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位他的同乡K女士。当时K女士正是十六岁。脸上带有一种纯洁的处女的娇美，并且因为她穿的是女子医学专门学校的黑色制服，所以质夫一见，便联想到文艺复兴时代的圣画上去，质夫自从那一天见她之后，便同中了催眠术的人一般，到夜半风雪凛冽的时候，每一个人喝醉了酒，走上她的学校的附近去探望。后来他知道她不住在那学校的寄宿舍里，便天天跑上她住的地方附近去守候。那时候质夫寄住在上野不忍池边的他的朋友家里。从质夫寓处走上她住的地方，坐郊外电车，足足要三十几分钟。质夫不怨辛苦，不怕风霜雨雪，只管天天的跑上她住的地方去徘徊顾望。事不凑巧，质夫守候了两个多月，终没有遇着她一次；并且又因为恶性感冒流行的缘故，有一天晚上他从那地方回来，路上冒了些风寒，竟病了一个多月。后未因为学校的考试和种种另外的关系，质夫就把她忘记了。质夫病倒在病院里的时候，他的这一段癞虾蟆想吃天鹅肉的故事，竟传遍了东京的留学生界。从那时候起直到现在，质夫从没有见过她一面。前二月质夫在中国的时候，听说她在故乡湖畔遇见了一个歹人，淘了许多气。到如今有二个多月了，质夫并不知道她在中国呢或在东京。
质夫远远的站着，用了批评的态度在那里看那些将离和送别的人。听见发车的铃响了，质夫就慢慢的走上他同学的车窗边上去。在送行的人丛里，他不意中竟看见了一位带金丝平光眼镜的中国女子。质夫看了一眼，便想起刚才他同学w对他说的话来。
“原来就是她么？长得多了。大得多了。面色也好像黑了些。穿在那里的白色中国服也还漂亮，但是那文艺复兴式的处女美却不见了。”
这样的静静儿的想了一遍，质夫听见他的朋友从车窗里伸出头来向他话别：
“质夫，你也早一点回中国去吧，我一到北京就写信来给你。”
火车开后，质夫认识的那些送行的人，男男女女，还在那里对了车上的他的同学挥帽子手帕，质夫一个人却早慢慢的走了。
东中野质夫的小屋里又是几天无聊的夏日过去了。那天午后他接到了一封北京来的他同学的信，说：
“你的位置已经为你说定了，此信一到，马上就请你回到北京来。”
质夫看了一遍，心里只是淡淡的。想写回信，却是难以措辞。以目下的心境而论，他却不想回中国去，但又不能孤负他同学的好意。质夫拿了一枝纸烟吸了几口，对了桌上的镜子看了一忽，就想去洗澡去。洗了澡回来，喝了一杯啤酒，他就在书斋的席上睡着了。
又过了几天，质夫呆呆的在书斋里睡了一日。吃完了晚饭出去散步回来，已经九点钟了。他把抽斗抽开来想拿催眠药服了就寝，却又看见了几日前到的他同学的信。他直到今朝，还没有写回信给他同学。搁下了催眠药，他就把信笺拿出来想作口信。把信笺包一打开来，半个月前头他写的一张小说不像小说，信不像信的东西还在那里。他从第一句“我近来的心理状态，正不晓得怎么才写得出来。……”看起，静静的看了一遍，看到了末句的“……啊啊年轻的维特呀，我佩服你的勇敢，我佩服你的有果断的柔心。”他的嘴角上却露了一痕冷笑。静静的想了一想，他又不愿意写信了。把催眠药服下，灭去了电灯，他就躺上他的褥上去就睡，不多一忽，微微的鼾声，便从这灰黑的书室里传了出来。书斋的外面，便是东中野的旷野，一幅夏夜的野景横在星光微明的天盖下，大约秋风也快吹到这岛国里来了。
一九—二年七月改作
（原载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据《达夫短篇小说集》上册）
小说 血泪
一
在异乡飘泊了十年，差不多我的性格都变了。或是暑假里，或是有病的时候，我虽则也常回中国来小住，但是复杂，黑暗的中国社会，我的简单的脑子怎么也不能了解。
