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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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 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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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了。下雪之时陆续见到北撤的东北军,许多是溃兵。谁家有大姑娘、小媳妇都提心吊胆的,有点儿风声赶紧藏起来,平时则把锅底灰抹脸上,再尽可能穿得破烂点儿。而今中国和世界都在选美,那时就是竞丑了。这样,一旦躲避不及,也能降低点儿风险。

“耍正月,闹二月,沥沥落落到三月。”说的是东北人过春节,在吃着“好嚼裹儿”(东北方言,指“好吃的”)的同时,也开始了一年中最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各村镇都组织秧歌队,扭秧歌,踩高跷,二人转等戏班子也空前活跃,走村串镇演出。这样闹腾到3月,锣鼓、唢呐声逐渐息了,庄稼人就开始张罗备耕,为一年的生计忙碌了。

汤原中心县委(中心县委相当于地委,领导汤原及周边的依兰、通河、富锦、佳木斯等地的党组织)书记李春满,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决定组织几支宣传队,进行反日救国宣传活动。

汤原县委以模范学校学生为骨干,组织了一支长征宣传队。东至与苏联接壤的萝北,东南到达富锦,西南深入依兰北部山区,历时40天,行程千余公里。每到一地,锣鼓一响,一会儿就聚拢几十上百,甚至几百上千人。秧歌扭完了,或是正在兴头上,锣鼓家什一停,就开始讲演。能歌善舞的编在表演队,口才好的编在讲演队。讲日本子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马上就要到咱这地界来了。讲日本子占领朝鲜17年,在朝鲜都干了些什么坏事,朝鲜亡国的前车之覆,就是中国的后车之鉴。中韩民族团结起来,万众一心,把小日本子赶出去!

四十多人的宣传队,十五岁的李在德是最小的女队员,这也是她参加的第一次抗战活动。她是表演队的,每天除了扭秧歌、跳舞,就是走路。冰天雪地嘎嘎冷,经常在齐膝深的雪中跋涉。先是脚打泡了,后是腿也肿了,她一声不吭。到个屯子真想歇一会儿呀,可一看到乡亲们围上来,就什么都忘了。

一些偏远地区的群众,还不知道“九一八”事变。这回听说了,都骂“妈个巴子”,说这还了得,可不能当亡国奴,咱们得跟日本子干!

抗联后期名将、离休前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王明贵,离休前为黑龙江省省长的陈雷,就是听了宣传队的演讲后,走上抗战之路的。

李在德第一次见到鬼子的时间,记不大准了。日军是1932年春进占下江(松花江下游)地区的,5月20日占领佳木斯,10师团熊谷旅团仓石联队的一个小队侵入汤原县城,驻在“聚木号”——自然应该在这之后了。

那天早晨,母亲让她去邻村送封信。母亲是汤原县委委员、妇女主任。她常替母亲送信,周围的屯子都跑遍了,十几里、几十里,约上两个小伙伴就走了。

回来快进屯时,路边草垛旁站着四个鬼子。一身黄军装,腰束皮带,脑后背着钢盔,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冲着三个小姑娘叽里哇啦地吼叫着。

李在德兵见得多了。穿着灰不灰、蓝不蓝的军装的东北军,冬天穿乌拉(东北地区冬天穿的鞋,用皮革制成,里面垫乌拉草。——编者注),戴狗皮帽子。还有百姓打扮的,不是兵却扛着枪,祸害老百姓的胡子。这么一寻思,好像也没怎么寻思,心头已明白几分,知道眼前就是他们天天喊着要打倒的日本子。那明晃晃的刺刀怪骇人的,不过让她多看几眼的,还是那钢盔。参加抗联后,她也戴过钢盔,当然是缴获的,平时也那样背在脑后,还用它烧水做饭煮野菜。可这一刻,她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挺奇怪,这日本子打仗,怎么还都背口锅呀?

