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房间，还兼管膳食，省得她一个人还要操持家务受累。可是，对这些友好的表示她连句像样的答话都没有，所以每个人也都立刻觉察出她是拒人于大门之外。女邮务助理克丽丝蒂娜·霍夫莱纳的确变了，她不再像以往那样每周去歌咏队，说是嗓子哑，她三个星期不去教堂，而且连一次也没有请人为母亲祷告。富克斯塔勒想念几段书给她听，她说头疼；而当人家提出陪她去散散步时，她又说很疲倦。她谁也不去找。到商店去买东西时，总是急急忙忙像怕误了火车似的，同谁都不说一句话；上班时，往常众人都知道她和蔼可亲、乐于助人，而现在却老是一脸怨气，对人不耐烦、要态度。
她自己也知道她变了，似乎有谁在她熟睡时悄悄把一种苦而辣的药水滴进了她的眼睛，于是她现在睁眼看世界也充满了痛苦和邪恶；自从她以恶狠狠的敌视眼光看一切，一切就都是丑恶、狠毒、满怀敌意的了。她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在一肚子气恼中开始的。早上一觉醒来，睁眼就看见顶楼那歪歪斜斜、被熏得黑漆漆的屋梁。这间斗室里所有的东西《崇有论》外，其他均佚。，旧床、粗劣的被子、荆条椅、盥洗台、上面那只有裂缝的水罐、一碰就破的糊墙纸、吱吱乱响的地板，所有这一切都使她感到憎恶，她恨不得紧闭双眼，重新回到睡梦里的黑暗中去。但是闹钟不允许她这样做，嘟嘟声猛烈地冲击着她的耳鼓。她气呼呼地起床，气呼呼地穿上衣服：穿上那陈旧的内衣和讨厌的黑色连衣裙。她发觉袖子底下有一处破了，可她并不动气。她不去取针线来缝补，补它干吗，补上给谁看呢？对于这儿的这些乡巴佬，怎么说自己也是穿得够好的了。快，快离开这间可恶的小阁楼，上班去吧。
可是上班也和以前不同了。以往那间冷漠、安静、时光在那里像老牛破车一般缓缓流逝的邮务室，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每当她用钥匙打开门，走进那似乎在虎视眈眈等着吞噬她的可怕的死寂的房间时，她总是不得不联想到一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那影片名叫《无期徒刑》学家，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继承了贝克莱的基本思，其中两个横眉立目的大胡子警察和一个狱卒把囚犯——一个孱弱的、吓得浑身发抖的男孩——带进了空空荡荡、阴森可怖的铁窗牢房。当看到这里时，她同所有观众一样感到不寒而栗。现在她又一次感到这种恐怖，她自己不正好又是狱卒又是囚犯吗！于是她每一次发现这里也有铁窗栅栏，第一次感到公务房那光溜溜的粉刷白墙同牢房没有两样。这里的一切物件都获得了新的含义：她一遍又一遍地看她坐过的椅子，一遍又一遍地看她堆放文书的墨渍斑斑的桌子，一遍又一遍地看每天上班前掀起的那块玻璃。抬头看墙上的挂钟，她第一次发现，那钟原来并没有往前走，而是不断转圈子，从十二点走到一点，从一点走到两点，一直走下去，又走到十二点，然后再从一点到两点，继续走下去又回到十二点，永远是一条路线，永远不会多迈出一步，为公务不断重新上紧发条，永远得不到自由，永远被囚禁在这个四四方方的棕色外壳中。当克丽丝蒂娜早晨八点钟在这里坐下来时，她已是感觉很疲乏了——她疲倦，并不是做完了什么事，办成了什么事，有什么辛劳，而是对即将来临的一切事先预感到疲倦：那些永无变化的同样的脸孔、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动作、同样的钞票。开始上班后一刻钟，那个头发虽已灰白、然而老是乐呵呵的信差安德列亚斯·辛特费尔纳准把信件拿来给她分拣。以前，她总是机械地完成这件工作，现在呢，她往往要盯着信件和风景片看上一阵子，特别是寄往居特斯海姆伯爵夫人府邸的。这位伯爵夫人有三个女儿，其中一个许配给一位意大利男爵，另外两位伯爵小姐尚未婚配，经常在国外旅游。最新的明信片寄自索伦托，蓝色的海，飞龙似的港湾深深插入陆地，明信片落款处写着通讯地址：罗马饭店。克丽丝蒂娜立即设想罗马饭店是什么样子，并在明信片上寻找。伯爵小姐在她住的房间处划了一个标记，那饭店坐落在一片园林中，宽敞的阳台闪耀着白光，掩映在周围葱绿的橙树丛中。她情不自禁地想，到晚上，从蔚蓝的大海吹起凉爽的风，夹杂着海滨岩石上白天太阳晒过的暖气，那时在海边漫步，会是什么滋味，在海边双双……