有一年的秋天，暑气刚退，澄清的天空里时有薄的白云浮着，钱塘江上两岸的绿树林中的蝉声，在晴朗的日中，正一大一天减退下去的时候，我又害了病回到了故乡。那时候正有种种什么运动在流行着，新闻杂志上，每天议论得昏天黑地。我一回到家里，就有许多年轻的学生来问我的意见，他们好像也把我当作了新人物看了，我看了他们那一种热心的态度，胸中却是喜欢得很，但是一听到他们问我的言语，我就不得不呆了。他们问说：“你是主张什么主义的？”
我听了开头的这一句话就觉得不能作答，所以当时只吸了一口纸烟，把青烟吐了出来，用嘴指着那一圈一圈的青烟，含笑回答说：
“这就是我的主义。”
他们听了笑了一阵，又问说：
“共产主义你以为如何？”
我又觉得不能作答，便在三炮台罐里拿厂一枝香烟请那问者吸；他点上了火，又向我追问起前问的答复来。我又笑着说：
“我已经回答你了．你还不理解么？”
“说什么话！我问你之后你还没有开过口。”
我就指着他手里的香烟说：
“这是谁给你的？”
“是你的。”
“这岂不是共产主义么？”
他和大家又笑了起来。我和他们讲讲闲话，看看他们的又嫩又白的面貌，——因为他们都是高等小学生——觉得非常痛快，所以老留他们和我共饭。但是他们的面上好像都有些不满足的样子，因为我不能把那时候在日本的杂志上流行的主义介绍给他们听。
有一天晚上，南风吹来，有些微凉，但是因为还是七月的中旬，所以夜饭吃完后，不能马上就去上床，我和祖母母亲坐在天井里看青天里的秋星和那淡淡的天河。我的母亲幽幽的责备我说：
“你在外国住了这样长久，究竟在那里学些什么？你看我们东邻的李志雄，他比你小五岁，他又不上外国去，只在杭州中学校里住了两年，就晓得许多现在有名的人的什么主义，时常来对我们讲的。今年夏天，他不是因能讲那些主义的缘故，被人家请去了么？昨天他的父亲还对我说，说他一个月要赚五十多块钱哩。”
我听了这一段话，也觉得心里难过得很。因为我只能向干枯的母亲要钱去花，那些有光彩的事情，却一点也做不出来，譬如一种主义的主张，和新闻杂志上的言论之类我从来还没有做过，所以我的同乡，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我的同学，没有一个人记着我，如今非常信用我的母亲，也疑惑我起来了。我眼看着了暗蓝的天色，尽在那里想我再赴日本的日期和路径，母亲好像疑我在伤心了，便又非常柔和的说：
“达！你要吃蛋糕么？我今天托店里做了半笼。还没对你说呢！”
我那时候实在是什么也吃不下，但是我若拒绝了，母亲必要哀怜我，并且要痛责她自己埋怨我太厉害了，所以我就对她说：
“我要吃的。”
她去拿蛋糕的时候，我还呆呆的在看那秋空，我看见一个星飞了。
二
第二年的秋天，我又回到北京长兄家里去住了三个月。那时候，我有一个同乡在大学里念书。有一天一次我在S公寓的同乡那里遇着了二位我同乡的同学，他们问了我的姓名，就各人送了我一个名片：一位姓陈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美少年，他的名片的姓名上刻着基而特社会主义者，消费合作团副团长，大学雄辩会干事，经济科学生的四行小字；一位姓胡的是江西人，大约有三十岁内外的光景，面色黝黑，身体粗大得很，他的名片上只刻有人道主义者，大学文科学生的两个衔头。
他们开口就问我说：
“足下是什么主义？”
我因为看见他们好像是很有主张的样子，所以不敢回答，只笑了一笑说：
“我还在念书，没有研究过各种主义的得失，所以现在不能说是赞成哪一种主义反对哪一种主义的。”
江西的胡君就认真的对我说：
“那怎么使得呢！你应该知道现在中国的读书人，若没有什么主义，便是最可羞的事情，我们的同学，差不多都是有主义的。你若不以我为潜越，我就替你介绍一个主义吧。现在有一种世界主义出来了。这一种主义到中国未久，你若奉了它，将来必有好处。”
那美少年的陈君却笑着责备姓胡的说：
