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134部分

　　1935年冬，一位北大学生约见胡适，胡适在电话中告其明天上午7点相聚，学生误听为下午。当下午7点去时，门房告胡适已离家，学生正欲转回，胡适回来了。胡适问：“上午在候，为何不来？”学生答：“误听以为下午。”胡适笑道：“我亦疑你误听，故特趋回。”

　　陈存仁与胡适见面，胡再三再四地告诉陈：写文章一定要用白话文，并且要少引用成语，应该“越白越好”。因为各朝各代的文言文都是不同的，汉魏六朝，有汉魏六朝的文言文，唐宋有唐宋的文言文，明清有明清的文言文，清朝的策论，简直全部是堆砌而成，一无价值。到了民初后，严复创立一种新的文言体，梁启超又创了一种新文言体，已经把旧的文言文加以翻新，然而总不及白话文能影响到大众。做文字工作的人最忌写深奥的古文，因为文章写得越古，越是令人看不懂，失掉了写作的意义。这些话对陈存仁的影响很大。胡适还建议他写的字，要“越清楚越好”，这一点陈也经久地遵守他的意见，连开药方也从不写一个草字。

　　胡适乐于助人。他在美国因心脏病住院疗养时，一天突然要起床写信，医生不许他动，他却不顾。因为他在日记中发现自己在病前答应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学生，帮他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去借一本中文善本书（普通人大概借不出来）。

　　【旧儒】

　　蒋介石给胡适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确抓住了胡适人格中最敏感而隐讳的独特性。开白话文革命先河的胡适，虽给外界强烈的全盘西化印象，成为现代理性精神、宽容、温情、好智的代表性人物，但在文化上，他始终是认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责任与角色，乃至于对国家与文化认同的忠诚。

　　胡适说：“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他比较说：“一边是安分，安命，安贫，乐天，不争，人吃亏；一边是不安分，不安贫，不肯吃亏，努力奋斗，继续改善现成的境地。”

　　1925年，胡适著文谈“读书”，指出“精”和“博”是读书两个要素。他将这个看法编成两句口号：“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胡适第一个考证出《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的作者并非曹雪芹。

　　季羡林的《台游随笔·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里，谈到胡适的“书呆子”气：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早把那个“重要会议”忘到爪哇国去了。

　　胡适很推崇王安石，认为“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用‘有为’来替代‘无为’”。王安石的诗，“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是胡适最爱题赠给别人的诗句。

　　胡适对齐白石极端钦佩，曾经与黎锦熙、邓广铭合编一部《齐白石年谱》。

　　胡适是比较老派的文人，讲究读书致仕。因为母亲严厉，胡适少年老成，被戏称为“糜先生”。据说有一次，胡适跟伙伴们掷铜钱玩，一位老农见了非常吃惊，说：“糜先生，你也玩这个呀？”胡适一听，羞愧难当，顿觉失了身分。

　　胡适早年在上海曾有过一段浪荡无羁的生活。在一个雨丝纷纷的傍晚，胡适大醉后在回家的路上与警察争斗起来，当晚被抓进监狱蹲了一夜。第二天，胡适对着镜子打量自己青肿的脸时，想起了李白的名句“天生我才必有用”，开始懊悔了。此后，胡适在朋友的帮助下关起门来发奋读书，终于考取了当年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

　　有一回，胡适路过青岛，遇到梁实秋呼朋聚饮。胡适看到他们豪饮的盛况，赶忙取出镌有“戒”字的金戒指戴在手上，表示免战。

　　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也是新诗运动的先导，他为此作出了可贵的尝试，并将自己的一本诗集命名为《尝试集》。但是他的新诗往往拘泥于旧体诗的格律，尤其是韵脚，大多遵循古代汉语的韵部。比如，《尝试集》的第一首诗《孔丘》：“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至”和“废”在词韵里是通用的，在现代汉语里则完全不押韵。

　　早年《新青年》刊登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都是惊世骇俗之论，其中有几篇文章倡议“只手打倒孔家店”，而且主张“非孝”，认为孝敬父母，罪大恶极。一般人并分不出哪一篇是陈独秀做的，哪一篇是胡适做的。所以很多人初时的印象，胡适之对父母，一定是属于非孝一类的。但是胡适却极为孝顺。他父亲早逝，所以他得到父亲的温情很短，但他六十三岁回到台湾，他不但把父亲的遗作出版和整理，还替父亲立了一个很堂皇的纪念碑。在他写的四十行述中，一再提到母亲对他的慈爱，“八年的家乡教育”，完全是他母亲一手栽培的。