但是信件必须马上分拣，于是她不断地分呀，分呀。嗯，一封巴黎来信，一看就知道这是某某的女儿写来的物都是这种“绝对精神”的理性的、逻辑的活动的产物，故，这位千金在群众中已是声名狼藉了。她曾同一个做煤油生意的犹太富商有过暧昧关系，后来在什么地方当了舞女，也许比舞女还要糟糕，现在据说又和另一个男人勾搭上了；的确，信是从莫里斯饭店寄出的，用的是非常高级的信纸，克丽丝蒂娜生气地把这封信扔在一边，下面该发印刷品了，给居特斯海姆伯爵夫人的几本杂志她留下来。这是《女士》、《摩登世界》等几种图片丰富的时装杂志——下午送邮件时再给伯爵夫人送去也不迟。等到办公室里静下来，她就从封套中取出这几本杂志来翻看。她仔细观看各式服装、电影演员和贵族男女的照片、修葺一新的英国贵族的乡间别墅、著名艺术家的各色各样的小轿车。看着这些图片，她似乎感到一阵浓郁的香水味直钻鼻孔，她想起了那里所有的人，她兴冲冲地细看那些身穿晚礼服的女人，又几乎是满怀激情看那些男人，看他们一张张线条细腻、雍容华贵、焕发着智慧光彩的脸庞，看着看着她的手指禁不住颤抖起来；她把杂志搁到一旁去，但一会儿就又拿起来翻，就这样放下了又拿起来，拿起来又放下，面对着这个她既感遥远又觉亲近的世界，好奇和仇恨、高兴和妒忌的感情揉合、混杂在一起，时而这种感情占上风，时而那种感情居首位。
在这种情况下，每当在这些诱人的图画当中极不协调地突然插进来一个长着一对睡眼惺忪的牛眼、嘴里衔着烟斗、脚上穿着笨重的粗鞋的农民来到桌前，粗声粗气地要买几张邮票时，她总是吓一大跳，然后完全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马赫主义继承了贝克莱的基本思想，提出了“世界要素论”和，骂上一句难听话。“你没长眼睛，看不见这儿写着不许抽烟吗？”她劈头盖脑冲着那张善良的、不知所措的脸大声呵斥，要不就说一句别的不友好的话。她这样做并不是有意识的，而是像一种强迫性反应。在个别人身上出气，发泄的却是她对整个可恨的、卑鄙的世界的怒气。因此，事后她每每感到羞愧。唉，她想，他们是无辜的，这些可怜人！他们这样丑，这样粗，他们干的活使他们这样脏，他们陷在小村子的泥沼里也只能被淹死，对这些他们又有什么法子呢！我自己不也没有什么不同，不也完全是这样吗？想虽然这样想，但她的怒气同绝望是那样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以致往往一遇合适的机会就无意间发起脾气来。按能量不灭这一永恒的定律，她必须把怒气在自己身上形成的重压传导到别的物体上去，而只有凭借这仅有的一点点权力，来自这张可怜的小小的办公桌的一点点权力，她才有可能将这压力施加于外界，于是怒火便发泄到了无辜的普通人身上。在高山上那另一个世界里，她从自己成了人们巴结、追逐的对象这一事实，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在这儿呢，如果她不发脾气，不充分行使当一名政府小职员所享有的这一丁点儿权力，她又怎能显示自己的存在呢？对这些憨厚无知的人逞威使性，她知道，这是可悲、可鄙、低能的，然而发发脾气，总可以使她满腔的怒火稍稍平息一阵吧。这怒气深深郁积在她胸中，要是没有机会宣泄在人身上，它也会冲着不会说话的东西发作的。线一下子穿不进针眼，她就扯断它，抽屉一时关不上，她就攥紧拳头，用尽全身力气将它猛砸进去，邮政管理局发来的指示有错，她不是客气地致函询问原因，而是怒气冲冲地写信质问，电话一时没有接通，她就威胁她的女同事接线员，说马上要去反映。这些都是可鄙的，她十分清楚这一点，而且也惊骇地看到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但是她别无办法，无论如何她得把胸中的积恨宣泄出来，否则就会被这种情绪憋死。
