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我这边回到盖尔芒特府，正碰上我们家的膳食总管在同盖尔芒特家的膳食总管谈话，一个是重审派，一个是反重审派，谈话内容和刚才布洛克同德·诺布瓦先生的谈话相同，但从形式上看，两个膳食总管的谈话简单干脆、阴阳怪气、毫不容情：实际上成了一场争吵。的确，在法兰西祖国联盟和人权联盟的上层知识分子中针锋相对的真理和谎言已广泛传播到下层人民中间了。雷纳克先生施展策略，利用了那些和他从没有见过面的人的感情。德雷福斯案在他的理智面前不过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定理，他确实以一种希奇古怪、闻所未闻的合乎理性的政治纸牌戏（有人说是针对法国的）“论证”了这个定理。他用两年时间，终于使克雷孟梭①内阁代替了比约②内阁，彻底改变了舆论，把比卡尔救出监牢，并且徒劳无益地让他当上了陆军部长。也许这个操纵群众的唯理主义者自己也受到他祖先的操纵。既然包容最多真理的哲学体系归根结底是由一种感情强加给这个体系的创始人的，那么怎能假设，在象德雷福斯案那样简单的政治事件中，这种感情不会在推理人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把握推理人的理智呢？布洛克自以为是按照逻辑选择重审派的，然而他明明知道他的鼻子、肤色和头发却是犹太人种强加给他的。理智可能更自由一些；但它却服从于某些并不是由它自己规定的法则。两位膳食总管之间的争论情况比较特殊。重审派和反重审派自上而下把法国分成两部分，这两股波涛发出的声音虽然微弱，但寥寥可数的回声却很真诚。在一次大家避而不谈这一案件的谈话中，当我们听到有人小心翼翼地报告一个通常是不真实的，但却受人欢迎的政治消息时，我们可以从报告人预言的目标推断出他的倾向。于是在某些问题上就有了冲突，一边是遮遮掩掩的传教热忱，另一边是道貌岸然的愤慨。我进屋时听到正在争论不休的两个膳食总管当然是例外。我们家的那位说德雷福斯有罪，盖尔芒特家的说他无罪。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隐瞒各自的信仰，而是别有用心，赌红了眼。我们家的那位对案子能不能重审心中没有把握，他想先发制人，这样倘若重审派失败，盖尔芒特家的膳食总管也就不敢为正义事业的失败而幸灾乐祸了。而盖尔芒特家的心想，假如政府拒绝重审，我们家的膳食总管会因为看到一个无辜者仍被囚禁在魔鬼岛上而增加烦恼。门房看着他们争吵。我似乎觉得这次在盖尔芒特府的佣人中出现的分裂不是由他挑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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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克雷孟梭（1841—1929），法国政治家。第二帝国时属左翼共和派，后为激进派领袖。1906年和1920年间曾两度任内阁总理。
②比约（1828—1907），法国将军和政治家，1882年到1883年和1898年曾两次任陆军部长。
我上楼回到家里，发现外祖母病得更厉害了。一些日子以来，她常叫身体不舒服，但不知道得了什么病。我们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意识到我们的生命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而是和我们的躯体——一个不同界的存在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万丈深渊把我们同躯体隔开，它不认识我们，我们也无法让它理解我们。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强盗，不管是什么样的强盗，即使不能让他们同情我们，至少，也可以用利益打动他们。可是要躯体怜悯我们，这就如同对牛弹琴，徒费口舌。对躯体而言，我们的话不会比水声更有意义，而我们却要和它一起生活，不免惶恐不安。我外祖母常常觉察不到身体有什么不适，因为她的注意力全放在我们身上。当她觉得很难受的时候，为了治好病，她总想弄清楚得的是什么病，但却枉费心思。如果说她身体表现出来的种种病症，在她的思想上仍然是模糊不清，难以理解的话，那么这些病症对于和它们属于同一界的创造物①来说却是清清楚楚，很好理解。人的思想要弄清楚躯体对它说了什么，最后总要求助于这些创造物，正如要知道一个外国人回答什么，必须找他的一个同胞来当翻译一样。