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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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 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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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逮捕放在监狱,仍然希望彻底自服,不自服枪决。”“在第二次释放以后,仍然要干,无条件枪决。”“民生团发现以后,在区委以下的叫他自服,区委以上无条件枪决(此条例系在地方上如此,在军队除去按上述条件外,其余有犯军法最明显的,经各方面调查以后不管次数和领袖,一律枪决)。

以上摘自1934年12月4日《团省委特派员钟关于东满反日斗争情况的报告》,下面是1935年2月10日《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吴)致东满特委的信》中的一段话:

某同志估计游(击)区内十分之六、七是民生团,这是过分的估计。假若游击区内绝大多数群众是民生团,那么这些游击区域老早就被日本消灭了。我认为,在游击区群众中和人民革命军中有少数民生团分子,但是基本群众是站在反日战线方面的。

东满是“民生团”的发源地和重灾区,省委自然非常重视,不断派人巡视,反“民生团”斗争也就不断加码。直到省委派往吉东的巡视员吴平给东满特委写了这封信,并在金日成等人的坚决反对、抵制下,东满的反“民生团”斗争才有所收敛,并逐渐平息下来。

但是,没有人认为反“民生团”斗争搞错了,而只是说“扩大化”了。

就在东北共产党人大抓“民生团”的同时,关内一些苏区也在“肃反”。红4方面军25军82师师长江求顺,被打成“改组派”。此人军政双全,威望极高,全师官兵跪下一片,求情,哭啊。那也不行,非杀不可。大刀举起来了,这个参军前的大别山长工,高呼“革命万岁”、“共产党万岁”。

给领导提点儿意见,发句牢骚,说句怪话,丢个枪零件,都可能成为“反革命”。几个人在一起吃顿饭,就成了“吃喝委员会”,就是“反革命”。还有“排队肃反”。官兵排成队伍,佩戴绿色领章的特派员(除特派员外都是红色的)在队列间走动,察言观色,逐个端详。谁哆嗦一下,或是眼色被视可疑,十有八九那就是了。还有什么“改组派”、“第三党”、“AB团”,大都穷苦人出身,哪懂这些名词、花样呀?知识分子就更惨了,据说整个红4方面军戴眼镜的,就剩了个12师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傅钟)。

1936年1月2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党委特别会议记录》(第二份)中说:

若无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后的极坚决的展开了反民生团的斗争,那么我们可以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极阴险的“恶毒素”,经过民生团的反革命作用,终于把东满党和人民革命军侵蚀崩溃,像AB团一样,企图断送中国红四军团那样相同的危险性。

东北被捕杀的“民生团”为2000人左右,其中大多数是在东满捕杀的,有人认为应不少于1500人。

1933年末统计,东北共有党员2500人。1945年日本投降时,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官兵不到1000人。这不到1000人并非都是党员,被捕杀的“民生团”也不都是党员(军队、地方的党员、团员及群众各为多少人,无从查考)。但是,比之这两个数字,2000人左右是个什么数字,在东北抗战中是种什么样的力量,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是再不识数的人也心中有数的。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

干部的恐慌是满洲党组织上一个严重的现象,因为干部的极端缺乏,障碍了整个工作的发展,例如许多的义勇军需要我们派人而无人派去,许多地方党部(如吉东局这样重要的组织)仅仅是个人包办,现在从省委一直到地方党部的组织都不健全,主要原因也是由于干部的缺乏,由于满洲过去工作没有大的开展以及教育的缺乏,新的干部不能源源产生,现在比较负责的同志大多数是从外面去的,当地有经验的坚强干部确实非常之少,大胆的提拔干部虽然在积极进行,但是仍然无法解决目前的困难,不能应付目前的紧急需要。

一方面是干部极端缺乏,不断向中央要干部,同时努力培训干部,另一方面却是把干部打成“民生团”,像割韭菜般一批又一批地大量捕杀,只是人的脑袋可不像韭菜那样割了还能长出来。

在那儿偷着乐的,只能是谁?

