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 第396部分

一九五八年前后，我出国的任务比较多，就觉得我应该给广大的孩子们写些国外的见

闻，来增加他们的知识和对于外国的了解。因此，《再寄小读者》的内容，大都是反映与各

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以及外国的山川人物，其中也有反映我们祖国社会新风貌，和我自己的新

感受。

《三寄小读者》是写于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为儿童写作的意义，也愈来愈明确了。

“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不能写，也不敢写，更没有兴趣写。现在不同了，在拨乱反正、人

心思治的形势下，我们九亿人民正在向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挺进，而我国今日的两亿儿童，正

是二○○○年的生力军和主人翁。

这些孩子是刚从“四人帮”一手造成的黑暗、邪恶、愚昧的监牢里释放出来，来接触清

新的、耀眼生花的民主与科学的光明、善美、聪慧的空气和阳光！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来珍

惜和培育这些蓓蕾，一面扫清余毒，一面加强滋养，这无比艰巨的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在我

们这一代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上，这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伟大事

业。我们必须抓住这千钧一发的时机，勇敢而愉快地担负起这无比光荣的责任。我的能力和

岁月都很有限，但是瞻望将来，我觉得我必须为创作儿童文学献上我的全部力量！

搞儿童文学要不怕别人讥笑、议论。有人把儿童文学当作“小儿科”、“下脚料”来对

待，这是不对的。其实，“小儿科”在医院里是最难的一科，因为病人不会对你说他的感

觉。

因此儿童文学也是最难写的。有些作家把儿童文学当作敲门砖，写成功了一些，就跳到

大人文学那儿去。我是替这些人惋惜！我一直觉得给孩子们写东西很快乐。有些中年、青年

人对我说：“我小时候就看过你写的东西。”有的人还对我背诵我写的文章中的一些词句。

我听后总感到很高兴。因为我虽然没有写好，而他们并没有把我没有写好的东西忘掉！

为儿童创作，就要和孩子们交往，要热爱他们、尊重他们，同他们平起平坐。你要是不

喜欢孩子，而勉强去写，你就不会写出能使孩子们感动的东西来。儿童文学工作者的担子真

是不轻呵！

有人开玩笑地问我：“您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有一颗童心？”有人还称我是“母爱

专家”。就此，我还联想到有人把“童心”、“母爱”、“人性”当作儿童文学的禁区。什

么叫“童心”，什么叫“母爱”、“人性”，我也说不清。但我认为，搞儿童文学的人必须

要有一颗热爱儿童的心，慈母的心，要有人的感情，要写出人的性格。这根本不应该是禁

区。“母爱”，写你自己的母亲对你的爱。当然可以写，现在写这样文章的人不多了，很可

惜。我们不要回避“母爱”，不过不要像我以前那样拿它当作人生哲学。我过去错误地认为

天下的母亲都会爱天下的孩子，其实不然，爱是有阶级性的。有一次，我曾看见过爱自己孩

子的母亲，毒打一个小丫环，我才明白了，爱是有阶级性的。

要描写孩子，必须要了解孩子，接近孩子，尊重孩子。小孩子的特点，既有共同的，也

有个别的。即使同一个父母所生，也不一定有同样的个性。比如在家庭里，爷爷奶奶爱最大

的孩子，而父母则爱最小的。中间的往往很乖，要是不乖，就不容易适应环境。所以说，要

了解儿童心理，你一定要接触儿童，熟悉儿童，要尊重他们，了解他们的自尊心，把他们当

作一个人来对待，而不是玩具，也不要随便和孩子们开无意义的玩笑。只有这样，他们才愿

意接近你，做你的朋友，向你交心，向你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的同志叫我谈谈如何提炼主题，组织情节，我随便地谈一谈。解放以来，我写作中碰

到的最费劲的一篇文章就是《我站在毛主席纪念堂前》，我改了七八次稿，我和毛主席没有

个人接触，连握手也没有过，只有在会议厅里见过他，听过他的讲话。《毛泽东选集》我都

读了，他对于中国人民所作的丰功伟绩，太大太多了。我不知从何写起！于是我只好从远距

离来看，想想毛主席哪句话最感人。我深深感到，在中国，只有毛主席第一次把人民当作

人。我给外国朋友题词，常常引用毛主席这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

动力。”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被粉碎时，全国并没有乱，因为有广大人民作党中央的

