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 第390部分

庆政治环境、气候，同样黑暗阴沉的下午到黑夜的一件偶然遇到的事，而一切的黑暗阴沉只

为了烘托那一盏小小的“朦胧的桔红的光”，怎样冲破了阴沉和黑暗，使我感到“眼前有无

限光明”。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四五年的春节前夕，是我写这篇短文十二年前的事了，所以我又用

“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现在我们‘大

家’都‘好’了！”来收尾，说明这小姑娘的乐观和信念，在十二年之后，早已得到了证

实。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晨给小朋友介绍几本儿童读物在小朋友们庆祝“六一”国际儿童

节之际，我愿以满腔的热情给他们介绍几本很好的儿童读物，作为节日的献礼。

林彪和“四人帮”打倒了的一、两年内，我看到小朋友们不但学习得很积极，阅读课外

读物的兴趣也浓厚了起来。他们常在图书室和大人的书架旁边，或是书店的橱窗外徘徊巡

视，不能决定要借哪一本或是买哪一本书。看到他们热情而急切的眼光，我感到为了建设四

个现代化的祖国，为了提高建设者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有替他们选择和介绍儿童读物的必

要和责任。

现在我的手边就有几本我所爱读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儿童读物：如《宝葫芦的

秘密》，讲一个名叫王葆的，总想不劳而获的小朋友，得到了一个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的宝

葫芦。结果呢，他得到的不是幸福和快乐，而是无聊和苦恼。作者张天翼同志是位有名的老

作家，他把这故事讲得十分引人入胜，文字既生动又幽默。还有徐光耀同志写的《小兵张

嘎》，讲的是解放前一个热爱八路军的孩子张嘎，怀着为他的被鬼子杀害的老祖母和一位八

路军叔叔报仇的决心，找到了游击队，在游击队的教育和战火的锻炼下，他实现了他的愿

望。以上这两个故事都已经编成了电影，小朋友们可能都已经看到，而且有了很深的印象

了。

此外还有两本名作家写的书，一本是胡奇同志的《五彩路》，写的是西藏的三个小朋友

离开家乡，到一条解放军修的五彩放光的大路上，去寻找幸福；一本是贺宜同志的《咆哮的

石油河》，写的是著名大庆铁人王进喜青少年时期的故事，这两本书都是能激发儿童爱国的

情感，鼓舞儿童斗争的勇气的。

在这里，我要着重地介绍以下的三本书。第一本是叶君健同志写的《小仆人》。这是一

本反映外国少年儿童生活的短篇小说集，前三篇讲的是殖民地儿童在殖民者压迫下的惨痛屈

辱的情境，和他们为夺取自由而斗争的故事；后三篇是讲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和他们之

间的友谊。看了这些，会帮助小朋友们对于世界各国家、各地区的历史地理和社会制度有个

了解和认识，对于促进第三世界各国儿童之间的同情和支持，也是有很大好处的。第二本是

孙幼军同志写的《小布头奇遇记》，是讲一个小布娃娃“小布头”，因为浪费粮食，受到他

的朋友苹苹的责备，他就逃了出去，到了农村人民公社，中间经历了许多艰险，同时也懂得

了爱惜粮食的道理，最后又回到了苹苹的身边。这本故事文字很浅显也很有趣。第三本是顾

骏翘同志写的《丰丰在明天》，这是一本新作家写的新书，是给要走上四个现代化长征道路

的小朋友看的。书中的主人翁丰丰对于“明天”的事情非常向往，非常入迷，但他对于“今

天”的事都认为是太麻烦太伤脑筋；他把美好的希望都寄托在明天，但也把今天必须做的事

情推到明天。有一天，他居然到了“明天”的世界，遇到了许许多多希奇古怪的事，他都应

付不了，这时他才懂得应该怎样去迎接明天。

这是一本很懂得儿童心理的书，里面关于科学方面的描写，也都是有科学根据的，可以

增长孩子们的科学知识。

现在，全国各地出版的儿童读物和刊物，已经很多了，小朋友们看到的书刊，可能比我

还多，这里，我只举出我认为很好的几种。至于怎样才能从阅读中得到益处，比如说这些故

事给我们以怎样的感动和教训，以及怎样看出作者对于故事情节的结构和文词的选择和洗

炼，都必须由读者自己去细细地琢磨体会。我愿小朋友们珍惜课余时间，不放过一本好书！

一九七九年四月七日清晨从“五四”到“四五”

