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短篇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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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短篇小说集- 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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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摇了摇头:“危险哪!”

我又胡涂了;一向在外边洗澡,还没淹死我一回呢。

“女人按摩!澡盆里多么脏!”他似乎很害怕。明白了:他心中除了美国,只有上海。

“此地与上海不同,”我给他解释了这么些。

“可是中国还有哪里比上海更文明?”他这回居然笑了,笑得很不顺眼——嘴差点碰到脑门,鼻子完全陷进去。

“可是上海又比不了美国?”老梅是有点故意开玩笑。“真哪!”博士又郑重起来:“美国家家有澡盆,美国的旅馆间间房子有澡盆!要洗,哗——一放水:凉的热的,随意对;要换一盆,哗——把陈水放了,从新换一盆,哗——”他一气说完,每个“哗”字都带着些吐沫星,好象他的嘴就是美国的自来水龙头。最后他找补了一小句:“中国人脏得很!”

老梅乘博士“哗哗”的工夫,已把袍子、鞋,穿好。博士先走出去,说了一声,“再见哪”。说得非常地难听,好象心里满蓄着眼泪似的。他是舍不得我们,他真寂寞;可是他又不能上“中国”澡堂去,无论是多么干净!

等到我们下了楼,走到院中,我看见博士在一个楼窗里面望着我们呢。阳光斜射在他的头上,鼻子的影儿给脸上印了一小块黑;他的上身前后地微动,那个小黑块也忽长忽短地动。我们快走到校门了,我回了回头,他还在那儿立着;独自和阳光反抗呢,仿佛是。

在路上,和在澡堂里,老梅有几次要提说毛博士,我都没接碴儿。他对博士有点不敬,我不愿意被他的意见给我对那个人的印象染上什么颜色,虽然毛博士给我的印象并不甚好。我还不大明白他,我只觉得他象个半生不熟的什么东西——他既不是上海的小流氓,也不是在美国长大的:不完全象中国人,也不完全象外国人。他好象是没有根儿。我的观察不见得正确,可是不希望老梅来帮忙;我愿自己看清楚了他。在一方面,我觉得他别扭;在另一方面,我觉得他很有趣——不是值得交往,是“龙生九种,种种各别”的那种有趣。

不久,我就得到了个机会。老梅托我给代课。老梅是这么个人:谁也不知道他怎样布置的,每学期中他总得请上至少两三个礼拜的假。这一回是,据他说,因为他的大侄子被疯狗咬了,非回家几天不可。

老梅把钥匙交给了我,我虽不在他那儿睡,可是在那里休息和预备功课。

过了两天,我觉出来,我并不能在那儿休息和预备功课。只要我一到那儿,毛博士就象毛儿似的飞了来。这个人寂寞。有时候他的眼角还带着点泪,仿佛是正在屋里哭,听见我到了,赶紧跑过来,连泪也没顾得擦。因此,我老给他个笑脸,虽然他不叫我安安顿顿地休息会儿。

虽然是菊花时节了,可是北方的秋晴还不至于使健康的人长吁短叹地悲秋。毛博士可还是那么忧郁。我一看见他,就得望望天色。他仿佛会自己制造一种苦雨凄风的境界,能把屋里的阳光给赶了出去。

几天的工夫,我稍微明白些他的言语了。他有这个好处:他能满不理会别人怎么向他发楞。谁爱发楞谁发楞,他说他的。他不管言语本是要彼此传达心意的;跟他谈话,我得设想着:我是个留声机,他也是个留声机;说就是了,不用管谁明白谁不明白。怪不得老梅拿博士开玩笑呢,谁能和个留声机推心置腹的交朋友呢?

不管他怎样吧,我总想治治他的寂苦;年青青的不该这样。

我自然不敢再提洗澡与听戏。出去走走总该行了。“怎能一个人走呢?真!”博士又叹了口气。

“一个人怎就不能走呢?”我问。

“你总得享受享受吧?”他反攻了。

“啊!”我敢起誓,我没这么胡涂过。

“一个人去走!”他的眼睛,虽然那么洼,冒出些火来。“我陪着你,那么?”