它们能和我们的躯体交谈，告诉我们躯体在大发雷霆，还是即将息怒。我们把戈达尔大夫请来给我外祖母看病。他一听到我们说外祖母病了，脸上就露出莫测高深的微笑，问我们：“病了？不至于是外交病②吧？”这使我们又气又恼。为了解除病人的焦躁不安，他叫她试用以牛奶为主的食谱。外祖母每餐都吃牛奶做的浓汤，可是并不见效，因为她在汤里面放了许多盐。那时候，大家还不知道盐对人体有害处（维达③还没有研究出来）。医学是医生一个接一个犯下的互相矛盾的错误之综合；你把最好的医生请来看病，你有幸求助于一个真理，可是几年后，这个真理很可能被认为是谬误。因此，要不是不相信医学比相信医学更荒唐（因为从错误的积累中逐渐产生了一些真理），否则的话，相信医学很可能是天下最大的荒唐了。戈达尔吩咐我们给外祖母试体温。有人拿来了体温表。体温表的玻璃管几乎是空的，看不见水银，勉强能看见银色的蝾螈卧在它的小槽里。它仿佛死了。我们把玻璃管塞进外祖母的口腔（玻璃管在外祖母的嘴里不用呆很久），不一会儿，小巫婆就给她算好了命。我们发现小巫婆停在塔楼的半中央，静止不动，准确地向我们显示出我们要她显示的，我外祖母反复捉摸也没有得到的数字：38度3。我们第一次感到了不安。我们使劲地甩动体温表，想把这个决定命运的符号甩掉，仿佛这样甩，不仅能使体温表指示的温度下降，而且也能使外祖母的体温下降似的。唉！失去理智的小巫婆显然不愿意满足我们的愿望，因为第二天，体温表刚插进外祖母的嘴里，女预言家纵身一跳就跳到同一个度数上，毫不留情地停下来，用她闪闪发光的魔棍给我们指出了同一个数字：38度3，坚定的信念和能凭直觉感到我们感不到的事实使她变成了一个美人。对我们的愿望和期望，我们的要求，她都充耳不闻，毫不退让，好象这是她最后的警告和威胁似的。为了使女巫婆改变反应，我们求助于另一个和体温表属于同一界的，但比体温表更有威力，不仅能询问，而且能指挥身体的创造物：退烧药。这种退烧药和阿斯匹林同属一类，但尚没有应用于临床。我们没有把体温表降到37度5以下。希望它不要再往上升。我们让外祖母服了退烧药，然后又把体温表放到她嘴里。那位警觉的女巫婆这次一动也不动，宛若铁面无情的卫兵，当有人把通过关系搞到的上级机关的通行证拿给她看时，她认为通行证符合规定，便答道：“好，我没意见，既然如此，那就过去吧。”可她却闷闷不乐，没精打采，仿佛在说：“这对你有什么好处？既然你认识奎宁，他可以命令我不动。一次，十次，二十次。可是，他会厌烦的，我了解它，走着瞧吧。好日子长不了，到那时你就会病得更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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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创造物此处指下面要说的体温表和药物之类物体。
②假托有病作为不履行职责或不在公开场合露面的借口。
③维达（1862—1929），法国医生。他的许多医学研究，尤其是伤寒研究，对医学和生物研究的发展很有影响。他根据血中含有尿素率诊断肾炎的方法被称作维达氏法则。
于是，我外祖母感觉到在她的躯体内有一个比她更了解人体的生灵，和灭绝的树种是同代人，是地球的第一个占领者，比有思想的人类出现还要早。她感到这个古老的盟友在摸她的脑袋、心脏和胳膊，甚至有点儿叫人难以忍受；它熟门熟路，把一切组织得井井有条，以应付一场即将揭幕的十分古老的战斗。不多久，皮东①被打死，寒热被威力无比的化学元素战胜，我外祖母也许很想穿过地球的各个界，越过所有的动植物，向这个化学元素鸣谢。她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为她刚才相隔那么多世纪，同一个先于植物而存在的元素进行了一场对话。再说体温表，它就象一个暂时被更古老的天神所打败的命运女神，手持银色纺锤停止了纺线。唉！不幸的是，人类还驯服了其他一些低级创造物，用来追捕自己无力追捕的神秘猎物，可是，这些创造物冷酷无情地给我们带来了微量的蛋白，但每天都有一定的量，使蛋白也似乎同我们感觉不到的某个持续状态有关系。贝戈特从前曾向我推荐过迪·布尔邦大夫，说他不会使我感到乏味的，他会想出一些治疗方案，尽管看上去荒诞不经，但同我奇特的智慧很相适应；我这个人生来认真，从来只让我的智慧服从我自己的本性，因此我听了贝戈特的建议感到很生气。但是，人的思想是不断变化的，它可以冲破我们本性开始设置的防线，从现成的丰富的智慧宝库中吸收养料。当我们听到有人在议论一个我们素不相识的人时，我们常常会把这个陌生人想象成才华横溢的人，与此相仿，现在我对迪·布尔邦大夫产生了无限的信任，仿佛他比别人更敏锐，更能洞察真理。