反日会派遣的“援马团”（援助马占山代表团）的人，没想到马占山投降日本子了，就到吉东来，想看看谁是真正反日的。
那时东北人称南方人为“蛮子”、“南蛮子”。一位姓白的营长，见这个南蛮子谈吐不凡，虽觉可疑，也不便轻易处置，就派人把他押送到牡丹江铁岭河自卫军左路总指挥部。
总指挥部正在开会，等着吧。周保中不干，大叫“有要紧事”，惊动了里边的人，被传了进去。左路军总指挥马宪章，看了押送人员的呈文后，望着这个被反绑双手的三十来岁的大个子青年，道：你既是上海反日会派来的，对俺们这地方的反日救国，可有什么见解呀？
周保中谈了三点救国方略和五条治军良策。
三点救国方略：一是大敌当前，反日军应加强团结，统一指挥，联合作战，不能各踞一方，各打各的，被敌各个击破；二是发动群众，武装民众，使日本子处处受敌，不得安宁；三是整顿军纪，严令各部不得骚扰百姓，使民众拥护我军，乐于效命。
五点治军良策：一是不宜长期与敌对峙，应该主动出击敌人后方，断其交通、粮道，与正面我军成夹击之势；二是巩固内部，防止敌特的离间计；三是在城乡广泛建立救国会，动员民众出钱出力，使我军有源源不断之兵源粮饷；四是树立长期抗战思想，建立根据地，设立兵工厂、被服厂、野战医院等等；五是反日财政，既要取之于民，更要夺取敌人军需物资。
笔者儿时听老辈人讲南蛮子的故事，主人公大都是风水先生。指名道姓讲某某堡子某某人，哪一辈子如何穷得叮当响，哪一天如何来了个南蛮子“阴阳先生”，受款待后如何指了一块风水宝地，这家子如何一下子就发了，讲得神乎其神。末了几乎都要感叹一句：这南蛮子可是了不得呀！
而这一刻，“九一八”事变已经大半年了，周保中到吉东也两个多月了，肩负救国责任，耳闻目睹，身临其境，每天多少问号在脑海中翻腾？那是激情滔滔，不吐不快，生死置之度外。马宪章等人脑子里无论装着什么样的南蛮子的故事，还是听得有些目瞪口呆，赶紧下令松绑，请其上座，认做“南方来的高客”。
这位“南方来的高客”，不是日本的侦探，但有共产党的嫌疑，被安排到左路军指挥部宣传部。不久，宣传部撤销，就下岗失业了。吉东党组织指示李延禄、孟泾清，将周保中介绍到救国军，先在总部任总参议，又到前方指挥部当了参谋长。
周保中能够受到重用，并一展身手，与救国军的小环境有关。前面说过，王德林曾说：俺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打日本子，就是好样的。
使“周麻子”这个南蛮子名声大噪的，是攻打东京城和宁安城。
东京城今称渤海镇，属宁安县（今宁安市），为唐代渤海国都城，盛极一时。宁安古称宁古塔，是清朝的发祥地之一，又是重要的流放地，清初是统辖盛京（沈阳）以北的重镇。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而且物产丰富，日寇占领吉东后也将其作为中心据点之一。而在周保中的战略棋盘上，包括宁安、东宁和绥芬河的绥宁地区，北接中东路，南连东满，向西可进出吉林、长春，东边紧靠苏联，可谓进可攻、退可守。实在不行，还可东退苏联。后来王德林就是从东宁县城三岔口的瑚布图河过界，退入苏联境内的。
对于周保中经营绥宁地区的战略目光，王德林非常欣赏。首先拿下宁安南部重镇东京城，再集中主力夺取宁安县城，他也赞同。至于周保中提出亲率一支队伍去取东京城，却不免有些疑惑了。在他眼里，这位总参议是个难得的军师人才，可这带兵打仗就是另一码事了。或许是被周保中坚定的目光所感染，或许是不好意思驳这位军师的面子，就点头应允了。
这是6月中旬的一天，东京城的敌人进山“讨伐”去了，当年的北伐军副师长率领不到500人的救国军，赶到城外树丛中隐蔽。一个当地士兵化装成老百姓，到城下叫门。大天白日，守城伪军也没当回事儿，城门一开就被支手枪逼住了。周保中看得真切，一挥手，队伍冲上去，潮水般涌进城里。按照事先部署，他率主力直奔日军司令部，个把小时结束战斗。
进山“讨伐”的敌人闻讯，赶紧回师东京城。周保中早选好地形等上了，一场伏击战，又把呼哧带喘的鬼子打得屁滚尿流。
宁安城打得不顺利。
7月底，吴义成、周保中指挥救国军主力，利用夜色向宁安城运动。敌人情报很快，中东路和牡丹江日军火速来援。周保中向吴义成建议，由他率领一支队伍打援。由海林车站出援的一路日军被阻住了，宁安城没打下来。战至下午，牡丹江的援敌快到了，救国军只得撤出战斗。
10月中旬，二打宁安城，王德林让周保中担任总指挥。周保中精心组织，又有地下党做内应，这次打进去了。谁知一些由山林队改编的队伍，见到商铺就不追击了，只管进去抢劫财物。溃退的日伪军乘机反扑，周保中立即组织部队将缺口顶住，同时命令收缴敌伪物资向城外转移。估摸着援敌快到了，才带领掩护部队从城内撤出。
周保中左腿中了一枪，子弹嵌在两块腿骨之间，医生是个“二百五”，急得满头大汗，一双血手硬是取不出来。周保中递给他一把刺刀，周围的人都不敢看，只听得刀尖把骨头和弹头磕碰、抠剜得咯咯响。
