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的陶醉》
序
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茨威格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三大中短篇小说家之一。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便已经享誉全球。法西斯上台后，由于他的犹太血统，他的著作被禁被焚，可是在五十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世界各国作家的著作及各种文字译本的销售量时，名列榜首却是这位当时在德语国家几乎被人遗忘的作家斯·茨威格。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一九八一年为了纪念斯·茨威格百岁诞辰，联邦德国S·费歇尔出版社重新出版斯·茨威格的著作之后，在德语国家掀起了一股新的斯·茨威格热。在中国，斯·茨威格的翻译介绍与我们的开放改革同步。从二十年前《象棋的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四篇优秀小说的译文面世以来，中国作家和读者对斯·茨威格的热情便经久不衰。到九十年代，读者们越来越迫切地要求更多地了解斯·茨威格，希望通过他的作品了解他的成长过程，创作道路，感情生活，心路历程，他多方面的成就和他悲剧结局的原因。因此我们决定邀请德语界的前辈翻译家和近年来脱颖而出的新秀，在三年之内，译出斯·茨威格的诗集、剧本、传记、论文、日记、书信，向读者全面介绍这位心地善良、纯朴谦逊、才华出众、品德高尚的优秀作家。他憎恶强权，同情弱小，鞭挞兽性的残暴，赞美人性的美奂。他和我们一起经历了本世纪的浩劫。他已匆匆离去，却给迎来旭日东升的人们和沐浴明媚阳光的一代留下一笔极为可观的精神财富——这就是我们呈献给诸位的《斯·茨威格集》中的各卷。
斯·茨威格一向谦虚谨慎，总说自己才力不济，只能写作中短篇小说，无法驾驭长篇小说，直到一九三八年才正式发表他生前完成的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爱与同情》（原名：《心灵的焦灼》）了新的经济和历史体系，对前人的批判只是为了论证这一体，可是实际上，他在七年前便已经开始写作长篇。
一九三一年七月五日，斯·茨威格写信给他的妻子弗里德里克，他正在写一篇小说。写作起先很顺利，后来突然搁置起来，这便是我们现在收集在本卷中的长篇小说《变形的陶醉》。使他未能完成这部小说的原因可能是以下事件：一九三一年夏天之间的不一致性。通过对哲学和伦理学概念的语言分析和清，他的朋友和传记作者埃尔文·里格尔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发现了在断头台上丧命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多纳德的一些从未发表过的信件，激起了斯·茨威格浓厚的兴趣，使他产生撰写玛丽·安多纳德传的计划。大量的研究工作就此开始。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斯·茨威格的作品被禁，他的寓所遭到搜查，斯·茨威格立即决定离家去国，流亡英国。接着一个流亡英国的犹太少女闯入他的生活，充当他的秘书，在他的个人生活中便发生婚变，这时斯·茨威格创作了他的第一本正式发表的长篇小说《爱与同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二年一九四○年夏天斯·茨威格才和作家贝尔托特·费尔特尔一起，把《变形的陶醉》改编成一部电影手稿，一九五○年作家瓦尔特·封·荷兰德尔和导演维尔弗里特·弗朗茨根据以上电影手稿改写成电影脚本，由弗朗茨把它搬上银幕，片名为《偷去的岁月》。斯·茨威格的小说原作直到一九八二年才从他的遗稿中整理出来予以发表。
