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 第373部分

正如我在五个月以前，站在毛主席纪念堂前所预想的那样，是在“秋高气爽的一天，跟

着长长的肃穆静默的人流，缓缓地向前移动……”但是我的心潮却不像预想的那样奔腾澎

湃。我的心潮，像是一股涓涓的细流，汇入了奔涌的长江大河，在流过重重叠叠的青山的时

候，也有时回旋，有时飞溅，但是它今天已经流到了入海的地方，它惊喜地望到了自己浩瀚

无边的归宿，它感到的是异样的宁静，异样的喜悦，它恬静无声地让自己这一股细细的流

水，缓缓地溶入这无边的“伟大”之中……

我走进了北大厅，在一百一十盏明亮的葵花灯映照之下，我抬头瞻仰了白石雕成的高大

的毛主席的坐像：他的面容是那样的慈祥、安适；他的深沉睿智的目光，正朝向光明遥远的

未来。他的座后，衬托着一大幅色彩明快雅淡的绒绣，那是我们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

神圣领土。毛泽东同志曾经高举革命的火炬，与他的老战友们一起，率领着中国千千万万的

革命人民，胜利地踏遍了一座座祖国的青山……

从北大厅向南走，经过两扇光洁厚重的楠木大门，进到了瞻仰大厅，我顿时觉到有一阵

清香和暖气，迎面扑来！多么幸福呵，海南岛五指山上的楠木！你们在山风海涛之中，茁长

成荫的时候，可曾想到你们会接受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命令，来担负守护我们中国人民的导

师毛泽东同志的遗体的重任？如今，你们紧紧地、长城般地相对排列起来，日日夜夜守护在

这里，直到千秋万代。

这时，在毛主席的水晶棺旁边，在我的眼前，忽然涌现出敬爱的周总理的伟大形象。他

和往常一样，左臂垂直，右臂微微地弯曲，他的胸前佩带着上面有“为人民服务”的纪念

章。他以恭谨热爱的目光，低头看着毛主席的红润如生的睡容，他又抬起头来，用我们极其

熟悉的严肃而柔和的声音说：“同志们，细细地瞻仰，轻轻地走吧，毛主席为我们劳瘁了一

生，现在他放心地睡着了，不要惊醒他吧！”

这一瞬时的幻象，使我忽然觉得毛主席真正是睡着了，周总理也永远没有离开他的身

旁！哪里有毛主席，哪里就有周总理在他身旁。这时，我不但想到了周总理，我还想到了许

许多多的革命老前辈。毛主席曾说过：“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

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

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我们有在不同革命

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要有这个信心。”

亲爱的同志，假如我是一股喜悦的无声的流入大海的细流，毛主席的这些话，的确使我

迸出了一朵欢乐旋舞的浪花！

不是吗？打倒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之后，毛主席教育过、领导过的成百万在不同革

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现在不都在精神振奋、信心百倍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

旗帜，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

贡献，而努力奋斗吗？

我走出了瞻仰厅，在刻着万年青的白石栏杆边站了一会。

我的头上，是多么灿烂的阳光呵！我的面前，代表我国三十个省市的三十面红旗，迎风

招展。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由清新的空气，我觉得浑身是劲，我觉得我年轻

了五十岁！

写到这里，我接到了你催稿的长途电话，你到底是真正的年轻人，比我的干劲大多了！

假如这封信也能算是一篇散文的话，就拿它塞责吧！

匆匆，祝你健康、进步！冰心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浙江文艺》１９７８年第１期，后收入《晚晴集》。）

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流毒不可低估我今天走进人民日报社，感慨万分。我们坐在这

儿，控诉和批判“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我不由得想起这些年来受到“四人

帮”残酷迫害的老同志、老朋友，想起老舍、郭小川、侯金镜、马可、孙维世这些同志。他

们已经不在人世，不能同我们一起揭发、批判“四人帮”搞“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罪行了。