五四运动到今年整整的六十年了。今天，坐下来回忆这六十年的光阴，真像一闪的电光

一样，迅疾地划过去了。但是这道电光后的一声惊雷，却把我“震”上了写作的道路！

我从小就爱读文学的书，但这种爱好是我的海天相接、寂寞无伴的环境造成的。我和一

般的孩子一样，由喜欢听故事，而开始自己找故事书看。那时给儿童准备的读物很少，我在

大人的书架所能够翻到的，也不过是《聊斋》，《三国》，《水浒》，《红楼梦》和一些传

奇之类，以后也只是《林译说部》等外国小说的译本，以及《饮冰室文集》和《天讨》等，

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少年，在我们那种家庭里，所能看到的书。

六七岁以后，我就到家塾去附学。我说“附学”，因为家塾里的学生，都是比我大好几

岁的堂哥哥和表哥哥们，作为一个附学生，我不过是去凑一凑热闹。老师附带着给我讲一点

书，用的课本是商务印书馆国文教科书，做的是短小的句子。十一岁以前，曾读完一部《论

语》，半部《孟子》，和《左传》、《古文观止》中的几段短篇。但是我的注意力却放在老

师对哥哥们的讲书方面，他们写长文章，学做诗，我在旁边滋滋有味地听着，觉得比自己的

功课有意思得多。至于我自己读起唐诗、宋词来，那已是十二岁以后的事情了。

我的这些经历，和我那个时代有书可读的孩子差不多少，我做梦也想不到我会以写作为

业。“职业”这两个字，这是很早就想到的，我的父亲和母亲都认为女孩子长大了也应该就

业，尤其是我的母亲。她常常痛心地对我讲：在她十八岁的时候，在她哥哥结婚的前夕，家

里的长辈们在布置新房，我母亲在旁边高兴地插上一句，说是小桌上是不是可以放一瓶花？

她的一位堂伯母就看着她说，“这里用不着女孩子插嘴，女孩子的手指头，又当不了门

闩！”这句话给她的刺激很大。

女孩子的手指头，为什么就当不了门闩呢？所以她常常提醒我，“现在你有机会和男孩

子一样地上学，你就一定要争气，将来要出去工作，有了经济独立的能力，你的手指头就和

男孩子一样，能当门闩使了！”那时知识女子就业的道路很窄，除了当教师，就是当医生，

我是从入了正式的学校起，就选定了医生这个职业，主要的原因是我的母亲体弱多病，我和

医生接触得较多，医生来了，我在庭前阶下迎接，进屋来我就递茶倒水，伺候他洗手，仔细

地看他诊脉，看他开方。后来请到了西医，我就更感兴趣了，他用的体温表、听诊器、血压

计，我虽然不敢去碰，但还是向熟悉的医生，请教这些器械的构造和用途。我觉得这些器械

是很科学的，而我的母亲偏偏对于听胸听背等诊病方法，很不习惯，那时的女医生又极少，

我就决定长大了要学医，好为我母亲看病。父亲很赞成我的意见，说：“古人说，‘不为良

相，必为良医’，东亚病夫的中国，是需要良医的，你就学医吧！”

因此，我在学校里，对于理科的功课，特别用功，如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

生物以至于天文、地质，我都争取学好考好，那几年我是埋头苦读，对于其他一切，几乎是

不闻不问。

五四运动时期，我是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的一年生，在学生自治会里当个文书。运

动起来后，我们的学生自治会也加入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我也成了联合会宣传股之一员，