“你又不是女人,”他叹了口长气。

我这才明白过来。

过了半天,他又找补了一句:“中国人太脏,街上也没法走。”

此路不通,我又转了弯。“找朋友吃小馆去,打网球去;或是独自看点小说,练练字……”我把销磨光阴的办法提出一大堆;有他那套责任洋服在面前,我不敢提那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他的回答倒还一致,一句话抄百宗:没有女人,什么也不能干。

“那么,找女人去好啦!”我看准阵式,总攻击了。“那不是什么难事。”

“可是牺牲又太大了!”他又放了胡涂炮。

“嗯?”也好,我倒有机会练习眨巴眼了;他算把我引入了迷魂阵。

“你得给她买东西吧?你得请她看电影,吃饭吧?”他好象是审我呢。

我心里说:“我管你呢!”

“当然得买,当然得请。这是美国规矩,必定要这样。可是中国人穷啊;我,哈佛的博士,才一个月拿二百块洋钱——我得要求加薪!——哪里省得出这一笔费用?”他显然是说开了头,我很注意地听。“要是花了这么一笔钱,就顺当地订婚、结婚,也倒好喽,虽然订婚要花许多钱,还能不买俩金戒指么?金价这么贵!结婚要花许多钱,蜜月必须到别处玩去,美国的规矩。家中也得安置一下:钢丝床是必要的,洋澡盆是必要的,沙发是必要的,钢琴是必要的,地毯是必要的。哎,中国地毯还好,连美国人也喜爱它!这得用几多钱?这还是顺当的话,假如你花了许多钱买东西,请看电影,她不要你呢?钱不是空花了?美国常有这种事呀,可是美国人富哇。拿哈佛说,男女的交际,单讲吃冰激凌的钱,中国人也花不起!你看——”

我等了半天,他也没有往下说,大概是把话头忘了;也许是被“中国”气迷糊了。

我对这个人没办法。他只好苦闷他的吧。

在老梅回来以前,我天天听到些美国的规矩,与中国的野蛮。还就是上海好一些,不幸上海还有许多中国人,这就把上海的地位低降了一大些。对于上海,他有点害怕:野鸡、强盗、杀人放火的事,什么危险都有,都是因为有中国人——而不是因为有租界。他眼中的中国人,完全和美国电影中的一样。“你必须用美国的精神作事,必须用美国人的眼光看事呀!”他谈到高兴的时候——还算好,他能因为谈讲美国而偶尔地笑一笑——老这样嘱咐我。什么是美国精神呢?他不能简单地告诉我。他得慢慢地讲述事实,例如家中必须有澡盆,出门必坐汽车,到处有电影园,男人都有女朋友,冬天屋里的温度在七十以上,女人们好看,客厅必有地毯……我把这些事都串在一处,还是不大明白美国精神。

老梅回来了,我觉得有点失望:我很希望能一气明白了毛博士,可是老梅一回来,我不能天天见他了。这也不能怨老梅。本来吗,咬他的侄子的狗并不是疯的,他还能不回来吗?

把功课教到哪里交待明白了,我约老梅去吃饭。就手儿请上毛博士。我要看看到底他是不能享受“中国”式的交际呢,还是他舍不得钱。

他不去。可是善意地辞谢:“我们年青的人应当省点钱,何必出去吃饭呢,我们将来必须有个小家庭,象美国那样的。钢丝床、澡盆、电炉,”说到这儿,他似乎看出一个理想的小乐园:一对儿现代的亚当夏娃在电灯下低语。“沙发,两人读着《结婚的爱》,那是真正的快乐,真哪!现在得省着点……”

我没等他说完,扯着他就走。对于不肯花钱,是他有他的计划与目的,假如他的话是可信的;好了,我看看他享受一顿可口的饭不享受。

到了饭馆,我才明白了,他真不能享受!他不点菜,他不懂中国菜。“美国也有很多中国饭铺,真哪。可是,中国菜到底是不卫生的。上海好,吃西餐是方便的。约上女朋友吃吃西餐,倒那个!”

我真有心告诉他,把他的姓改为“毛尔”或“毛利司”,岂不很那个?可是没好意思。我和老梅要了菜。

菜来了,毛博士吃得确不带劲。他的洼脸上好象要滴下水来,时时的向着桌上发楞。老梅又开玩笑了:“要是有两三个女朋友,博士?”

