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墨涵不屑地说：“都一介草民了，还拉大旗作虎皮，像个军长的作为吗？简直还是农民嘛。”
梁必达毫不脸红地说：“这你就不懂了，什么叫得过且过？这也是战术手段。把日子过舒坦了，就是保存自己，只有先保存了自己，有了出头之日，才能消灭敌人。”
这天正在听收音机，一个管教排长领过来一个瘦骨嶙峋的少年，径直找到了陈墨涵，管教排长把少年交给陈墨涵，说：“你们单独谈。十分钟。”然后就走了。
陈墨涵好生纳闷，觉得这个少年似曾相识，可是又很朦胧，说不清是在哪里见过。少年说他是受一个阿姨的委托，到七二八农场来找一个叫陈墨涵的人，并交给了他一包东西。
陈墨涵问少年，那个阿姨叫什么名字，少年说他也不知道。是他的老师转交给他的。他就在洛安州读中学。
会见时间很短，但陈墨涵纳闷的时间却很长，他搞不清楚在洛安州还有哪个女人在关注他的行踪。细细盘点少年带来的物品，都是食物和生活用品，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但少年口头转达的一句话，却十分重要，那句话是：现在不是时候，将来有可能的话，我会找你们的。保重。
陈墨涵想啊想啊，总是想不明白，有几次甚至都想告诉梁必达，却又忍住了。值此多事之秋，情况不明，还是不能轻举妄动。
终于有一天，陈墨涵的脑子里突然想起了一个人，全身的神经顿时紧张起来了。天啦，难道是她？哦，还真有可能。他再次回忆，那个瘦骨嶙峋的少年的模样，是像她。尽管他同她接触不多，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但是，她穿着军装的勃勃英姿，她那一双明媚而又忧郁的眼睛，她立在白皑皑的风雪之地翘首眺望长久踯躅的身影，在陈墨涵的思维世界里，还是记忆犹新的。
如此说来，她还活在人间。
那天，陈墨涵彻夜未眠。他设想了种种可能，想象她是怎样摆脱了灭口杀手的围追堵截，怎样隐姓埋名，怎样在这个乱纷纷的世界里活了下来并且占据了一席之地，又是怎样地关注着他们，打听到了他的下落。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从那个少年的身上，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她如今的日子仍然十分艰难，困难的时候，她还惦记着他，惦记着她心爱的人的盟友，给他送来了温暖。尽管那些东西对他陈墨涵来说微不足道，但是，这才是真正的情重如山啊。
是，还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折磨得陈墨涵好苦。他却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他是多么希望她仍然真实地活着啊。活着就是胜利，含辛茹苦也好，隐姓埋名也罢，只要她还活着，这个世界上他就多了一份情感，多了一份美好的回忆，多了一份纯洁而勇敢的牵肠挂肚。
这天上午，梁必达称病拒绝出工——称病的事情对梁必达来说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而且由于他称病，陈墨涵也跟着沾光——病人总是需要照顾的嘛。
其实是什么病也没有，梁必达一个上午都在练习毛笔字。
据说，有很多书法家都爱写“龙”或者“虎”之类的，无论是龙是虎，都不是一般角色，都有练一练的价值，写出去也可以给别人挂在屋里“藏龙卧虎”。但梁必达写字有个特点，主要写一个字——“我”。
当过军长的梁必达已不是在蓝桥埠当伙计的梁大牙，提起笔来凭空也比别人多几分底气，虽然自成体系，但撇横竖捺遒劲有力，笔锋刚正锐利，行草狂放，横细竖粗颇讲分寸，倒也有几分书家风范，一个全世界每个角落无处不在的“我”字，往往被他写得昂首挺胸，威风凛凛气冲霄汉。
但这回奇怪了，陈墨涵在一旁默不作声地欣赏，觉得奇怪。别人写“我”，一撇一横竖弯勾，从左至右。但梁必达不是这样，梁必达不按笔画规矩来，而是先写一个手，再写一个戈，把一个字的两部分分得很开，怎么看怎么不像个“我”字。
陈墨涵说：“梁大牙你搞什么鬼？这还像个字吗？”
梁必达说：“怎么不像？这就是我。他娘的，老子不当军长了，这只手拿不到戈了，就成这模样了。”
陈墨涵恍然大悟，说：“你应该把右边那个‘戈’字一横一点一撇都去掉，剩下的那就是个锄头，现在的梁大牙就是一只手持一把锄头的形象。”
