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172部分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从文之名是当兵时的军法长肖选青为他起的。他刚升任司书时，肖问其姓名，得知叫“岳焕”后，取《论语·泰伯》“焕乎，其有文章！”为沈起名“从文”。

　　沈从文曾在北大旁听，他听得最多的是日文课，因为那时他和朋友丁玲、胡也频都梦想着能去日本留学；另外，他还听过国文课、历史课、哲学课等。有一次，沈假冒正式生坐进考场，居然考及格，还得了3角5分钱奖金。

　　沈从文第一次去燕京大学，其姐夫田真一的同学董景天（董秋斯，解放后曾任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带沈去看电影，刚走进电影院的大门，沈从文便急忙跑到前排，选了一个中意的座位坐下，神情还有几分得意。董很奇怪，他不明白沈为什么抢别人不屑一顾的前排座位。后来才想明白了，原来这是沈第一次看电影，还以为看电影如同看戏，座位越靠前越好。

　　在香山慈幼院期间，沈从文住在一间寺庙改成的宿舍里。陈翔鹤听说后，颇有兴味地骑上毛驴去香山探幽访友，小住了3天。两人在幽谷中、古松下谈古论今，吟诗弄曲，沈从文还操琴宴客，抱着初学的琵琶弹了一曲《梵王宫》。只是现实的吃饭问题太过“粗俗”，每天是冷馒头就咸菜。沈从文晚年在《忆翔鹤》中提及往事，颇为神往，感叹自己与翔鹤“心情上似同实异的差别”：陈翔鹤是魏晋风流，他却是为稻粱谋。

　　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前，在北平置一新居。大家忙着添置家具，收拾房屋，比较忙乱。一天深夜，大家睡下后，有小偷进屋。张兆和的妹妹张充和察觉后，大声叫道：“沈二哥，起来，有贼！”沈从文也马上叫道：“大司务！有贼！”大司务（沈家佣人）也大声答话，一阵虚张声势。等到四门大开，贼早上树溜了。这时，大家才发现沈从文手中紧紧攥着的武器竟是一把牙刷。

　　沈从文为两个儿子取名龙朱、虎雏，都是他的小说的名字。张兆和晚年解释说，孩子生下来，沈一时想不出名字，就用了小说的名字为孩子们命名。

　　施蛰存回忆说，为了生存，沈从文有时也会写一些勉强凑合的小说。30年代初期，沈为他编的《现代》写过几篇小说，用《法苑珠林》（为唐代道世法师根据各种佛教经典编撰而成，具有佛教百科全书的性质）中的故事改写，就属此类。抗战期间在昆明时，他坦率地向沈讲了自己的看法，沈笑着说：“写这些小说，也流过不少鼻血呢！”

　　抗战爆发后，沈从文与杨振声、朱光潜、钱端升、梁宗岱等人一起逃离北平。为防不测，他们都编造了假身份：杨振声是卖花的，朱光潜是香港洋行的打字员，沈从文是洋行文书。出发时，朱光潜带了一把折扇，扇面有沈从文的题字和署名，钱端升忙说：“哎呀，什么时候，还带这个，你老兄不要带走，这可危险！”

　　在钟开莱的记忆里，沈从文小小的，很温和，没有任何架子，说话轻轻的，一口浓重的湘西口音，说到高兴之处，总是眼睛眯起来，声音轻得都快听不见了，嘴巴张开，半天合不拢。在昆明时，沈从文和钟开莱住得很近，他每天奋笔疾书，有时写累了，就敲门到钟的住处坐会儿，但从来不留下吃饭。一次，钟去找他聊天，敲了半天没人应门，再敲，沈将门打开一条缝，露出半张脸，面部表情极为紧张地说：“对不起得很，我忙，你改天再来。”

　　解放前，马逢华经常到沈从文家住的中老胡同作客，沈从文总是兴致勃勃地和他们聊天，谈话中，偶尔还会分神叮咛正要出门的两个儿子：“小龙，小虎，出门以前各人先要检查自己裤子的拉链！”

　　解放后填户口簿上的文化程度时，沈从文工工整整写上“小学”，派出所的人还以为沈是开玩笑。

　　沈从文的书法很潦草，钟开莱说有十分之一不认识。黄永玉记载，一次沈从文上朋友家去，见墙上挂着书法条幅，以为是明朝哪个书法家的手笔，便大加夸赞，弄得主人都不好意思提醒他，这正是沈自己的大作。