坚强后盾！这证明了毛主席对于人民的评价，是一条千古不灭的真理。

谈到想克服短篇小说一般化问题，我认为还是必须深入生活。只有深入了生活，从生活

中寻找你所描写的人物和主题。一句话，一切从生活出发，就不会一般化。同样两个孩子，

由于家庭环境、条件不同，由于作家性格不一样，所写的作品也不会一样。为什么出现一般

化，一句话：还是没有生活。

创作儿童文学作品，还要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儿童最富于幻想，所

以我们写东西要写出儿童心中美好的幻想来。只有这样，儿童们才喜欢看。做到这点也并不

难，关键还是要接触儿童，理解儿童，热爱儿童。我不会做报告，以上都是回答大家提出的

几个问题。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指正。

初版。）

谈谈《蚂蚁铺路》和《给鸡打针》看了几十篇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少年作文比赛的文章，

觉得每篇都有它的好处，若是每篇都介绍一下呢，精力和时间都不允许我那样做。现在只能

挑出我看过之后印象较深的一两篇，来谈谈我的读后感，这两篇就是北京四中初一王强同学

写的《蚂蚁铺路》，和昌平县大面SB屯小学五年级吴英剑同学写的《给鸡打针》。

这两篇文章都不太长，而它们的题材很新颖，思路很流畅，结构很谨严，写情写境也很

真实，使人极感兴趣地一口气地读了下去。

《蚂蚁铺路》是从一群小朋友在月光下看见蚂蚁爬树而注意到蚂蚁的活动引起的。小朋

友们对于昆虫的活动，尤其是集体的活动，最感兴趣。我自己小的时候，看蚂蚁搬家或打

仗，就会在地上蹲一两个钟头，而引出种种感想。这篇文章里是讲小朋友们看见蚂蚁成群结

队地爬树，有人就想法堵住它们的去路，于是用胶水在树腰涂了一圈，蚂蚁在上面的下不

来，在下面的也上不去，就乱做一团。一只比较小的蚂蚁闯了上去就粘上了，而拼命地挣扎

着，亏得有小妹妹小梅把它捏起放在地上……其他的蚂蚁却有秩序地都往回走。第二天早晨

小朋友们看到昨晚树上涂过胶水的地方，却有一条沙子铺成的路。原来在下面的蚂蚁运来了

沙子，铺成了使伙伴们能够脱出困境重返家园的一条路！作者被它们百折不挠团结一致的战

斗精神感动了，他“忽然觉得树干上这条窄窄的沙子铺成的小路，好像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