十多年来，“四人帮”举着这面黑旗，对革命文艺工作者实行残酷的镇压，在文艺界实行野

蛮的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只许他们的毒草泛滥，不许无产阶级的香花开放；只许他们的

谬论横行，不许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反击。“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窒息

了社会主义文艺，搞乱了不少人的思想，对于它的流毒和影响，我们决不能小看，决不可低

估。

“文艺黑线专政”论不只毒害了一些文艺工作者，而且毒害了为数不少的干部和群众，

特别是毒害了许多青年人以至少年儿童。一九七四年，叛徒江青的黑手伸进了儿歌园地，她

又是讲话，又是“批示”，又是指令某些人带头“创作”儿歌，又是在报纸上以显著地位发

表小学生的儿歌。江青的“热心”为了什么？原来她是要利用儿歌反党，要毒害我们的下一

代！我有一个外孙，有一天跑回来告诉我，他写了一首儿歌。我拿来一看，上面写的是什么

“红小兵，批××”，什么“奇谈怪论是肃清”。我问他儿歌批的是谁？他说不清楚；问他

“奇谈怪论”是什么？他说不知道。“四人帮”用笔杆子杀人，连天真烂漫的孩子都不放

过，他们的心肠有多狠！不仅如此，“四人帮”说假话、说空话、说绝话，在文风上也造成

了极大的危害。最近我看到一首诗，开头是“繁星闪烁，明月高悬”，结尾是“红霞满天，

碧空万里”。既然是“明月高悬”，哪里会有“繁星闪烁”呢？又是“红霞满天”，又是

“碧空万里”，叫人信哪一个呢？“四人帮”口口声声说要“砸烂文艺黑线”，一再标榜自

己是什么“文艺革命的旗手”，他们要把我们的文艺引到什么路上去，不是很清楚了吗！

多年来，“四人帮”用“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把刀子，要把社会主义文艺砍成一片“空

白”；用“文艺黑线专政”论这块石头，压得广大文艺工作者喘不过气来。党中央一举粉碎

“四人帮”，我们文艺工作者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现在深入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又砸

开了“四人帮”强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我要拿出革命加拼命的劲头，加倍地努力，刻

苦地工作，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４日。）致巴金

老巴：

信收到了。《上海文艺》照收无误！第二期还收到两份，真是感谢之至。你不要再去追

他们了，一般我的东西，别人不会拿走的，除了一些奇异的物品，如外国图画之类。

兹有事奉恳，我的《关于女人》，是由“开明书局”出版，现在我没有这本书，你处如

有，请给我一本。我现在比较忙，年关快到了，债主盈门。我想你也有同感。文藻问你好。

冰心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从八宝山归来

一九七七年九月一日的下午，我去参加了杜仁懿老师的追悼会。从八宝山归来，我感到

这一次从八宝山归来，心情很异样——西射的太阳照在我背上，感到暖烘烘的，从车窗外掠

过的初秋景物中，我似乎闻到了春天的气息！

这几年来，我到八宝山参加追悼会的次数，渐渐频繁了。

虽然每次在归来的路上，心情都不相同，有时悲愤，有时悲痛，但我总是由默然而转成

消沉，从未有过像这次这样的兴奋的感觉！

我和杜仁懿老师，曾在中国民主促进会的联络委员会里一同工作过一个时期。在我们的

接触之中，我十分钦佩她对联络工作的认真负责的态度。我还记得大概在一九六三年，我们

曾在北海公园的庆霄楼，给她开过任教四十年的纪念会。

“文化大革命”后的十几年中，我们没有通过消息，杜老师的音容，在我脑中渐渐地模

糊了。当杜老师治丧小组给我送来通知的时候，我似乎感到突然。

我进到了追悼会的礼堂，看到了杜老师的遗像，十几年前杜老师的谦虚和蔼的声音笑

貌，又涌现到了我的眼前，我渐渐地感到难过……当那位致悼词的工人厂长——杜老师在小

学任教时的学生——读着他的那篇充满诚挚热烈感情的悼词，因为心情激动而声音含咽的时

候，我忽然忆起了我自己的许多老师，和我自己的许多学生，眼泪涌上了我的眼角。

我低头跟着捧着骨灰匣的杜老师的家属，和大家一同走出礼堂。在转过身来的一刹那，

我觉得有一团团的红光，在我眼前照耀！我抬起头来，原来在礼堂里左排前面，整整齐齐地

站立着几排穿着白衫蓝裤，胸前带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这一团团强烈的红光，就是从他们胸