小说的主人公是奥地利某小镇上的一个邮政局的女职员，名叫克莉斯蒂娜。小镇上的生活单调沉闷，邮局里的工作枯燥乏味，菲薄的薪金，寒碜的环境利的无产阶级不应当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应当，缺乏生活情趣，毫无生活享受，注定了在贫困中苦熬岁月，瞻望前途，黯然神伤，突然间飞来意想不到的佳音：她的阔气的姨妈和姨夫将从美国前来。克莉斯蒂娜的生活于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丑小鸭一夜之间变成了小公主，不仅地位发生变化，吃穿用度也随之改变，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用品，高级衣衫，豪华饭店，乘车兜风，全都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克莉斯蒂娜的生活。周围的人对她的态度也顿时大变，这样令人惊愕出人意料的变化怎能不使她心醉神迷，恍若置身梦中。斯·茨威格这位善于描写心理的大师抓住这外界的变化，刻划主人公内心的骚动，写得层次分明，真实可信，足见作者认人之深。
在斯·茨威格辞世之后四十年，人们从他的遗稿中找到的这部《变形的陶醉》。这是作者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是他为世界文学宝藏创造的一块珍奇瑰宝。
张玉书
1999．11．11
畅春园
第01节
这部长篇小说是斯·茨威格的遗稿，于一九八二年由法兰克福S·费歇尔出版社首次出版，本译本曾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书名译为《富贵梦》。
奥地利的每个乡村邮电所都差不多：知其一而尽知其他。它们都是在弗兰茨·约瑟夫时代①仰仗同一笔经费、用同样寥寥可数的陈设装点起来或不如说划一起来的，处处显示出官府财政衙门那种不耐烦的神气，就是走到极为偏僻的、嗅得到冰川气息的蒂罗尔②山村，也处处清一色地散发着一闻便知的奥地利旧衙门气味：冷冰冰的烟草味和积满尘土的文牍霉味。到处是千篇一律的布局：一道中间装着玻璃板的木板墙把房间按严格规定的比例分成两半：一边谁都可以进来，另一边则是公务重地。国家不怎么欢迎它的公民在人人可以进入的那一侧滞留较长时间，这一点从那里既无落座处也不提供任何别的方便上看，就一目了然了。在公众区域内，惟一的家具多半只是一张颤巍巍的、瑟瑟缩缩倚墙而立的斜面写字台，铺在上面的那块破旧不堪的油布，被不可胜数的斑斑墨迹染成了乌黑色——虽然谁也记不起那嵌进桌面的墨水瓶中除了积满灰尘、干得无法蘸写的一团浓浆之外还见过什么别的东西。如果这张桌上的笔槽里偶尔放着一杆钢笔，那也肯定是断了笔尖的，根本无法书写。对于美观，节俭的国库也像对陈设一样毫不关心：自打共和国③从墙上取下了弗兰茨·约瑟夫的肖像以来，现在顶多可以把贴在肮脏的石灰墙上那些刺眼的广告画说成是屋内的艺术装饰品了。这些大红大绿的招贴，还在那里为早已过时的展览会招待观众，或者为彩票招揽生意；在某些边远局所，甚至还有宣传购买战时公债券的④。这些廉价壁饰，充其量再加上一张无人理睬的“禁止吸烟”的张贴，便是国家在公众室内表现出的全部慷慨了。
①弗兰茨·约瑟夫时代，指奥地利皇帝（1848…1916）、匈牙利国王（1867…1916）弗兰茨·约瑟夫一世（1830…1916）统治时期。
②蒂罗尔，奥地利西南州名，地势高，阿尔卑斯山横贯命境，一九一八年南部划归意大利。
③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奥地利成立共和国。
④此时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八年。
界栅另一侧的景象，倒颇有几分令人肃然起敬。在这里，国家在一块小小的地盘上十分密集地、象征性地、清清楚楚地展示着它的权力和幅员。屋子一角放着一只铁钱柜，从窗户加了铁栅可以推测，那柜里的确经常收藏着可观的财富。一架有活动底座、擦得锃亮的黄铜莫尔斯电报机，是室内的豪华奢侈品。相形之下，旁边那台放在黑色镍制托架上的电话就逊色多了，仅仅这两件为屋子增添着某种喜气和敬畏感的物品就占据了较大的空间，因为是它们接上铜丝以后把这个偏僻的小镇同全国广大地区联结在一起。不过这样一来，其他邮政用品和器具就只得委屈一下了。称邮包的磅秤、信袋、书籍、文件夹、账簿和登记册，还有哗啦作响的存放邮资的圆筒、天平、砝码、黑的蓝的红的和淡紫色的铅笔、回形针、夹子、绳子、印油、海绵、吸墨器、胶水、小刀、剪子和裁纸刀——这些邮政业务所需的五花八门的用具，乱糟糟地堆在写字台上两尺见方的小块地盘上。