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要讲“仁”，“人而不仁，如礼何！”
但是，如果你不在这种模子底下烙守“非礼勿言”．如果你想打破传统秩序，如果你敢藐视老年人的独占系统，你就是一个不识时务的家伙了！用上面这种观点来解释中国思想、解释儒家学说，则易如庖丁解牛、则一针见血。
好景不长的是，正在我们“日入而息”的时候，另一种经济形态出现了，那就是洋鬼子的富裕经济。按说这两种经济碰了头，最好的办法是我们“贫而无谄”，人家“富而好施”。可是这样下去，我们就永远是个落后国家。
不想做落后国家的唯一办法是改变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跨进工业社会。
但是工业社会是动的、扩展的、进取的、不知足的、不靠祖宗的、不依赖白胡子老头的。在工业社会里面，一切传统的价值体系，不论是好是坏，全都是生了锈的发条，全都不能配合新的齿轮发挥作用。
我们要跨进工业社会，要光明磊落的跨进，不是“犹抱琵琶”的跨进。旧琵琶除了能遮丑，别无用处。
我们要奏工业社会的迎春曲，不能依赖农业社会的旧琵巴。
可是一一些老先生却不这样想，他们死爱面子，总是不肯“琵琶别抱”，他们忸忸怩怩的，欲说还休，于是钱穆又出场了，钱穆唱道：
中国文化一向建基植根在农业上，因此只有在农业社会里，才可有办法……不是农业社会，我们的文化力量就难运使，则我们所理想的世界主义，便永难达到。
唱到这里，实在唱得极佳，可是再唱下去，就走板了：
中国应该走进一步，走上工业之路。除了农业外，还要加强工业，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应可再进一步达到它原先理想的境界……要兴工业，便要新科学……只要科学加进来，一切自会变，但问题在如何不推翻固有的传统而能变。（以上皆《国史新论》页一三七）
这又是两全其美派的好梦了！钱穆苦口婆心，其目的无非是“变”而又变得“不推翻固有传统”，想“学到了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而不把自己传统文化以安足为终极理想的农业文化精神所丧或戕伐了”。可惜的是，他根本没有想通这两种东西是互不相容的。
据我看来，钱穆对他这些恋恋不舍的话头自己也不深信的，因为他明明知道“文化之完整性”，把农业社会的味精硬往工业社会的大菜里炒，其不能可口也，明矣！所以钱穆说：
如同砌七巧板，板片并不多，但一片移动，片片都得移，否则搭不成样子。（《中国文化史导论》页五）
既然这样，我就要奉劝钱先生，不要再想把农业社会的板片朝工业社会上搭了，“搭不成样子”的！
可是很多老年人硬是这样子，明明搭不成，却偏想搭。他们以媒婆的心肠，做救世的事业，例如他们总爱说：“在孝的一方面，的确是今不如古了！”我也同意他们的看法。可是原因何在？原因就在我们正从农业社会往下脱，脱出了家族本位、脱出了五世同堂，钻进了工业社会、钻进了小家庭。在这种经济形态下，谁也不能为了“防老”就一窝一窝的“养儿”，谁也没工夫守那“寝苫枕块”的三年之丧，“今不如古”是必然的。但是，这又有什么法子？这种“日下”的世风绝不是提倡固有孝道就挡得住的。如果我们要走向工业化，这是一颗必须要吞的苦药九，当然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可是除了拿哭丧棒装孝子外，我们今天究竟能找到多少二十四孝中的人物？
第四个原因是“不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不肯彻底接受西洋现代文化的人，他们派生出来的理由五花八门，不过都不太时髦。最时髦的一种理由是——中国“国情”不同，中国有“空间时间的特殊性”（十教授语），其实这种“特殊性”的论调，早在民国十六年就被常乃德发挥尽致了。他说。
一切文化是含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的，今日中国之新文化，在地域上是“中国”，在时间上是“今日”。因为是在中国，所以绝非西洋，绝不能完全承受西洋文化；因为是在今日，所以绝非旧时代，绝不能完全承受旧中国的文化。在今日的中国，我们的问题不是怎样采取而是怎样创造，我们依据时代和地域的背景而创造中国的新文化。
（《中国民族与中国新文化之创造》，《东方杂志》二十四卷二十四号）