博士忽然地醒过来:“一男一女;人多了是不行的。真哪。

在自己的小家庭里,两个人炖一只鸡吃吃,真惬意!”“也永远不请客?”老梅是能板着脸装傻的。

“美国人不象中国人这样乱交朋友,中国人太好交朋友了,太不懂爱惜时间,不行的!”毛博士指着脸子教训老梅。

我和老梅都没挂气;这位博士确是真诚,他真不喜欢中国人的一切——除了地毯。他生在中国,最大的牺牲,可是没法儿改善。他只能厌恶中国人,而想用全力组织个美国式的小家庭,给生命与中国增点光。自然,我不能相信美国精神就象是他所形容的那样,但是他所看见的那些,他都虔诚地信奉,澡盆和沙发是他的神。我也想到,设若他在美国就象他在中国这样,大概他也是没看见什么。可是他的确看见了美国的电影园,的确看见了中国人不干净,那就没法办了。

因此,我更对他注意了。我决不会治好他的苦闷,也不想分这份神了。我要看清楚他到底是怎回事。

虽然不给老梅代课了,可还不断找他去,因此也常常看到毛博士。有时候老梅不在,我便到毛博士屋里坐坐。

博士的屋里没有多少东西。一张小床,旁边放着一大一小两个铁箱。一张小桌,铺着雪白的桌布,摆着点文具,都是美国货。两把椅子,一张为坐人,一张永远坐着架打字机。另有一张摇椅,放着个为卖给洋人的团龙绣枕。他没事儿便在这张椅上摇,大概是想把光阴摇得无可奈何了,也许能快一点使他达到那个目的。窗台上放着几本洋书。墙上有一面哈佛的班旗,几张在美国照的像片。屋里最带中国味的东西便是毛博士自己,虽然他也许不愿这么承认。

到他屋里去过不是一次了,始终没看见他摆过一盆鲜花,或是贴上一张风景画或照片。有时候他在校园里偷折一朵小花,那只为插在他的洋服上。这个人的理想完全是在创造一个人为的,美国式的,暖洁的小家庭。我可以想到,设若这个理想的小家庭有朝一日实现了,他必定放着窗帘,就是外面的天色变成紫的,或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他也没那么大工夫去看一眼。大概除了他自己与他那点美国精神,宇宙一切并不存在。

在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个。我们的谈话限于金钱、洋服、女人、结婚、美国电影。有时候我提到政治,社会的情形、文艺,和其他的我偶尔想起或哄动一时的事,他都不接碴儿。不过,设若这些事与美国有关系,他还肯敷衍几句,可是他另有个说法。比如谈到美国政治,他便告诉我一件事实:美国某议员结婚的时候,新夫妇怎样的坐着汽车到某礼拜堂,有多少巡警去维持秩序,因为教堂外观者如山如海!对别的事也是如此,他心目中的政治、美术、和无论什么,都是结婚与中产阶级文化的光华方面的附属物。至于中国,中国还有政治、艺术、社会问题等等?他最恨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不好,当然其他的一切也不好。对中国电影最不满意的地方便是男女不搂紧了热吻。

几年的哈佛生活,使他得到那点美国精神,这我明白。我不明白的是:难道他不是生在中国?他的家庭不是中国的?他没在中国——在上美国以前——至少活了二十来岁?为什么这样不明白不关心中国呢?

我试探多少次了,他的家中情形如何,求学与作事的经验……哼!他的嘴比石头子儿还结实!这就奇怪了,他永远赶着别人来闲扯,可是他又不肯说自己的事!

和他交往快一年了,我似乎看出点来:这位博士并不象我所想的那么简单。即使他是简单,他的简单必是另一种。他必是有一种什么宗教性的戒律,使他简单而又深密。

他既不放松了嘴,我只好从新估定他的外表了。每逢我问到他个人的事,我留神看他的脸。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可是他的脸并没完全闲着。他一定不是个坏人,他的脸出卖了他自己。他的深密没能完全胜过他的简单,可是他必须要深密。或者这就是毛博士之所以为毛博士了;要不然,还有什么活头呢。人必须有点什么抓得住自己的东西。有的人把这点东西永远放在嘴边上,有的人把它永远埋在心里头。办法不同,立意是一个样的。毛博士想把自己拴在自己的心上。他的美国精神与理想的小家庭是挂在嘴边上的,可是在这后面,必是在这“后面”才有真的他。

他的脸,在我试问他的时候,好象特别的洼了。从那最洼的地方发出一点黑晦,慢慢地布满了全脸,象片雾影。他的眼,本来就低深不易看到,此时便更往深处去了,仿佛要完全藏起去。他那些彼此永远挤着的牙轻轻咬那么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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