想想自“九一八”事变后,敌人杀害了多少共产党人,自己窝里乱杀了多少自己人。从各自在东北党和军队总量中的大概比例,就知道从“北方会议”到反“民生团”,东北党最大的敌人来自哪里。而朝鲜共产党人加入中共时,正赶上立三路线。失败的血,倾轧的泪,他们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苦难,惨烈得令人不忍睹视。

“二军作战英勇,在联军中要算‘首屈一指’。”这种评价,当然不是来自抗联2军。

如果没有达2000人左右的“民生团”被捕杀,后来骁勇善战的2军,又该是何等成色?

须知,东北抗联的11个军,各军成立之初也就千把人左右,有的军最兴盛时也未超过千人。

反“民生团”斗争,几乎把东满党和游击队折腾得失去元气。只是由于东满党人多,基数大,所以还能撑得起个抗联2军。

第7章 最初的烈士

战死者

一个热血青年,一介书生,一颗中国心,一身英雄胆,闯到被日寇派来镇压群众的一连伪军的连部,慷慨陈词,讲到激昂处泪流满面,伪连长及其部下哑口无言。

提起磐石游击队队长孟杰民,笔者眼前就是这样一幅场景,挥之不去。

牺牲时只有二十一岁的孟杰民,和在他牺牲十天后战死的政委初向辰、继任队长王兆兰,都是磐石县人,磐石中学学生,王兆兰和初向辰比孟杰民大两岁。“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几乎参加了磐石地区的所有反日活动。而作为黑土地上最早的一批武装战士,孟杰民还参加组织营城子伪军哗变,获得18支步枪——这是磐石游击队得以成立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写于1940年12月20日、注明为“团部以上干部”(应为“团以上干部”——笔者)的《抗联第二路军(应为“第一路军”——笔者)第二支队历年牺牲干部统计表》中,第一个就是“孟总队长”,即孟杰民,“略历”一栏里写着下面的文字:

盘(磐——笔者)石中学毕业,于一九三〇年参加党作城市工作,于一九三二年参加游击队最善言善战。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无名烈士,数量及比例可能会高于其他国家。而由于后面将会一一说明的种种原因,即便是后来八年抗战中的无名烈士,东北也肯定会远远高于关内的同期比例,更不用说这个时候了。我们今天能够知道“孟杰民”、“初向辰”、“王兆兰”这样一些先烈的姓名,是因为他们杰出的历史地位和贡献。除此而外,这些无愧于黑土地的先人留给我们的,甚至赶不上今天的一些简历表中的内容。

我知道他们的坚定、刚毅、果敢,却不知道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和前面写到的王永江等人,本来可以当师长、军长,却过早地牺牲了。在东北共产党人十四年抗战中,他们是最初的烈士,就像刚跃出堑壕就中弹倒地的战士。

那时,正是滴水成冰的腊月,正值青春年华的健壮的身躯,扑拥着生养他们的黑土地,红的雪,热的雪,铺映着冰天雪地的抗战之路。

前面说过苏区保卫战,现在让我们尽量地走近一次。

渔郎村是和龙县委机关所在地,有几十户人家,由县委直接领导的一个游击中队驻守在这里。队长金世,身材高大枪法好,政委人称“金嫂”——不知道一个大男人怎么得了这么个外号,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

1933年2月12日清晨,枪声划破山野的寂静,在冬日干冷干冷的小北风中显得格外响亮。这是哨兵鸣枪示警,敌人来了。

敌人是从南边扑上来的,300多人的样子,其中黄糊糊的鬼子有百来名。轻重机枪刮风样啸叫,炮弹在村子里咣咣爆炸,掀起几米高的泥雪柱子。朝鲜(族)人家都是稻草房,一打就着,有几家已卷起腾腾烈焰。

县委书记崔相东组织县委机关和群众向山里转移,队长金世和政委“金嫂”指挥游击队阻击敌人,掩护县委机关和群众转移。每次都是这样,立即行动,不用多说一句。

金世带领两个队员,奔向西山沟去抢占制高点。“金嫂”和几个队员占据村南一座大院,利用院墙作掩护,向敌人射击。敌人成散兵线攻击,黄糊糊的鬼子,蓝灰色的伪军,在白皑皑的雪地上特别显眼。那雪地尺把深的积雪,深处没膝,跑不快,易于射杀。只是游击队子弹少,只能放近了打,又人少枪少火力弱,一下子打不住,敌人就可能冲上来。