当然，更确切地说，我知道他是一个神经病专家，钱戈大夫②临终前曾对他预言，说他将成为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的最高权威。“啊！我不知道，这完全可能。”弗朗索瓦丝也在场，她第一次听到迪·布尔邦和钱戈的名字，但这丝毫不妨碍她说：“这完全可能。”在这种场合说“这完全可能”，“也许”，“我不知道”，实在叫人啼笑皆非。我真想回击她：“既然您对别人说的事一无所知，当然您也就不会知道了；既然不知道，又何来可能与不可能呢？无论如何，您现在绝对不能说您不知道钱戈对迪·希尔邦说过那番话了。既然我们对您说了，您也就知道了；既然这是肯定的，您那个‘也许’、‘这完全可能’在这里也就用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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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皮东是希腊神话中的蛇，被阿波罗打死在帕尔那索斯山脚下。
②钱戈（1825—1893），法国医生，对癔病和催眠颇有研究，为神经病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钱戈病”已成为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病的代名词。
尽管迪·布尔邦主要擅长脑科和神经科，但因为我知道他是名医，是一个才智出众、富有创造性的医生中的佼佼者，所以我仍然恳求母亲请他来给外祖母看病。虽然我们担心另请医生会使外祖母受惊，但我们不愿放弃一线希望，说不定布尔邦大夫能诊断出病因，治好外祖母的病呢。我母亲下决心请迪·布尔邦大夫来是因为我外祖母不知不觉中受了戈达尔大夫的鼓励，足不出户，几乎卧床不起了。外祖母用德·塞维尼夫人①关于德·拉法耶特夫人②的书简来反驳我们：“有人说她足不出户是因为疯了。我对这些急于作出判断的人说：‘德·拉法耶特夫人没有疯’。不过，我也就说这些。只是在她死后，大家才看到她不出门是对的。”但她这是枉费口舌，请来看病的迪·布尔邦大夫即使没有说德·塞维尼夫人不对（我们没有给他讲这件事），至少认为我外祖母不应该不出门。他没有给她诊听，而是用奇妙的目光凝视她；在这目光中，可能蕴含着一种对病人深入探究的幻觉，也可能想使病人产生这种被探究的幻觉，这是一种貌似自发而实际却不是无意识的幻觉；或者是为了不让病人看出他在想别的事情，或者是想对她施加影响——他谈论起贝戈特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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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塞维尼夫人（1626—1696），法国女作家。出身贵族，接近路易十四宫廷。所写《书简集》反映当时宫廷和上层贵族的生活，为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散文代表作。
②拉法耶特夫人（1634—1693），法国女作家。创作接近古典主义，以心理描写见长。主要作品有小说《克莱芙公主》，还写有《1688—1689年法国宫廷回忆录》，叙述路易十四时代的宫廷习俗。
“啊！我相信，夫人，他的确令人钦佩；您喜欢他太有道理了！不过，您最喜欢他哪一本书？啊！真的，我的上帝，这也许是最好的一本了。无论如何，这是他的小说中最精采的一部。克莱尔非常迷人；您认为哪个男性人物最能博得人好感？”
我起初以为他让她谈文学是因为医生的职业使他有些厌倦，或者是想显示自己思想开阔，也可能是为了帮助病人恢复自信，向她证明他对她的病很乐观，想为她排忧解愁，从而产生更理想的治疗效果。但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作为杰出的精神病医生，对人的大脑深有研究，他问这些问题是想了解我外祖母的记忆有没有受到损害。他问了问她的生活情况，目光阴郁而呆滞，好象是迫不得已才问的。突然，他仿佛发现了真实，似乎决定不惜一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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