　　黄永玉回忆，一年，沈从文给朋友写了一幅字，上面密密麻麻的大字盖着小字，他还在字里行间画了一个箭头，指向其中的某两个字，告诉观者说：“此二字甚好。”

　　沈从文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独自一人住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历史博物馆宿舍）一间小屋里编写古代服饰，每天工作长达12小时。每晚，他必以写字消遣。写后，不论大张小幅，随手丢进书案旁一个又高又大的废纸篓里。每次荒芜去拜访他，离开时，总是从纸篓里拣出几幅带走。荒芜说，那些墨迹后来都被朋友当作宝贝给拿走了。

　　七十年代，萧离去拜访沈从文，中午时分，正赶上倾盆大雨，沈从文坚决留客吃饭，说他自己动手。时间不多，沈从文便将小饭桌上的图书推开，放上了几个盘碗，都是青花、粉彩等名贵瓷器。盘中既有面包牛奶，又有辣椒豆豉，等饭吃完，萧离还是没弄明白究竟吃的是中餐还是西餐，什么是主食，什么是副食。等沈从文想起炉子上还有半锅粥忘了待客时，窗前的小厨房冒起了一股黑烟，原来粥早已熬糊了。

　　林斤澜曾经采访过沈从文和张兆和，当时林谈起了沈从文的小说《灯》，结构层层似剥笋，剥出一个老兵的最后的梦，和一对年轻人新生的“罗曼史”。沈听罢高兴地说：那是备课示范。他又表示小说还有这种写法，那是写着好玩的。林斤澜转而问夫人张兆和，张回答：“啰里啰嗦。”意思是说沈的文章写得啰嗦。林再问，张还是回答：“啰里啰嗦。”

　　沈从文的助手王亚蓉回忆，晚年，考古学家夏鼐常来拜访沈从文，夏一口温州方言，沈则讲湘西话，二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哈哈笑着，快乐无比。夏走后，王问沈：“你听懂夏先生说的什么吗？”沈回答：“听不懂。”

　　1980年，在姨妹夫傅汉思（美国人）、余英时、金介甫等人的努力下，年近80的沈从文赴美讲学。姨妹张充和回忆，沈从文开了头，便有些滔滔不绝，大有“大海不择细流，黄河泛滥”之势，这天的话题是古代服饰，坐在旁边的傅汉思忙提醒：“你现在讲的是文学。”沈这才把话题拉回来。

　　傅汉思充任沈从文的翻译，但沈一讲起来，便忘乎其形，江河直下，根本不留出翻译的时间，傅只能译其大意。在麻省理工大学演讲时，沈谦虚地说：“我那时写小说，不过是一个哨兵。”由于他的湘西口音，傅译成了：“我那时写小说，不过是一个烧饼。”还特地说明烧饼是什么，好在洋人们并不在意。

　　沈从文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说：“我后来考燕大二年制国文班学生，一问三不知，得个零分，连两元报名费也退还。3年后，燕大却想聘我做教师，我倒不便答应了。”

　　在美国时，沈从文常独自看电视，张充和怕他听英文有障碍，想帮他翻译，谁知沈反过来告诉她故事情节。张说：“因为他看尽人事，惯写小说，不必言语已知来龙去脉了。”

　　沈从文的记忆力惊人，但他却将全部的心力集中在工作上，生活中很是健忘。去世前几年，家里给他做了一件相当体面的大衣，张兆和与他约法三章，他当做笑话讲给客人听：“一不准穿着吃饭；二不准穿着睡觉；三不准……”这约法三章约定没两天，这第三条是什么，他怎么也背不上来了。

　　【纠葛】

　　1931年，萧乾采访沈从文，初次见面沈就请他下馆子，当他见到沈用毛笔在纸上写下所点菜名，字迹极其秀逸，就要求把纸留给他。沈从文说：“要它干吗？以后我会给你写信的，写很长的信。”之后，萧乾果然收到了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的很多长信。

　　萧乾是在沈从文的引导下走上了文学之路，沈从文帮他修改习作，和杨振声一起介绍他到《大公报》，萧乾失业的8个月中，也是沈从文和杨振声接济他，每月送给他50元。萧乾说：“沈从文是我的第一位文学师傅，对我的恩太重。”

　　沈从文对萧乾要求很严，让他写好一篇小说后反复润色，告诉他：“文字同颜料一样，本身是死的，会用它就会活。作画需要颜色且需要会调弄颜色。一个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这种好思想。”

