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我们这个案子一下子成大新闻了。”他边说边将一张报纸摊在会议桌上，“我想你们大多数人肯定看过了。”各位陪审员点点头。
接下来，帕里什介绍案情。他手执拍纸簿，一边说一边沿墙根移步。所述案情有：帕特里克的经历；他所在的法律事务所担任本尼·阿历西亚的法律代表的情况；帕特里克之死，当然，现在知道他是假死；他的葬礼；以及刚才摊在会议桌上的那张报纸所报道的大部分情况。
帕里什又拿出一些照片给大家传阅。这些照片是：帕特里克的已被烧毁的汽车；清除汽车残骸后的现场；烧焦了的灌木、土壤和残存的野草、树木。其中一张已经放大了的驾车者遗骸的照片，他特地进行了强调和解释。
“我们原以为这必定是帕特里克·拉尼根。”他笑着说，“现在我们知道弄错了。”
这已经烧焦了的遗骸本身看不出是人的遗骸，因为没有明晰可辨的身体器官。但是，这里有块突起的颜色稍浅的骨头，帕里什严肃地解释说，它是骨盆的一部分。“而且是人的骨盆的一部分。”他补充了一句，为的是防止自己的陪审员产生误解，以为帕特里克从什么地方找来一头死猪或其他动物来做替身。
这些陪审员完全相信他的话。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思考的余地。没有鲜血，没有肌体，没有污迹，而且让人恶心不已。如同汽车里的所有物件一样，这个男人，或女人，或其他什么，已经完全被焚毁，尸骸留在前排右侧座位上。
“当然，这是汽油引燃的大火。”帕里什继续解释，“我们知道，帕特里克是在离案发地仅8英里的地方把油箱注满的，故案发时，有20加仑的汽油爆炸燃烧。不过，我们的调查人员当时对异乎寻常的火势确实表示过怀疑。”
“车内有没有容器的残余？”一位陪审员问。
“没有。要人为地烧起这样的大火，一般会使用塑料容器。像大牛奶罐、防冻油壶，似乎都为纵火者所喜爱。它们不会留下痕迹。这样的案例非常多。不过，纵火烧汽车，还难得遇见。”
“以往的案例中，尸体也烧得这样厉害吗？”另一位陪审员问。
帕里什迅速回答：“不，不是的。坦率地说，以往我还没见过哪具中体烧成了这个模样。本来我们可以掘墓验尸，但你们也许知道，尸体已经火化了。”
“你们有没有想过那是谁的尸体？”陪审员龙尼·伯克斯问。他是个码头工人。
“我们考虑过一个人，目前只是猜测。”
接着，陪审员们又提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内容均不重要，大多数是希望把报界没有提及的消息带到会场外。他们经投票一致同意指控帕特里克犯有一级谋杀罪和巨款盗窃罪，两罪并罚判处死刑，由本州帕奇曼监狱用静脉注射毒液的方式执行。
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帕特里克居然受到了五项指控：谋杀的指控；离婚的指控；阿历西亚索赔9000万美元、外加惩罚性补偿的指控；法律事务所老同事索赔3000万美元、外加惩罚性补偿的指控；莫纳克—西厄拉保险公司索赔400万美元、外加1000万美元的惩罚性补偿的指控。
而且由于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的帮助，这些控告他全看到了。
两位检察官，帕里什和马斯特，再次对着摄像机镜头板起了面孔。尽管联邦调查局和这次指控没有联系，他们还是站在一起宣布：哈里森县大陪审团全体成员代表全县善良的百姓，迅速地作出了控告杀人犯帕特里克·拉尼根的决定。他们绕开一切能够回答和不能回答的问题，反复暗示接下去还会有指控。
摄像机撤去后，两人秘密会见了卡尔·赫斯基法官。此人是负责哈里森县法律事务的三名巡回法官之一，也是葬礼举行前帕特里克的密友。本来案件是随意分发给巡回法官的，但赫斯基和其他两人能操纵管理此项工作的秘书，从而根据他们的意愿分发或不分发某个案件。这次赫斯基要了帕特里克的案件。