“主义要自家选择的，大凡我们选一种主义的时候，总要把我们的环境和将来的利益仔细研究一下才行。考察不周到的时候，有时你以为这种主义一定会流行的，才去用它。后来局面一变，你反不得不吃那主义的亏。所以到了那时候，那主义若是你自家选的呢，就同哑了吃黄连一样，自打自的嘴巴罢了，若是人家劝你选的呢，那你就不得不大抱怨于那劝你选的人。所以代人选择主义是很危险的。”
我听了陈君的话，心里感佩得很，以为像那样年轻的人，竟能讲出这样老成的话来。我呆了一会，心里又觉得喜欢，又觉的悲哀。喜欢的就是目下中国也有这样有学问有见识的青年了；一边我想到自家的身上，就不得不感着一种绝大的悲哀：
“我在外国图书馆里同坐牢似的坐了六七年，到如今究竟有一点什么学问？”
我正呆呆的坐在那里看陈君的又红又白的面庞，门口忽又进来了一位驼背的青年。他的面色青得同菜叶一样，又瘦又矮的他的身材，使人看不出他的年龄来。青黄的脸上架着一双铁边的近视眼镜。大约是他的一种怪习惯，看人的时候，每不正视，不是斜了眼睛看时，便把他的眼光跳出在那又细又黑的眼镜圈外来偷看。我被他那么看了一眼，胸中觉得一跳，因为他那眼镜圈外的眼光好像在说：
“你这位青年是没有主义的么？那真可怜呀！”
我的同乡替我们介绍之后，他又对我斜视了一眼，才从他那青灰布的长衫里摸了一张名片出来。我接过来一看，上边写着“人生艺术主唱者江涛，浙江”的几个字，我见了浙江两字，就感觉着一种亲热的乡情，便问他说：
“江先生也是在大学文科里念书的么？”
他又斜视了我一眼，放着他那同猫叫似的喉音说：
“是的是的，我们中国的新文学太不行了。我今天《晨报》上的一篇论文你看见了么？现在我们非要讲为人生的艺术不可。了要和劳动者贫民表同情不可。他们西洋人在提倡第四阶级的文学，我们若不提倡第五第六阶级的文学，怎么能赶得他们上呢？况且现在中国的青年都在要求有血有泪的文学，我们若不提倡人生的艺术，怕一般青年就要骂我们了。”
江君讲到这里，胡君光着两眼，带了怒，放大了他那洪钟似的声音叱着说：
“江涛，你那人生艺术，本来是隶属于我的人道主义的。为人生的艺术是人道主义流露在艺术方面的一端。你讲话的时候绝不提起你的主义的父祖，专在那些小问题上立论，我是非常反对的，并且你那名片上也不应该只刻人生艺术那几个字，因为人生艺术，还没有成一种主义，你知道么？你在名片上无论如何，非要刻人道主义者不可，你立刻去改正了吧！”
胡君江君争论了两个钟头，还没有解决，我看看太阳已经下山了，再迟留一刻，怕在路上要中了秋寒，所以就一个人走了。我走到门口的时刻，听见屋里争执的声音更高了起来，本来是胆子很小，并且又非常爱和平的我，一边在灰土根深的日暮的街上走回家来，一边却在心里祈祷着说：
“可敬可爱的诸位主义的斗将呀，愿你们能保持和平，尊重人格，不至相打起来。”
三
我回到哥哥家里，看见哥哥在上房厅上与侄儿虎子和侄女定子玩耍。一把洋灯的柔和的光线，正与这中产家庭的空气相合，溶溶密密的照在哥哥和侄儿侄女的欢笑的面上。我因怕把他们欢乐的小世界打破，便走近坐在灯下按钢琴的嫂嫂身边去。嫂嫂见了我，就停住了手，问我说：
“你下半天上什么地方去了？”
“上S公寓去了一回。”
“你们何以谈了这么久？”
“因为有两个大学生在争论主义的范围，所以我一时就走不脱身了。”
嫂嫂叫厨子摆上饭来的时候，我还是呆呆的在那里想：
“我何以会笨到这步田地。读了十多年的死书，我却一个彻底的主义都还没有寻着。罢了罢了，像我这样的人，大约总不合于中国的社会的。”
这一年九月里，我因为在荒废的圆明园里看了一宵月亮，露宿了一晚，便冒了寒，害了一场大病，我病愈了，将返日本的时候，看见《晨报》上有一段记事说：
“今秋放洋的官费留学生中，当以XX大学学生胡君陈君为最优良。胡君提倡人道主义，他的事业言论，早为我们所钦佩，这一次中了T校长的选，将他保荐官费留学美国，将来成就，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