梁必达说：“言之有理。你这个白匪，还挺会类比。”放下笔，津津有味地端详他那个不伦不类的“我”字，又有了新发现，说：“如果再把右边那一撇调整到左边来，按下脑袋变成一捺，左边成了一个‘禾’字，右边是一个‘弋’字，‘弋’就是木桩的意思，‘我’又成了一把草和一根小木桩。哈哈，有意思，‘我’是什么？
‘我’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我可以是手持戈，也可以是桩边草，要是去掉左上角这一撇呢，又成了个‘找’字。嘿嘿，你别说，距离‘我’字最近的就是个‘找’字。人啊，一辈子就是个‘找’字，找来找去就是找那一撇，那一撇是什么？对于商人来说，那一撇是钱财，对于政治家来说，那一撇是官位，对于男人来说，那一撇是女人，对于女人来说，那一撇是男人，对于军人来说，那一撇就是对手，找到了对手我才是我。”
陈墨涵听着梁必达的高论，不禁暗暗惊诧，这个看似粗莽的汉子，不光打仗无师自通文韬武略，听他这一番话，还真有点哲学味道。
梁必达发表了一通灵感之后，又沮丧地说：“我们现在在找什么？娘的，就找一条，找公道。找回公道，老子还是手持戈。老子就把左边这只手去掉下面的两横，去掉两横就是个单立人，单立旁人加‘戈’是个什么字？‘伐’也。”说到痛快处，恶狠狠地把笔往报纸上一掷，气冲霄汉地喊了一嗓子：“只要有机会，老子还要杀人！”
陈墨涵笑笑说：“我要把这个信息赶快给江古碑之流通报过去，要不然，那真是放虎归山人头溶地了。”
梁必达不屑地说：“他那颗人头还算人头吗。在凹凸山，我要想收拾他，一百个机会都有。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那时候我认为，像他那样窝囊的家伙，你就是让他当个敌人，他也是一个翻不起大浪头的小泥鳅，不值得为他动心事。没想到这个混进革命队伍的臭虫，现在还真长成了一条恶狗。没有甄别那一天便罢，有了那一天，他就是喊我梁大牙当爹，我也不会饶他了。”
陈墨涵说：“梁大牙，你再看看这个字，这个‘我’字，你把下面的一提一撇和上面那一点去掉，再把右边那一勾拉直了，是个什么字？”
梁必达认真地琢磨了一阵子，一拍脑门说：“娘的，是个‘升’字。你的意思是，劳动改造了这两年，我们还可以升一升？”
陈墨涵笑道：“不是我们，是你。不过，要想升一升，你得去掉一些东西，右上角那一点是乌云，是压在你头上的三座大山，说白了就是上面那些兴风作浪惟恐天下不乱的坏人。”
梁必达说：“好啊，我明白了，那么下面这缠在‘我’两条腿上的一提一撇，就是江古碑了。不对，江古碑算个蚂蚱，他缠不住我的腿。他就算一提吧，他在左边，是个形左实右的狗腿子。那么右边呢，这一撇有文章，没准就是你这个国民党白匪。”
陈墨涵不气不恼，大度一笑，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既然我是白匪，当然是纸老虎了，一捅就破。我的下半辈子，苟延残喘罢了，哪里能缠得住你梁大牙革命的大腿啊？你狗日的不老实，现在都快当犯人了还想升官？我看你真是屋檐下的大葱，根焦叶烂心不死，妄想变天。你实话说，你搞没搞女人？你迫害过谁？你算计过谁？蛇打的洞蛇自己知道。以后，就是甄别了，也有人在下面踢你的扫堂腿。不信你等着瞧。”
梁必达说：“你个白匪别吓我，只要甄别了，给我一个师一个军，一百个人撂我的扫堂腿我也不怕他。”
不久，陈墨涵的妻子俞真和梁必达的妻子安雪梅结伴而行，辗转来到了凹凸山腹地的七二八农场，来探望她们的丈夫。七二八农场当局对于安雪梅和俞真的到来，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此时国内政治局势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梁必达所说的某某某首长当真出山了，从报纸上能够看见他的名字了。就在此后不久，又得到消息，下放在南方某地的王兰田已经解放了，并被任命为D军区政治委员。
再往后，梁必达和陈墨涵的日子眼看着就一天胜似一天。
安雪梅和俞真来了之后，七二八农场方面经层层请示，改善了梁必达和陈墨涵的居住条件，在场部的招待所里给了每家两个房间，一个作卧室，一个作厨房。一切迹象都在表明，形势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有了像样的房子，梁必达和陈墨涵不谋而合，只用了一间厨房，共同下厨。腾出来的那间，就作了两家的会客室和扑克室。从那时候开始，七二八农场就接到了上级的指示，梁必达和陈墨涵不用再下田干活了。
又过了个把月，上面又来了通知，工作人员不许再喊梁大牙或老陈了，一律称呼首长。如此，大家就心照不宣了，脱离农场指日可待。