　　胡适的婚姻也由母亲一手安排。他从小与江冬秀订婚。程天放有一篇文章说：“他的立身处世，却完全符合中国的伦理之道。他对母亲非常孝顺，他和夫人江冬秀女士的婚姻完全是家长作主订定的，在结婚以前，两人没有见过面，可是他对夫人终身敬爱，到老不变。总统挽适之先生说：‘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真是非常允当。”胡适还说过“中国人的旧式结婚，是先结婚后恋爱”的名言。

　　胡适膝下有二子，长子胡祖望，得名于胡母冯顺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寓意“思念杜威”，既表达了他对老师杜威的敬重之情，更含着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

　　伯希和所治之汉学如一座大山挡在中国学人的面前，当时的大师们如陈垣、陈寅恪等都有些焦虑。陈垣曾对胡适说：“汉学正统此时在北京呢？还是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

　　抗战期间，胡适任驻美大使，两个儿子先后到美国读书，仅一年学费就得两千多美元。胡适颇感压力，一面写稿赚取稿费，一面四处演讲，“替儿子筹备一点美金”。孔祥熙知道后，立即汇了3000美元给胡适，胡适系数退回。

　　1948年底胡适仓皇离开北平，只带了夫人，没带小儿子胡思杜，有一种说法是临时没有找到人；一种说法是胡思杜不愿意随父母南行，具体原因不明，胡思杜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另有一种说法来自他后来的秘书胡颂平，胡适夫妇上了飞机，人们问为什么只有他们两人，胡适回答：“通知上只写接我，却没有说可带孩子。”书生气的胡适让机上所有名流、学者无不为之动容。

　　【新知】

　　胡适在1916年10月给陈独秀的信中列举了新文学的八条原则：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1917年，当时胡适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石破天惊，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透露，胡适当时写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给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却因此造成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他在横滨渡船的时候看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大为感慨说，看来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他决心回国以后二十年不谈政治，只谈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的灵魂。

　　1917年，留学七年的胡适从美国回到国内，让他吃惊的是，七年内竟没有出版一本哲学方面的中文书籍。最后在上海翻了一整天，才找到一本《中国哲学史》，作者也只不过提出如此见解：“孔子既受天之名”和“与天地合德”。胡氏说：“（过去七年来）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

　　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论及：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充分的现代见识、必须具有充分的现代训练，必须有足以引起多数人信仰的人格，这种资格的养成，在今日的社会，除了学校，别无他途。

　　胡适在奔母丧时写过这样一段话：“‘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

　　胡适在和周作人在关于改造社会与人孰先孰后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地说：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的下手方法在于改良那些造成社会的种种势力——制度、习惯、思想等等，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

　　胡适《说儒》里讲：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们的衣服是殷服，所行殷礼，他们的人生观是亡国遗民的柔逊的人生观，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傅。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提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这是孔子的新儒教，这就是“亡国奴柔顺论”，匈奴人或哥特人亡国不知多少次，性格却未见柔顺，犹太人亡国时间最长也不见柔顺。

　　胡适诸多理论今日仍为有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胆假设，小心地求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等等。

　　【传道】

　　“中国哲学史”是北大的老课，胡适到北大之前由陈汉章讲，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洪范》。胡适到北大后接任此课，一开始授课便新意迭出。当时的学生顾颉刚回忆：“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讲义，开头第一章是‘中国哲学的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顾颉刚听过几次课后，便称赞：“胡先生讲的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

　　北大课堂上一直遵循“来者不拒，去者不留”的传统。当时在北大旁听和“偷听”的学生很多。有一次上胡适先生的他让学生把姓名留下来，说：“你们哪位是偷听生？没关系，能来偷听便是好学之士。听我的课，就是我的学生。我希望你们给我留个名字，是我班上的学生。”

　　胡适先生的演讲式教学在学生中很受欢迎，亦常常因红楼教室人满为患而搬入二院大讲堂。他讲课从不发讲义，自己也没有讲稿。讲课内容也有些特点，如讲中国文学史（宋元明清部分）时，先从文学评论的角度，介绍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讲《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时，给学生们介绍了曹寅写给康熙皇帝的奏折。但学生们最喜欢的还是他的演讲。柳存仁先生在其《记北京大学的教授》文中写到：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讲演之好，不在其讲演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地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以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地抑扬顿挫。并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对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气所以特别能够感动人。

　　北大中文系有一讲师，姓缪名金源，极怪异，因受胡适赏识而留校教大一国文。缪第一节课给学生介绍参考书说：第一，《胡适文存一集》；第二，《胡适文存二集》；第三，《胡适文存三集》；第四，《胡适文存四级》。他虽讲课不错，但如此开列参考书，学生自然不满，于是派代表面见胡适：“缪先生教的不行，思想太落后了，还留在五四时代。”胡适闻言大怒，拍起桌子说：“什么是五四时代？你们懂什么？太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