前照射出来的。我如雨的感激兴奋的眼泪，含忍不住地滚了下来！

感谢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解放了成千上万的教育工作者，也解放了

成万上亿的青少年。我们这些人能和这些胸前闪着红光的青少年，一同来参加杜老师的追悼

会，就是在“四人帮”粉碎了以后才能办到的事！

五天以后，也就是在九月六日的《北京日报》上，我又看到了一篇悼念杜老师的文章，

上面详细地叙述了杜老师的几十年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优异成绩。文章说：她经常激

动地对人们说，“每当听到人们叫我‘杜老师’的时候，我总感到高兴，感到骄傲，我爱这

个光荣的称号。”“我们的工人、农民、解放军、科学家、工程师……哪个不是从小学开始

受教育的？我们就像为高楼大厦安放基石。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国家和人民把这一

任务交给我们，是对我们无限的信任。”文章最后还提到杜老师在重病时期，听了党的十一

大召开的喜讯时，精神无比振奋，强忍着病痛的折磨，连声说道：“好！好！我很高

兴……”“从此教师大有作为了，教育大有希望了。”从这短短的几句话里，我仿佛听到了

杜老师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在教育园地里“万花纷谢”，教学讲台上“万马齐喑”的

情况下，“痛感教师没有作为”，“教育没有希望”的血泪控诉！但是就在这时期内，我们

民主促进会就没有开过联络委员会，我没有机会见到杜老师，不能听到杜老师的更具体更痛

切的感受，我是多么遗憾呵！

我正在凝思，一位年轻的教师，敲门进来了。她是我的一个“小朋友”，一个十分严肃

而又十分活泼的青年。她常到我这里来借书、看书，也常和我纵谈她工作的情况。近几年

来，她忽然沉默了，每次都是匆匆地看了书就走。这一天，我看见她来了，就拉她坐在我身

边，把《北京日报》上的这篇文章，递给她看，也对她讲了我的感想。她静静地听我讲完，

紧紧地拉住我的手，说：“您现在听不到杜仁懿老师的话了，但是您还可以听听我们几十万

个教师的话呵！当然我和杜老师的感受，还有不同的地方。她是从旧社会的黑暗深渊中解放

出来的，在新社会，她听到人们尊她为‘人民教师’，她感到光荣和骄傲。我们这一代呢？

就说我自己吧，解放那一年，我才五岁。在小学时代，人们把我们当做‘祖国的花朵’，在

中学时代，人们把我们看做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没想到当我们走上了光荣的‘人民教师’

的岗位，立誓‘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像杜老师那样，为培养革命接班人而付出全部心血的

时候，从‘四人帮’的黑手里，一顶顶比磨盘还重的帽子，向着我们压来！什么‘蛀虫’、

什么‘苍蝇’、什么‘修正主义苗子’；他们说，我们是在辛辛苦苦地‘挖社会主义的墙

角’，是在精心培养‘修正主义的精神贵族’。最后呢，他们说‘打修正主义的靶子，子弹

要穿过教师的身体’！……”说到这里，她声音颤抖了，她掏出手绢来，却来擦我腮边的眼

泪，轻轻地扶着我的肩膀说：“对不起，我太气愤了，未免说得激动一些。那时我们学校里

虽然也有少数受到‘四人帮’教唆怂恿的学生，认为‘反教师就是反潮流’，处处和我们为

难、捣乱，但是我们并没有灰心丧志！因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