发光”。下面他又联想到“……美好的共产主义的建成需要铺路人，在前进的道路上，并不

是平坦的”，也会遇到许多险阻，“但是，只要我们有蚂蚁铺路的精神，一定能够铺出一条

通往共产主义的金光大道。”通篇一口呵成，紧紧抓住蚂蚁铺路这段事情，全神贯注地写下

去，从一件很小的事，得到很大的教育，我认为这是很好的写法！

《给鸡打针》里的这个“我”，是很关心集体的，他听见前院鸡舍里嘈杂的声音，就赶

忙去察看。当兽医和饲养员招呼他帮忙逮鸡来打针的时候，他也欣然接受了，但鸡舍里的臭

气使他感到恶心，而逮起鸡来，也更不是一件容易事。这一段描写得很好、很真实，“当我

接近鸡群下手要逮时，鸡群‘轰’地一下子炸了营，乱飞乱撞。鸡毛、尘土全被卷了起

来……鸡屎、尘土弄了我一脸，呛得我喘不过气来。飞起的母鸡在我头上乱碰乱撞，有一只

母鸡竟在我头上落了下来，蹬了几下，又飞走了，在这纷乱的情况下，我也不知如何是好

了。”这一段在昏暗狭小鸡舍里逮鸡的困难情景写得十分逼真。下面还写他突然一滑，坐在

地上，裤子上和双手上都沾满了鸡屎，“我的脸上流淌着汗水，用手擦擦汗水，汗水和鸡屎

混在一起，更加腥臭难闻。”这对于一个没有当过饲养员又爱干净的孩子，的确是一种考

验，但是他听了饲养员的一席话，想到这群鸡是生产队的集体财产，如果不给鸡打预防针，

染上了病，就是很大的损失时，他就不管这些了，他终于把几百只鸡都送到兽医的手里，完

成了给鸡打针的任务。最后他写“当我走出鸡舍时，满天的星斗显得格外明亮，它们不住地

眨着眼睛，好像在对我微笑，又像在跟我说什么，我心情愉快地朝家走去。”我认为这个结

尾也写得恰到好处。

我常常得到小朋友们的来信，问我作好文章的方法，我一直认为只有写真实的事物和感

情的文章，才能引起读者的同情和共鸣，也只有写真情实境的文章，才能活泼生动；因此作

文既不能模仿抄袭，也不可矫揉造作，把真情实境自自然然地叙述下去，又能以小见大，像

以上的这两篇作文那样，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日漫谈“学贯中西”

在今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的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

大会上，茅盾同志对受奖的作家们——绝大多数是青年人——讲话中，曾鼓励他们要学鲁迅

和郭沫若那样，“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他说：“我们现在要反映四个现代化，不懂些科

学知识，恐怕是不行的。因此，我们向鲁迅、郭沫若学习，也就要像他们那样，掌握多一些

科学知识。”因为他是对那些“我们文学事业将来的接班人”讲话，所以他特别提到了“科

学知识”，下面他又强调，如毛主席所说的，“我们决不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

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等等，也提到“我们还没有把该翻译的外国名著都翻译过

来。”这些话很引起了我的深思。

也就是在去年，我和几位对外友协的同志，同英国出版界代表团座谈，谈到早年我国翻

译出版的工作时，曾提到我对于西方文化的初步了解，都是从当时看到外籍的译文开始的。

那时我只有十岁左右吧，在我祖父的书架上，看到林纾（琴南）老先生译的法国名作家仲马

写的《茶花女遗事》，以后我自己又去寻来了他翻译的英国名作家狄更斯写的《块肉余生

述》和其他。在我父亲的书桌上，我看到了严复（幼陵）老先生译的英国名作家斯宾塞写的

《群学肄言》，和穆勒写的《群己权界论》等等。严老先生译的都是社会科学的书籍，那时

我当然看不懂，大了以后也没有再去翻它，但是我的研究社会科学的朋友们对那几本书还是

评价很高。至于林译小说，我就看得多了，我是很喜欢他的文笔的。林老先生自己不懂外

文，他可翻译英法名著，都是别人口述，他来笔译的，但是我觉得他的译笔很“传神”，到

我自己能够阅读原著的时候，例如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就感到林老先生能够把原著中

十分鲜明生动的人物栩栩如生地描写了出来，那就是得力于他对于中国的语文有很深的修养

和造诣！

严老先生的译文，也几乎等于意译，他在译文之后，都加以注释。因为我不是研究社会

科学的，我也没有去看原著。

两位老先生使用的都是文言文，现在的青年人看了，不一定看得懂，而且这些西方社会

科学的名著，现在差不多都有了今译，不必都去翻阅了。我所要讲的，就是在六七十年以

前，当中国人民感到国家危急的时候，像毛主席所说的“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

理”，严老先生是到英国学习海军军事科学的，他却自己研读了哲学和社会科学。林老先生

为了介绍西方的文学和文化，他不懂外文，只得请人口述，而自己执笔。这两位老先生，在

当时，都起了启蒙和沟通中西文化的作用。

以后，我们这些年青人，对于这两位老先生的晚节，也不无“微词”。严老先生在晚年

成了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六君子之一。林老先生在“五四”时代，曾致书北大校长蔡元培先

生，大骂过白话文。但也正如茅盾同志讲话中谈到某些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