既然决定创造新文化，于是聪明人的高见又来了，他们想出一个好办法，这个办法可叫做“王二娘法。”王二娘去衡阳街办货，充分发挥了自由采买的精神，好东西就买，坏东西就不买；回到家里，收拾房间，好东西就保留，坏东西就往外一丢。王二娘的精神正是十教授等人的精神：
存其所当有，去其所当去。
取长舍短，择善而从。
总之，在取舍方面，要有一个“标准”。谈到“标准”，张君励的劲儿就来了，他捻着胡子，兴高采烈的提议道：
应将西洋文化在物质上精神上应采取者，一一列举出来；中国文化上应保存者，亦一一列举出来。（《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东方杂志》十九卷三号）
这种开清单的法子看来实在诱人！可惜他们只会做裁缝，不曾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他们的通病在对文化本是“完全的整体（integralwhole）”上面没有真正的理解，他们总想择肥而噬、总想任意剪裁、总想只要好的不要坏的、总想“接受科学知识和工艺技术”，而不“动摇他们基本的价值系统（基本观念）”
（这是徐道邻《转变中的文化观念》一文中参考三种洋书而求到的结论）。
不客气的说，他们对西洋文化，统统打着一个“买椟还珠”
的算盘，他们不知道这种好梦是根本做不成的。在文化移植上，要椟就得要珠，不愿要珠也休想要椟，椟中没珠也不成其为椟，要要就得全要，不要也得全要，因为全世界的“时间空间”有“特殊性”了，在南宋时，我们老大帝国可以行“铜不下海”的禁令，可以跟洋鬼子老死不相往来；到了清初，闭关政策就吃力多了；到了现在，除了死心塌地的买椟买珠外，别无他法了，人家长进的民族是不允许我们“还君明珠双泪垂”的！
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这个美人是任性的、不可塑的，她根本不理你这一套农村文化的“忠告”，她即使有“缺点”，即使想在人老珠黄时有所改正，也绝不会用你这一套发了霉的东西。可是有些死命追她的人却不要脸，他们硬说这美人当前就要改正“缺点”，而改正之道，则非东方文明不为功，他们说：
“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这是民国五年伦父的“初版”。（《东方杂志》十三卷十号）
“中国自古相传之精神传统……均为现代西方所迫切需要。”一一这是民国五十年顾诩群的“再版”。（香港《人生》二六八期）
这些妄自尊大的厚颜、不明事理的拼合、荒乎其唐的搭配、冒冒失失的输将，“正足以”证明他们实在“迫切需要”一点凉水来浇浇。
我的“凉水”很简单，我只劝他们少做“舍身救美”的大梦，少献“野人之芹”丢人，还是回过头来了解一下文化移植的本质一一Civiiizationissyphilization。我们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葱、番茄、钟表、眼镜、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不知害臊的）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
也许西化的结果会带来不可避免的“流弊”，可是我们总该认清我们的“大目标”是什么，为了怕肚痛，难道就不养孩子吗？为了怕噎着，难道就不吃饭吗？我们的“大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在这个“大目标”下，我们该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决绝与胸襟。“大目标”是安慰我们补偿我们最好的代价。在这个百年大计中如果真有“损失”，也是值得一干的。
今天最可恶的，莫过于保守者背后的“历史主义”（historism），他们不相信西方玩意是批发的，但却相信有些“人”
有资格来选购，所谓“统治文化”云者，此之谓也！但白说吧，亿万中国人中，谁也没有资格来订这个取舍“标准”，任何聪明才智之士都不配“制礼作乐”来“规范”这个聪明才智的民族，死去的黄帝周公固然不配，今天的内政部也不配，唯一配做的只是我们小百姓在西方文明猛扑下的自动吸收。而在这自动吸收的过程中，我们固有文化中的“无价之宝”和“国粹”是绝不会“沦亡”的。小姐们的旗袍不就是一个例子吗？这是中西合壁最成功的表演：三围的注重、衣料的纺织、开权的上移直到“苏茜黄的世界”，哪一点不代表F。S。C。Northrop所希冀的TheMeetingofEastandWest？哪一点不象征“国粹”的“发扬光大”？我们固有文化中如果真有真金，它一定不怕火炼的，何况还有那么多的惰性和老不死来卫护它呢？我们青年人大可不必担心“没有了中国”、大可不必怕充分的现代化。我们尽量学，“惰性”、“老不死”和“国粹”早就在背后打了七折八扣了，所以我们很容易流于“仅得其中”的结果，所以我们更有“取法乎上”的必要，以“充分”为目标的必要。