　　解放前后，沈从文一度崩溃，萧乾多次到沈家探望恩师，叙旧，安慰沈从文。但这对师徒却由此而走向不同的道路。此时的萧乾突然“转向”，向共产党和人民靠拢；而沈则选择了文物研究。沈从文对萧乾颇为不满，常在书信中对其加以评论。与沈家交往颇久的苏仲湘说，“岁月往还中”，沈对萧乾“出现了一些新的印象和感受。这种印象和感受，早在四五十年代就已发生，使沈开始有‘他始终是不大妥当一位’的感慨”。

　　萧乾回忆，“反右”中文联的一次批斗会上，沈从文发言说，萧乾在1929年就已经和美帝国主义勾结上了。萧乾对沈如是说很是生气，但一想到是沈对自己的恩情，又觉得沈是为了自保，便不再过多计较。

　　萧乾在《吾师沈从文》中回忆：“一九七三年二月，我由干校请假，回京治病，顺便为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而奔波。……每天骑车上下班，必然经过沈先生所住东堂子胡同口。交通之混乱，使我不断地为老人的安全担心，所以在为自己的住房问题奔波的同时，也频频为他呼吁。一九七五年的一天，在上班途中，遇见了张兆和。就把此事当面告诉了她。几天后，我在东堂子胡同东口遇见了沈老师本人。我下了车，跟他寒暄。没想到，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我住房的问题，用不着你张罗。你知道吗，我还要申请入党呢。’说罢，掉头而去。”萧乾说：“我认为他的用意无非是奉劝我这个‘摘帽右派’少管他的闲事。”

　　沈从文去世前两周，李辉劝他和萧乾和解，问他：“要是他（萧乾）来看你，你赶不赶他走？”沈从文沉吟一会儿，说：“来看我，我赶他干什么？”李并没有和萧乾商量，但他知道萧乾一定乐意和老师和解，于是当即和沈约定，等他从四川参加完笔会，和萧乾一起来看沈。但等李辉开完会回到北京时，沈从文已经与世长辞。

　　沈从文去世两天后，萧乾写下悼文《没齿难忘》，发表在台湾《中国时报》上，流露出对教师的深刻缅怀和真挚感激。他说：“他是我的恩师之一，是最早（1930）把我引上文艺道路的人。……希望正直的批评家和学者对从文先生一生丰富的著作进行缜密的研究，并做出公道的评价。”

　　从“五四”时代一直到“左联”成立，胡也频、丁玲、沈从文三人关系很密切，在北京和上海，三人都同住在一起。丁玲、胡也频每每争吵，沈从文都居中劝解；在上海时，丁玲第一次领到稿费，便约沈和她一起到南京路上选购丝袜；他们还一起办《红黑》、《人间》杂志，以至于被小报讽刺为“三角恋爱”。胡也频被捕前，沈从文由武汉到上海看望他，见天寒地冻，胡只着单衣，便将自己的一件新虎绒长袍借给胡御寒。后胡也频被捕时，就穿着这件长袍。

　　胡也频被捕之后，为了不让丁玲的母亲担忧，沈从文以胡也频的名义给丁玲的母亲写信。沈又多次求助胡适、徐志摩，给南京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写信，希望通过他们保释胡；还特地到南京找陈立夫求助。为胡也频之事，沈从文频繁奔波于上海和南京之间达十余次。一次他拿着蔡元培的信去找当时的上海市长张群，但最终无功而返。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以“丈夫”名义，冒着生命危险，陪伴丁玲回到湖南，把胡也频与丁玲的孩子交给丁玲的母亲抚养。

　　1933年，丁玲失踪（很久之后才知道是被捕），沈从文多方呼吁、打听，撰文提醒各方关注此事。不久误传丁玲被害，悲愤之余，沈从文写下十一万字的《记丁玲》。得知丁玲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后，沈从文闻信，携新婚妻子张兆和，带著丁玲儿子的相片，探望丁玲，并相继写下《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等文章。同时，他与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等38位文化名人向南京政府联名致电，要求释放丁玲与潘汉年。从胡适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到沈从文多次求助胡适，请胡营救丁玲。

　　1946年，回到北京的沈从文隐约听到丁玲批评他“与人民脱节”，但他并不以为丁玲是针对他，因为丁在30年代便这样说过他。

　　1949年6月，在痛苦恐惧中挣扎的沈从文终于盼到了丁玲回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