在那许多抽屉、柜子里放着多如牛毛的、不断更新的大叠大叠纸张和表格。然而这种表面的铺张和阔气，实际上只是眼睛的错觉罢了。原来，国家对于它这些不值钱的用品，每一件都是暗中记录在案，毫不含糊的，从用剩的铅笔头到撕破的邮票，从残破的吸水纸到铁皮洗手池中被水漂走的肥皂片，从公务室照明的灯泡到锁门的钥匙，无论是在使用着的还是已经报废的，国库都要求它的雇员——登记造册，不得有半点马虎。铁炉子旁边挂着一张用打字机打印的详尽的物品清单，上面加盖了公章，再加上一个字迹潦草得无法辨认的署名，这就使它具有了权威的力量，它用铁面无私的数字，将邮务所内哪怕最小、最不值钱的公务用品全部开列出来。凡是清单上没有的物品，一律不得放在公务室内。反之，清单上开列的任何物件，则必须放在室内，随时可以拿到手。这是公务、规章和法度的要求。
严格说来，这张打印的物品清单还应该包括一个人。这个人每天早晨八点钟推开窗口玻璃板，使那些原本没有生命的用具活动起来。他打开邮袋、加盖邮戳、支付汇款、开收据、称邮包，他用蓝红黑各色铅笔在纸上书写那些稀奇古怪的符号，他拿起电话听筒、摇动莫尔斯电报机手柄。但也许是出于某种照顾吧，这位多半被公众称为邮政助理或邮务官的某君并未列入这张硬纸清单。他的大名记录在另一张公文纸上，放在邮政管理局另一个科室的另一个抽屉里，然而同样是经过严格审查、核实，有案可查的。
这间笼罩在雄鹰纹章的神圣气氛中的邮政办公室，从来也没有发生什么显著的变化。自然界永恒的生灭法则，碰到国库的围墙也会撞个粉碎；屋外四周树木从开花到秃枝，小孩长大成人，老人离开人世，旧房衰败坍塌，新楼拔地而起，可是公务所却以它永世不变的气派，昭示着它那超乎自然的神奇力量。你看，在这块领地上的每样东西，不论是用旧了的或丢失的，还是磨损变形而报废的，经过向上司呈报之后又补发同样的一件，从而为变化多端的世界作出榜样，显示出国家的优越性。内容更换了，外形却依旧，墙上挂着一份日历，每天撕掉一张，一周七张，一月三十张，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变成一张薄纸，用完，就报领一本新的，同样纸型，同样大小，同样规格：这就是说，新的一年来到了，可日历还是原样，桌子摆着一本分栏结算账册。左边一页数字写满了，就在右边一页接着写上累计数字，这样一页页写下去。到最末一页写满，账册用完，便开始一本新的：同样类型，同样大小，同前一本毫无区别。今天消失的，明天又出现，千篇一律，就像每天上班那样，所以，那同一张木板桌面上总是摆着那些东西，毫无变化，老是那些一色一样的纸张、铅笔、直尺、表格，无休止地在更换，但始终是同样的东西。在国库属下的这间屋子里，既无所失亦无所得，主宰这里的是没有花开花落的、一成不变的生活，或者不如说是一成不变的、持续不断的死亡更为确切。在这批形形色色的物品中，所不同的只是损耗和更新的疾徐，而不是它们的命运。一支铅笔可使用一星期，然后便有一支新的、完全相同的取而代之。一本邮政记事册可使用一个月，一只灯泡三个月，一本日历一年整。为藤椅规定的更换期是三年，为坐在这把椅子上蹉跎岁月的某君呢，估计是三十至三十五年，届时将有另外一位某君被安插到这把椅子上，说到底，没有什么差别。
一九二六年，在离维也纳约有两小时火车路程、距克雷姆斯市①不远的一个小小村镇——克莱因赖芙林的邮务所里，“公务员”这个可更换的设备部件是位女性，而且，由于本所属于邮政系统一个较低的等级，她的官方职称叫做邮务助理。透过窗玻璃，只能窥见她那使人顿生爱慕之心的文静的少女侧影。她嘴唇略嫌单薄，脸色苍白，眼圈下面一抹淡淡的灰色；晚上，当她照例打开那驱除昏暗的电灯时，如果细看，会发现她的前额和鬓角已有一些皱纹了，然而无论如何，同窗台上的锦葵和她今天放在铁皮洗手池里的一大把杜松枝比较起来，她终究是克莱因赖芙林邮务所诸多物品中最富生机的一件，看来至少还可以让公家使用二十五年。那只手指苍白的娇小的手，还要成千上万次地将那格格作响的玻璃板推起、放下。它还能以同样机械的动作，将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封信扔到邮戳台上，几十万、几百万次地将蘸了黑色印油的黄铜邮戳砰砰盖在邮票上，也许那熟练的腕子会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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