两个小伙伴都比她小,见的世面也少,都吓哭了。后来她想,如果妈妈在身边,她也可能会哭的。这时就想,俺可不能哭,得挺住,一颗心还是突突直跳。再一想,父亲就是眼前这样的畜生害死的,不由就攥紧了拳头。

鬼子大队和一些伪警察早已进了屯子,挨家挨户搜查、询问共产党。好多党团员就在屯子里,大家都咬定不知道,这里没有共产党。红地盘的人,心齐呀。

敌人把人都驱赶到个场院里,四周站上岗,迎面架起机关枪。一个留撮“鼻涕胡”的军官,“叽里哇啦”一阵子,一个伪警察就翻译一阵子,翻来覆去就是两层意思:一是“大日本皇军”是来建设“王道乐土”的,你们不要害怕;二是谁看到共产党的行踪,要马上报告,皇军大大的有赏,知情不报,就死了死了的。

“‘王道乐土’——死了死了的”歇后语,先是出自模范学校学生之口,很快大人小孩都传开了。

见押过来三个小孩,那个伪警察就上前问:你们都是这屯子的吗?李在德说是。伪警察又问:你知道这屯子谁是共产党吗?李在德说:俺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伪警察搡了李在德一把:共产党就是共匪,不说实话宰了你!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十五岁的小姑娘,这时反倒更加镇定了:俺只见过几伙扛枪的人,进屯子抢东西,把俺们都吓跑了,不信你问大伙。

一个鬼子指着人群前边一个三十多岁的壮汉,咕噜了一句什么,然后用三角眼瞪着李在德。那个伪警察就指着壮汉道:他是不是共产党?

一个屯住着,都认识,不知道名字。就说:他是崔大叔,庄稼人,种地的。

崔大叔确实不是共产党,但她看到了几个共产党,而且估摸着母亲也在人群里。

后来,屯里人一提起李在德,无不啧啧赞叹,说这小丫头真“砬茬”(精明强干、不好惹)呀!

第二年秋天,出了叛徒。就一个叛徒,县委书记裴治云、县委组织部长兼团县委书记崔贵福、县委妇女主任金成刚,还有9个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就被日本宪兵和伪警察抓走活埋了。这些烈士和那个叛徒,都是朝鲜(族)人。

从朝鲜到中国,李在德的父母都死在日本鬼子手里。

母亲牺牲前,她就要求参加游击队。她中等个头,端庄漂亮,性情温和,举止娴雅,像个大家闺秀,没人会把这样一个女孩子和枪联系在一起。自那次把鬼子和伪警察糊弄得没了脾气,在鬼子的淫威下展示了她的另一面,这个小丫头就在人们的心目中一下子高大起来。可她毕竟太小了,而且通风报信什么的,母亲身边也不能没个帮手。

现在,县委垮了,游击队已经垮了两次。县委委员夏云杰临危受命,接任县委书记,重新组建县委和游击队,李在德又要求参加游击队。

党员裴成春大姐说:她一个小丫头,留在地方怎么办?到队伍上大家可以互相照顾。

见夏云杰沉默不语,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有人叹口气,说这丫头太可怜了。

李在德说:俺不要人可怜,俺要报仇!

后来的抗联6军军长夏云杰,摸着李在德的脑袋,声音有些哽咽:好孩子,要你了。

她成了汤原游击队最小的队员。

“创造苏维埃红军”

离休前为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的王钧老人,祖籍河北省永乐府乐亭县王家庄子。父亲年轻时闯关东,颠沛流离到了汤原县三道流,1914年他就出生在那里。

5月日寇占汤原,8月松花江发大水,两岸一片汪洋,房倒屋塌,粮食绝收。水落后,瘟鸡瘟狗又瘟人,王钧的两个哥哥先后死去。战乱加天灾,遍地起胡子。一天来了帮报号“傻子”的队伍,把父亲和大侄子绑走了,送“叶子”(“信”,胡子黑话,又称“海叶子”)的“花舌子”(胡子绑到票后,在胡子与票主之间往来送信、联系的人,叫“花舌子”)捎信说,要大嫂的改嫁钱。胡子的眼线灵着呢。晚上又来帮“砸孤丁”(小帮胡子,只有几个人,又称“棒子手”、“小线”)的,进屋用枪把人逼住,把王钧和四弟吊在房椽子上,用枪托打母亲要钱。两个哥哥治病借好多债,那点儿钱都还债了,哪还有呀?几个恶鬼把饭锅拔下来,把母亲绑在锅灶上,下边架火烧。又把五岁的小弟弟抓过来,拽起一只胳膊,用油灯烧腋窝。王钧和四弟瞪眼瞅着,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

报仇!