事后就传开了，说赶得上关公刮骨疗毒了，这个南蛮子可真了不得呀！
第三次打下来了。救国军有两门炮，好钢用在刀刃上。周保中总结前两次的经验教训，组织一支精干部队，全是骑兵，仍是深夜攻击，仍由地下党在城内策应。两门炮突然开火，轰塌城墙，骑兵策马而入，大部队随后跟进，在地下党引领下分头攻击各自目标，三个小时结束战斗。
周保中在救国军中的威信，除王德林外，已不在任何人之下。
救国军与（于）王德林逃后，吴义成（别号吴傻子）代理总司令，孔宪荣为参谋长，吴很有张作霖式的性格，自然是反动的，并完全受国民党支配，惟政治上的眼光没有，实际上还能容许我们的活动（他曾对我们的同志说：“妈的八子，你们都共产了，可是我不相信那一道”）。在其兵士的革命情绪更尖锐，与国民党积极活动下，他是极端动摇，而可以很快完全公开反对我们，并且曾经在有些事件上向我们高压，但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失去其中活动的自由。
这是1934年1月7日《团满洲省委关于反日游击运动的现状与团的工作情况报告》中的一段——在这样一支队伍中开展工作，并能获得这等成就和威信，没点真本事是不可想象的，其艰难、复杂自也不言而喻了。
而满洲省委又是怎么评价的呢？
周保中队内的同志向来不做下层工作，不接近士兵、骂士兵，百分之八十是流氓土匪，周同志个人包办一切党的和军事的工作，把所有的四五个同志分散到各处（东奔西跑联络队伍进行上层勾结），自己队内没有任何群众组织，周同志及队内的支部完全作了吴义成的尾巴。
周××（周保中——笔者）就是整天在那里专作上层勾结。
以上文字，分别摘自1934年5月9日、9月12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吉东局目前的政治、党的工作及组织状况的报告》、《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军队和党的组织工作给宁安县委的指示信》。此类文字还有一些，不一一列举。
再看5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南满人民革命军存在的错误及目前的战斗任务给人民革命军政委、政治部及全体党员信》中，对杨靖宇的批评：
忽视并放弃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在反日义勇军放弃下层统一战线，不去夺取下层士兵群众（在下层士兵中建立公开的反日会、士兵代表会、士兵委员会、党的秘密支部等等），而作了上层勾结的错误。
赵尚志当然也不能幸免。此前的3月9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文给党团省委报告之三》中说：
曲解统一战线为上层勾结，丝毫没有进行下层活动，“左”的破坏统一战线的错误虽然是表面上承认，但企图用完全是右倾部分“左”倾，来掩盖过去破坏统一战线的错误（赵）。
凡是统一战线搞得好的地方和队伍，几乎没有不被指责为“上层勾结”的。而李延禄和周保中，因为从一开始就游走于救国军的上层，也就成了“上层勾结”的代表人物。
“北方会议”像个紧箍咒，使冰天雪地中的共产党人伸展不开手脚。“1·26”指示信让人感到了春天的暖意，“上层勾结”这顶帽子又牢牢地扣在他们头上。
一条阶级路线
“文化大革命”中，黑龙江省第一个被打倒的，也是最大的“走资派”省长李范五，1912年生于吉林省穆棱县（今属黑龙江省）八面通狍子沟，1932年11月在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外交领事系读书时入党。年底，北平市委派他和家在宁安的同学孙绍堂，回东北利用乡土关系参加抗战。带不走的书籍、衣服什么的，能卖的卖了，不能卖的当了，凑点儿路费，两个人就回来了。
到了穆棱，也没回家，先去找党。从县城找到下城子，又找到兴源镇，在人称“刘快腿”的刘万奎的自卫军里找到两个党员，他们是军法处长周延声和作战参谋佟同。周延声说日本子要来了，这旮旯要打仗，虎林县义勇军一个营长是孙绍堂的堂兄，那儿没党员，急需人去开辟工作，两个人就奔虎林。兵荒马乱，一天晚上，响起枪声，人们四散奔逃，两个人也跟着跑。黑灯瞎火，这是跑哪儿了？天亮一看，哟，这不是苏联地界吗？吃了一惊，转而大喜，这是到了“阶级祖国”呀！两个人一商量，就决定在苏联学习、训练一番，再要几支枪，回“民族祖国”打日本子。两个俄文法政学院大学生，跟苏军哨兵一口一个“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