有一天夜里，陈墨涵对俞真讲起了几个月前见到的那个少年，并讲了他的推理，说高秋江有可能还活着。
俞真惊讶地说：“恐怕是真的，前些天我还做过一个梦，梦里见到了她，在梦里她跟我讲，那次我逃走之后，她打光了子弹，他们正要上去抓她，从天上下来一个蒙面大侠，把她架起来就腾云驾雾了。那个蒙面人侠像梁大牙。”
陈墨涵笑道：“不怪造反派说你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脑子里尽是江湖上的一套。蒙面大侠和腾云驾雾都是不可能的，梁大牙跟她就更不沾边，他们压根儿就不认识。但是，凭借她的功夫，逃出来的可能也不是完全没有。我曾经听过一个传说，说是她最后顶着一口腌菜缸从楼梯上打了下去，杀手中有个头目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动机，下令要抓活的。最后一直追到江边，她跳江了。据说这个杀手头目也被刘汉英下令枪毙了。如果她真的还活在人间，这个传说的可信程度倒是大些。”
俞真说：“等着吧，等气候好了，我就到洛安州住上一段时间，她真的活着，我出现在洛安州，她肯定会得到消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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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阅”尽春色 “读”领风骚
┆文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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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七节
白驹过隙，岁月悠悠。一场旷日持久的荒诞运动终于偃旗息鼓了。
尽管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当两辆黑色的上海牌小轿车同时出现在七二八农场场部招待所的门口，军区马副政委从车上跳下来的时候，梁必达和陈墨涵还是感到了突然，一时间竞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马副政委是受军区党委和军区首长尤其是军区政委王兰田的委托，来向梁必达和陈墨涵表示慰问的。随同马副政委一道来的，还有K军代理军长朱预道——从即日起，他又退回到副军长的位置上了。而且，下一步究竟是个什么结局，眼下还是个未知数。
几年不见，朱预道疯狂地胖了起来，滚圆的肚皮滚圆的脸膛，再也见不到当年在凹凸山让洛安州日伪汉奸闻风丧胆的风采了。朱预道腆着肚子从车子里钻出来，一见到梁必达，话没说出口，就老泪纵横了，说：“军长，我对不起你啊，对不起啊，我是上了贼船……”
倒是梁必达显得雍容大度，把手一挥，大大咧咧地说：“说这些干什么？从上到下都乱了，上贼船的不是你一个，没上贼船的也不是我们两个。能让我们出去工作，天高地厚，是同志还是同志，是敌人永远是敌人。只要你朱预道真诚反省，还是那句话，既往不咎，团结工作。”
话虽然说得有风度，但里面还是有机锋的。
阳春三月，梁必达走马上任，再次回到了K军军长的位置。
窦玉泉由于在“文革”中没有随风倒，而且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还保护了几个老干部，深得军区首长、也包括王兰田的赏识，已于半年前升任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朱预道离职参加了“说清楚学习班”。陈墨涵复任K军参谋长，不再兼副军长职务。三个月之内，该归队的都陆续归队了，该出现的陆续都出现了。姜家湖调回K军担任副军长，陶三河担任K军副参谋长。在西藏某地藏匿了四个年头的曲向乾大难不死，也回到了部队，改行升任军里的副政治委员。
在党委分工会上，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梁必达第一次坚决地提出，不再担任党委书记，党委书记一职由总部下来的新任政委章光辉担任。
有一天，梁必达和陈墨涵在一起研究工兵处呈报的训练大纲，公事办完了，‘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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