屯子里来了个货郎,担子颤悠悠的,手中摇晃着拨浪鼓,一路吆喝着“花生烟卷芝麻糖,针头线脑小花布……”见有人围上来,放下担子,手上忙着,嘴里也不闲着:老少爷们儿哪,咱们的东三省叫日本子占了,咱们都成亡国奴啦!小日本子在南边杀老鼻子中国人了,咱们这旮旯也没几天好日子过了。黑金河有个叫宋竹梅的,是红枪会的司令,带队伍去佳木斯杀了不少日本子,那才是咱汤原县的好汉呀。

见人们听得挺认真,货郎嗓门儿更大了:不少屯子都拉队伍和日本子干上了,咱们屯子这么多老少爷们儿,也不能瞪眼等着,让日本子来糟蹋祸害呀!……

王钧对拉队伍感兴趣,就插了一嘴:你说拉队伍的是哪个屯子呀?

货郎看他一眼,低头收拾货郎担子,说俺是卖货的,说说外面的事热闹热闹,人多让大家伙儿多买俺的货。

见王钧有些失望,就压低声音道:老弟真想买货,到后屯刘会民那去一趟就有了。

王钧就去了刘会民家。前后屯住着,都认识。这刘会民人称“刘大哥”,在屯子里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的弟弟和大儿子,还是王钧的同学。这天晚上,王钧平生第一次听到“共产党”、“阶级”、“阶级斗争”、“土地革命”等新名词,似懂非懂中,觉得有道理,却又有股说不出来的什么劲儿,好像离他和屯子里的人挺远。

六十多年后,王钧老人说,要是刘会民光讲这些,说不定今天我还在三道流当农民呢。

10月10日叫“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

1932年的这一天,从黑金河到半截河子屯的官道上,急匆匆走着五个年轻人,身上背着麻袋和背包。时令已是初冬,河边结了冰碴儿,庄稼人都在场院里忙活着。

进了屯边一个破土围子,放下东西,为首的赵华瑞和李福臣对视一下,赵华瑞开口道:一会儿同志们就到了。“今儿个”(今天)不同往常,今个是咱们拉队伍的日子。咱们都是管事的,一会儿“自己个”(自己)要说什么、干什么,都再寻思寻思捋一捋,别到时候弄得“秃噜反帐”(啰啰唆唆)、“半拉克叽”(丢三落四)的。

第一个赶到的小伙子,不到二十岁的样子。空筒子棉袄半敞着,黑夹裤上缝了不少补丁,一双牛鼻子傻鞋。进土围子摘掉狗皮帽子,刚剃的光头上热气腾腾。

小伙子从兜里掏出个红布条,不知道交给谁。赵华瑞接过来,看看上面的号数,对上花名册上的号数、姓名,高兴地拍着小伙子的肩膀:你是咱们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队员。

每个队员都有个写着数字的红布条,从1号到45号。这一天,身上揣着红布条到这半截河子屯来的人,就是红军了。都是各区委选送的,其中1/3为党团员,其余为积极分子,当时叫“坚决分子”,朝鲜(族)人占一多半。还有三个女队员,也都是朝鲜(族)人。80%以上为农民,其余的是铁路工人、金矿工人,还有几个猎人。

有两个人没来,一个病了,一个被父母看住了——后来也都参加了。

李福臣喊站队、站队。庄稼人没排过队,有的也不大明白“站队”是什么意思,念过书的明白,就很认真、严肃地乱了一阵子。

赵华瑞讲话:同志们!从今个起,咱们的队伍就拉起来了,大家伙儿就都上队了。咱们不是张学良的见了日本子就跑的奉军,更不是祸害老百姓的胡子,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打日本子、打地主老财和走狗的红军。亡国奴的滋味不是人受的,老百姓都指望着咱们这些人,咱们要保护咱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不受日本子欺负。咱们都是党团员和坚决分子,咱们要给中国人做脸争气,就是让日本子打死了,也不能装熊!

李福臣宣布红军游击队纪律,听从领导,服从指挥,维护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东西,尊重妇女,作战勇敢,关心阶级兄弟,等等。

接着宣布编制为一个中队,中队长李福臣,支部书记赵华瑞,下设3个小队,也都任命了负责人。

李福臣和赵华瑞打开麻袋,开始分枪。

1支俄造连珠枪,1支别拉弹克(一种威力很大的俄造单发猎枪),两支匣子枪,10来支铁公鸡(一种单发手枪),剩下的都是老洋炮。这些枪是“九一八”事变后,县委积攒的家底,有花钱买的,大都是各级党组织收集的。

李福臣说没分到的别生气,咱就这些本钱,有了本钱就能生利。

胡子还有个报号呢,这红军游击队叫个什么名字呀?有的说咱们是汤原人,叫“汤原游击队”。有的说县委讲“创造苏维埃红军”,就叫“汤原红军”。都觉得叫“红军”没错,“汤原”两个字也得有,那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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