下班了，她立刻逃回自己的房间。从前，母亲睡下后她常到外面去散步半小时，或者同杂货店女人聊聊天，要不就是同邻居太太的孩子们玩玩华真经》。，现在呢，她把自己锁在屋里，这样就把她对周围世界的敌对情绪关在四壁之内，以免像条恶狗那样逢人便咬。她见不得这条街，见不得街上这些永无变化的房子、门牌和面孔。在她眼里，那些穿着又宽又大的粗布裙子、盘着油乎乎的高高的头发、戴着俗不可耐的又粗又蠢的戒指的女人十分可笑，膀大腰圆、走到哪里都喘着粗气的男人们令人掩鼻，最恶心的是那些头上抹得油光光的、打肿脸充胖子模仿城里人的小青年，令人掩鼻的还有那个散发着熏人的啤酒味、低劣的烟叶味的小酒店，在那里，那个红脸蛋、胖乎乎、一脸傻气的少女听任助理林务官和宪兵队长对她大讲肉麻的笑话、大做下流的动作。一想到这些，她便宁愿把自己留在屋里，然而也不开灯，以免看见周围这些可憎的东西。她闷声不响地静坐沉思，每天如此。现在她的记忆力竟好得惊人，什么都能清清楚楚地回想起来，原先在狂热忙乱中一点不曾注意到和感觉到的东西，那数不清的细枝末节，现在全都清晰无比，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她记起了每一句话、每一瞥目光；她吃过的每道菜，那鲜美的滋味又神奇地回到舌边，那葡萄酒和甜烧酒的芳香仍然余味无穷。她回味着轻盈的丝绸衣裙贴在肩上、雪白柔软的床单铺在身下的感觉。她一时间记起了许许多多事情：那个小个子英国人曾在过道里紧紧尾随她，好几个夜晚走到她房门口便停步不前；曼海姆姑娘多次温柔地抚摩她的臂膀，此刻她又突然像触电似地感到被她摸过的皮肤火辣辣的，这时候她才想起曾经听人说女人也会爱上女人的话。她逐一追忆在那个地方度过的每一秒钟、每一小时、每一天，这才发现，那段时间还有多少意想不到的好机会没有利用起来啊！所以她现在每天晚上默默地静坐着，追忆那些梦幻般的日子，细细回想自己当时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同时她心里知道，那个自己已是一去不复返了，她不想承认这一点，却又非承认不可。如果有人敲门——富克斯塔勒多次想来安慰她，她就一动不动，屏气凝神，及至听到脚步声沿咯吱咯吱响的楼梯逐渐远去，才舒一口气。沉浸在回忆的美梦中是她现在惟一的寄托，她不愿意让人搅扰它。只是当她久久沉湎在回忆中感着疲乏时，才到床上躺下来，而每次一躺下，那已经被娇惯过的皮肉一接触到又凉又潮的床铺，她总会猛然一惊，缩作一团。她冷得浑身哆嗦，不得不把衣服和大衣全加在被子上。很晚很晚她才能入睡，可是睡的又很不踏实，尽做离奇古怪的噩梦，常常把她吓醒跳起来：她梦见自己坐在小轿车里，风驰电掣地冲上山去义冲下山来，速度快得吓人，她又害怕又快活，怕的是翻车，快活的是兜风，她身旁老是坐着个男人，时而是那个德国人，时而又是别的男人，他们都紧搂着她。突然间，她大吃一惊地发现自己竟是赤条条地坐在他身边，一下子他们周围又满满的全是人，都在那里哈哈大笑，而车子竟也停住不走了，于是她拼命喊叫，要他赶快把车发动起来，快呀，再快点呀，加大油门，再加大些！过了半天，发动起来的马达才猛地把车子向前推动，这个猛劲震得她心胆俱裂，接着便是纯粹的、无穷无尽的乐趣了，汽车平稳地在原野上飞驰，呼啸着驶进了浓荫蔽日的森林，这时她也不再赤身露体了，可是他却越来越紧地把她搂在怀里，疼得她直哼哼，觉得简直就要被压死了。就在这时她醒了，虚弱不堪，精疲力竭，全身关节疼痛，又看见了这间顶楼，看见了顶上那熏得黑糊糊的、满是虫蛀瘢痕和蜘蛛网的斜梁。她就这样躺着一动不动，身体倦乏，心灵空虚，直到闹钟嘟嘟响起——这个铁面无情的传令官在呼唤了——她才从那张可恨的旧床上爬起来，穿上那些可恨的旧衣服，又开始去混可恨的另一天。
整整四个星期，克丽丝蒂娜忍受着身不由己的、充满梦魇的孤寂的煎熬，忍受着孤寂带来的那种病态的、极度烦躁的心境的折磨。最后，她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幻梦的源泉已经枯竭，经历过的那段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