中队部的房子被打着了,几个队员从浓烟烈火中冲出来,在门前菜地里的雪地上把身上的火滚灭,到街对面的房子里坚守。房子又着火了,女队员元熙淑掩护,小队长李九熙背着伤员冲出去,指挥大家这家串那家地战斗。后来子弹打光了,敌人也冲到近前了,就与敌人拼起刺刀,几个人全部战死。

李九熙二十一岁,中等个头,长得秀气,朝鲜舞跳得美极了,演戏扮演小媳妇更是以假乱真。曾经男扮女装,深入虎穴,打死一个班的敌人,背回8支步枪。

三个多小时过去了,渔郎村烈焰腾腾,村里村外枪炮声不断。政委“金嫂”将块红布拴在步枪准星处,举向空中摇晃几圈,意思是可以撤了。在西沟制高点上阻击敌人的队长金世,用同样的方式回答:你们撤,我们掩护。

一个中队近30人,有10个人没撤出来,都牺牲了,包括队长和政委。

县委书记崔相东指挥县委机关和全村百姓撤退,有个老人跑不动,他就扶架着老人,落在后面。赤卫队员刘亿万和女少先队员车贞淑见了,回来相帮。先是刘亿万中弹,崔相东也被击中腹部,车贞淑是被鬼子用刺刀挑死的。后来人们找到他们时,车贞淑还有口气,两个耳朵被割掉了。

人称“渔郎村十三勇士”。

一个叛徒能坏多大事

1933年10月4日,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一天朝鲜(族)人家都要做“打糕”。这是朝鲜(族)人特有的一种食品,把糯米蒸至八分熟后捣烂,黏黏糊糊地摊平了,上面撒上芝麻、豆面,再蒸一下,切成块状就成了,味道好极了。

李在德的母亲这天起得很早,还找来同学石光信、孙明玉,帮着忙活做打糕。因为汤原中心县委要在她家开会,研究组建游击队。汤原游击队已经拉起来两次,都失败了。

没有任何要出事的迹象。李在德老人至今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月亮很亮。天黑前收拾停当了,她还和两个同学佯装玩耍,到村外转了一圈儿。母亲仍不放心,又亲自出去转了半个时辰,回来后才把块表示“平安无事”的白布,沾湿了晾在门口的柴垛上。

天放亮时,日本宪兵和伪警察突然将村子包围,挨家挨户抓捕青壮年。这时县委会议刚刚结束。同时被包围、搜捕的,还有格节河、校屯。共约300多青壮年男女,都被带到鹤立镇日本宪兵队,关在个大仓库里。

前面说过,红地盘的人心齐,谁也不给敌人指认共产党员,都说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

敌人把叛徒李元珍找来对质。

李元珍是李在德的同学,开头表现挺积极,还入了团,却总让人觉得虚头巴脑的。李在德一表人才,李元珍就向她求婚。那时乡下十五六岁的女孩,就算大姑娘了。李在德当面拒绝了。李元珍不死心,又托人上门说媒,又被母亲一口回绝了。李元珍家是富农,“北方会议”后搞土地革命,触犯地主富农利益,一家人搬去鹤立镇,没想到竟投靠了日本人。这小子毕竟是个团员,对党团情况多少知道些,或是有所耳闻。

汤原中心县委书记裴治云,县委组织部长兼团县委书记崔贵福,县委委员、妇女主任金成刚(李在德的母亲),还有9名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被李元珍指认出来。

一个叛徒能坏多大事?

“上大挂”(把人吊起来),压杠子,灌辣椒水,最难以承受的是往指甲里扎竹签子——十指连心哪。昏过去,醒过来,一天死活几次。叛徒没出面指认前,都说俺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现在连有的团员也说俺就是共产党。再问党组织情况,一个个铁嘴钢牙,有的说,小日本子,你做鬼梦呀。有的说,俺什么都知道,就是不告诉你们这帮畜生。

那天帮李在德家做打糕的两个同学石光信和孙明玉也被捕了,还有几个团员,都是十六七岁的青年男女。宪兵鬼子把他们单独关押,搬来一台留声机,放些哼哼呀呀的情呀爱呀的歌曲,企图软化他们。任是留声机怎么唱,没人为之所动。

如今,鹤立镇东北原供销社的院墙边,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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