跟着当代表的大姐姐们去大会旁听，写宣传文章等等。从写宣传文章，发表宣传文章开始，

这奔腾澎湃的划时代的中国青年爱国运动，文化革新运动，这个强烈的时代思潮，把我卷出

了狭小的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门槛，使我由模糊而慢慢地看出了在我周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

中国社会里的种种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几乎处处都有问题。这里面有血，有泪，有

凌辱和呻吟，有压迫和呼喊……静夜听来，连凄清悠远的“赛梨的萝卜咧”的叫卖声，以及

敲震心弦的算命的锣声，都会引起我的许多感喟。

这时，我抱着满腔的热情，白天上街宣传，募捐，开会，夜里就笔不停挥地写“问题小

说”。但是我所写的社会问题，还不是我所从未接触过的工人农民中的问题，而是我自己周

围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比如《斯人独憔悴》就写的是被顽固的父亲所禁锢，而不能参加学生

运动的青年的苦恼；《秋雨秋风愁煞人》写的是一个有志于服务社会的女青年，中学一毕

业，就被迫和一个富家子弟结了婚，过了“少奶奶”的生活，从而断送了她的一生；《庄鸿

的姐姐》，写的是一个女孩子，因为当公务员的家长，每月只能从“穷困”的政府那里拿到

半薪，又因为这个家庭重男轻女，她就被迫停学，抑郁致死。在这些小说里，给予他们的就

只是灰色的阴暗的结局，问题中的主人翁，个个是消沉了下去，憔悴了下去，抑郁了下去。

我没有给他们以一线光明的希望！理由是：我不是身当其境的人，就还不会去焦思苦想出死

中求生的办法，而在我自己还没有找到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工农大众，而坚决和他们结

合之前，这一线光明我是指不出来的！

那时，我还没有体会到这一些，我只想把我所看到听到的种种问题，用小说的形式写了

出来。这时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来的刊物，北京和各省的，像雨后春笋一般，几乎看不过

来，我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还彼此传阅。看了这些刊物上大、中学生写的东西，我

觉得反正大家都在试笔，我为什么不把我的试作，拿出去发表呢。但我终究是大学里的小学

生，思想和文字方面都不成熟，我不敢用自己的名字，就用了“冰心”这个笔名，而在《晨

报副刊》上登出来的时候，在“冰心”之下，却多了“女士”二字！据说是编辑先生添上

的，我打电话去问时，却木已成舟，无可挽回了。

我写得滑了手，就一直写下去，写作占用了我的大部时间，我的理科的功课就落后了一

大截。因为白天出去作宣传，实验室的实验功课又欠了不少，那是无法补上的。在我左顾右

盼之顷，在我周围的人们劝说之下，一九二一年，在理预科毕业之后，我就改入了文本科，

还跳了一班。

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写《繁星》和《春水》。关于这两本小集子，我在一九五九年写

的一篇《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文章里，已经提到了，大意是：我写《繁星》

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平时写在笔

记本上的三言两语——这些“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送到《晨报》的《新文

艺》栏内去发表。我之所以不称它们为诗，因为我总觉得诗是应该有格律的，音乐性是应该

比较强的。三言两语就成一首诗，未免太单薄太草率了。在我重翻这两本集子时，觉得里面

还是有几首有韵的，诗意也不算缺乏，主要的缺点——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正如周扬同

志所说的，“新诗也有很大的缺点，最根本的缺点就是没有和劳动群众很好的结合。”也就

是说当时的我，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时代，却只注意到描写身边琐事，个人

的经历与感受，既没有表现劳动群众的情感思想，也没有用劳动人民所喜爱熟悉的语言形

式，等等。

我重新摘抄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说从“五四”时期，我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以后，直到

一九五一年从日本回国以前，我无论是写小说，写诗，写散文，都因为我那时没有也不可能

和工农大众相结合，生活圈子狭小，创作的泉源很快就干涸了，这也是我在“五四”后的作

品，日益稀少的原因。

但是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生活的圈子无论多么狭小，也总会受到周围气流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