兰西独自呆在厨房里吃番茄三明治。这时他发现后院游泳池边有动静。于是他抓起猎枪，蹑手蹑脚地离开屋子，藏在露台的灌木丛后。只见一个胖乎乎的摄影记者蹲在游泳池旁边，脖子上套着三架笨重的照相机。兰西提着猎枪，悄悄绕过游泳池，在摄影记者身后两英尺处趴了下来。接着他向前倾身，把猎枪伸到摄影记者的头部附近，枪口朝上，扣动了扳机。
摄影记者的身子向前一歪，跌了个嘴啃泥。与此同时，他一边大叫，一边挣扎。兰西朝他的胯下踢了一脚，待他翻过身后，又踢了他一脚。直至这时，他才看清了自己的偷袭者。
兰西夺下他身上的一架照相机，丢进了游泳池。特鲁迪站在露台上，吓得不知所措，兰西急忙让她去报警。
第09节
“我现在要削掉这些死皮。”医生一面说，一面用尖头器械轻轻地探查帕特里克胸部的一处伤口，“我郑重地建议你考虑使用一些麻醉药。”
“不用，谢谢。”帕特里克回答。他坐在床上，全身赤裸。房内有医生和两个护士，那个波多黎各护理员卢斯退缩在附近。
“帕特里克，这样会很痛。”医生说。
“比这更痛的我都挺过来了。何况我身上也没法扎针。”他说着，扬起左臂。只见上面布满了青紫的针痕。这是他遭受拷问时那个巴西医生不停地给他注射药液造成的。他的整个身体也是青一块紫一块，到处可见伤痕和血痂。“别再给我注射麻醉药。”
“好，随你的便。”
随后帕特里克抓住床铺两侧的横杆，两个护士和卢斯抓紧他的踝部，医生开始给他三度烧伤的胸部伤口刮削死皮。他先用手术刀把死皮刮离伤口，然后削掉。
帕特里克缩了一下，闭上了眼睛。
“还是打一针吧。”医生说。
“不。”他咬着牙说。
医生又用手术刀给他刮削死皮。
“帕特里克，这些伤口恢复得很好。照这样看来，你也许根本用不着植皮。”
“好。”他说着，又缩了一下。
帕特里克身上的九处伤口当中有四处已经达到了三度烧伤；两处在胸部，一处在左大腿，一处在右腿肚。手腕、胳膊肘、踝骨，均被绳索磨破了皮。这些破皮之处涂上了药膏。
半小时后，医生完成了那些刮削。他嘱咐说，最好保持不动，不穿衣服，不绑绷带，至少目前得这样。他在伤口涂了一些清凉的抗菌药膏，又提出要给他止痛片。帕特里克再次谢绝。
医生和两个护士开始离去。等他们走远，卢斯停止了溜达。他关上门，拉上窗帘，又从自己的白色工作服口袋中掏出一架带有闪光灯的柯达牌一次性照相机。
“从那里开始，”帕特里克指了指床铺放脚的一头，“把整个身子照下来，包括我的面孔。”卢斯把照相机移至眼前，瞄了瞄，然后退靠墙壁，揿了快门。照相机的闪光灯亮了一下。
“再来一张。”帕特里克说。
卢斯按他吩咐的又照了一张。起初卢斯不同意冒这个险，说需要老板批准。帕特里克生活在巴西和巴拉圭交界处，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还学会了操几句西班牙语。对于卢斯说的话，他几乎都能听懂。而卢斯要听懂他的话，则比较困难。
但关于“钱”的语言是相通的。终于，卢斯明白了帕特里克所说的他将以500美元作为他照相服务的回报的意思。他同意买三架一次性的照相机，拍摄近百张照片，然后连夜送去冲洗，并将冲洗出来的照片藏好，不让医院的人知道，直至他告诉他该怎么做。
帕特里克身上并没有500美元，但他设法让卢斯相信，他是个诚实的人，并不像外面人所说的那样坏。他一回到美国，就会寄钱来。
卢斯不大照相，也不擅长照相。每次拍照，帕特里克都给予合作。他们近距离地拍摄了严重烧伤的胸脯和大腿，拍摄了伤痕累累的两只手臂，还从各个角度拍摄了全身像。为了不被发现，他们拍摄得很快。此时差不多到了中午，另一批护士来上班了，过道响起她们滔滔不绝的说话声。
卢斯午休时离开了医院，并将那些胶卷交给一家照相馆冲洗。
在里约热内卢，奥斯马尔以1000美元现钞买通了伊娃那个法律事务所的一个低薪秘书，让其密告所内最近流传的一切小道消息。闲言碎语并不多。几个合伙人几乎没有透露什么。不过电话记录显示，该所曾接到苏黎世打来的两个电话。根据苏黎世那个电话号码，盖伊从华盛顿查出打电话者在某家旅馆。此外他再也查不出什么了，瑞士人一般是很谨慎的。