西方的真东西新东西还没登上咱们的门来呢，咱们就先怕了；只是过去那点老掉牙的西方文化的皮毛，咱们就招架不住了，就想先吸收人家的长处，保存固有的精华了，就想来一次大折衷了，来一次超越前进的大创造了。西方文化的长处若这样容易就被我们吸收，被我们取巧，被我们“迎头赶上”、“后来居上”，被我们套上固有文化的缓绳，那么我们早在五十年前就领导世界一齐来哼“大道之行”了，又何必等今天呢？
魏晋时代大家拒了一阵佛，可是佛教挤进来了；明清时代大家拒了一阵那，可是那教钻进来了。狂澜倒下来，凭直觉。
凭感情，当然要挽，可是挽了三百多年了，我们失败了多少次？
让步了多少次？我们挽的成绩在哪里？最后防线又在哪里？
“夷狄”早就进入中国了。时至今日，连最贩卖“历史精神文化”的人士在内，哪个人不在物质上崇洋媚外？哪个人在精神上真真相信东方的精神文明？封疆大吏们穿了三百六十四天半的西装，只在每年祭孔的时候，穿起长袍马褂来亮亮相，这正代表我们的可怜——和“‘穿’孝”一样，这可叫做“‘穿’固有文化”。对固有文化，大家只想“穿”它，对它并没有很真诚的（inallsincerity）眷恋；固有文化的本身也无法使我们有深深的体感（feel）。大家只是为了情面、为了随和、为了不招忌、为了“学而时习之”的顺口，只好一齐串假戏、一齐重采黄花来做锦囊儿！
如果我们肯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的“平均公民”——用“大量观察”（mass－observation）的法子看看他们：年轻一辈的明星狂和爵士乐，中年一辈的奖券迷和轿车梦，年老一辈的麻将风和强力睾丸片……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经典中的真精神？
旧经典绝不配解决今天的社会问题，提倡经典救世就等于提倡串假戏，提倡把已经多边的自我（many－sidedself）搅得更多边。并且，事实上，鼓吹固有文化的人只是耍笔墨游戏而已，他们的为人作文与日常生活一点也不像安贫守素叔度汪汪的“儒”，他们只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贩子罢了！并且狗肉也只是当作羊肉卖给别人吃，他们自己是不吃的——他们吃“美援”。
我们被经典害了两千年了，“空洞”、“浮夸”是我们民族的特征，也是我们民族的死症。这种特征与死症表现在市井小民身上，是可以饶恕的；表现在好说大话的官儿身上，也是不必见怪的；可是若表现在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就不能不叹气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最大心愿是把固有文化往新世界的头上套，又拿儒家经典往固有文化头上套，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儒家经典本是些空泛的大道理，除了《论语》、《孟子》和《礼记》的一部分外，其他只不过是一些治古史用的獭祭材料。
《论语》只不过是一万一千七百零五个字的空疏东西，而古代宰相竟想用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未免把“治天下”看得大容易了。即使加上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的《孟子》、九万九千零一十个字的《礼记》，一共还不到十五万言。想凭这点两千年前的“精华”来包罗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万象，用来应付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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