该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对伊娃的失踪并无耐心。不久他们私下里的不满便成为会议桌上的正式议论了。她第一天来了一个电话，第二天又来了一个电话，此后便杳无音信。她声称乘飞机赶去会面的那个神秘的委托人无法得到证实。而原先的一些老委托人又不断地询问和抗议。她已经错过了那么多的约会、会议和最后期限。
最后，他们决定暂时将她从该法律事务所除名，等她返回后再作道理。
奥斯马尔一伙人日夜盯梢伊娃的父亲，把这位可怜的老人折磨得坐卧不安。他们监视他公寓的门厅，跟踪他的汽车，在伊帕内玛大街人流如潮的人行道上紧追他不放。他们甚至还放出风声说要劫持他，给他一点颜色瞧瞧，以期迫使他说出女儿的去向。但他很谨慎，从不单独露面。
兰西第三次去特鲁迪的卧室，终于发现门没上锁。他悄悄进了门，手里拿着一颗镇定药，还有一瓶她喜欢喝的爱尔兰产的汽水，每瓶售价四美元。他走到床前，默默地坐在她旁边，把药丸递给她，她接过药丸，吞了下去。这是她不到一小时内所吞的第二颗药。然后，她呷了口汽水。
一小时前，警车载着那个胖乎乎的摄影记者离去。两名警察逗留了20分钟，向他们问这问那，显然无意马上提出起诉。一来这是私人住宅，二来新闻人员已被告诫不要前去打扰。加上该记者所在的那家杂志又是北方某地一家低级出版物，完全没有影响。看来他们对兰西的动武还是表示同情，甚至怀有敬意。为防万一，他们要了特鲁迪的律师的姓名。兰西威胁说，如果对方硬要拖他们上法庭，他就反过来告其私闯民宅。
两名警察走后，特鲁迪发了火。她恼怒地抓起沙发上的软垫扔进壁炉，吓得保姆领着孩子奔出了客厅。然后，她瞥见兰西就在身边，便拿他当出气筒，什么脏话都骂了出来。原因不为别的，就为一连串的打击——帕特里克的消息，保险公司的诉讼，法院的限制令，记者的蜂拥而至，再就是兰西在游泳池边揍了一个摄影记者。
不过，此时她已安静了下来。在此之前，兰西也服了一颗药。他见特鲁迪已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宽慰地舒了口气。他想去拥抱她，让她坐在自己的腿上，说一些动听的话，但此时此刻，这样的方式未必奏效。弄不好，她又会大骂一通。特鲁迪需要镇静，但只能根据她的实际情况来因势利导。
特鲁迪躺在床上，手背盖着前额，闭上了眼睛。室内很黑，其他房间也是这样——帷帘遮得严严实实，电灯熄灭，或仅留有几丝微光。然而屋外路边，人群熙熙攘攘，有的在拍照片，有的在录像，他们正在为报纸和电视台关于帕特里克的可恶报道收集资料。今天中午，她就看见自己的居屋出现在当地新闻节目中，被电视台用做背景，一个傻里傻气的黄脸女人，张着一口大牙，指东道西地评论帕特里克，评论上午帕特里克的妻子提出的离婚诉讼。
帕特里克的妻子！想到这里她不免打了个寒战。她差不多有四年半没做帕特里克的妻子了。她已经体面地安葬了他，然后一边等待那笔保险金，一边试图将他忘掉。当她拿到那笔保险金时，他的一切已经在她的心中逐渐消失了。
唯有一个时刻还能勾起她的痛苦的回忆。那是她和阿什利·尼科尔呆在一起的时候，屋子里没有其他人，她告诉自己的女儿，她父亲回不来了，去了天堂，在那里他过得很幸福。女儿愣了一会儿，然后恢复了原状。这正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儿童所能表现出来的心态。她不允许任何人在女儿面前提帕特里克的名字。这是为了保护她，特鲁迪解释说。既然她对自己的父亲没有印象，就不必勉强她了。
除了这一短暂的插曲，她沉浸在极有活力的寡妇生活中。她去新奥尔良购物，从加利福尼亚订购健康食品，在健身房锻炼，到高级美容院接受按摩和整容。她还替女儿请了一个保姆，以便她和兰西外出旅游。他们迷上了加勒比海沿岸的旖旎风光，尤其是圣巴茨，那里有裸体的浴场。他们同法国人一道，脱光衣服，在海滩上高视阔步。
圣诞节是去纽约商业街购物的好时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