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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林语堂在先遇到沈兼士，相约登华山，路上，沈对林说，周作人在北平做日本御用的教育长官时，日本人将抗日青年关在北大红楼，夜半挨打号哭之声，惨不忍闻，周作人竟装痴作聋，视若无睹。沈兼士边说边流泪，林语堂不禁感慨，热可怕，冷尤可怕！（按：林说鲁迅极热，周作人极冷）
周黎庵记载，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到9月底，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肃奸，逮捕了许多人。而在这四十多天中，周作人经常到琉璃厂逛旧书铺，镇静自若，一点没有风雨欲来的恐惧情绪。
周作人被捕前，北大学生邓云乡曾到周的办公室请周写稿子，周当时正准备赴南京应付汉奸诉讼，他对邓的冒失并不气恼，只是轻轻地说：“现在不是写文章的时候，等将来一定给你写。”
晚年，周作人在谈到当年的论敌陈西滢时，淡然地说：“陈西滢亦是颇有才气的人，惟以乡谊之故，乃以‘正人君子’自命，参加‘女师大’一役，妄费许多才气，亦深可惜矣。”
王士菁回忆，周作人即使谈到激动人心的事或应该深刻反省的事时，也不激动，“仍若无其事，甚至有点麻木不仁”。谈到李大钊去世后掩护李的子女、保护李的文稿之事，他并不激动，“好像在叙述和自己并无多大关系的往事”；偶尔谈到自己落水之事，“也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糟了’，并无惋惜，也并无自责，好像谈的是别人的事情一样”。
佟韦回忆：“周作人不讲自己好，也不讲自己坏，对任伪职事不愿多谈。……我曾有意与他谈谈这个问题，……但基本上失败了。有一次……提到此事他面带愁苦的表情，说：‘那也是不得已的事。’其他再不愿谈。又一次我提到此事，他则说‘我和一些老朋友，也需要生活’。……他做的好事……他也一句不讲，似乎没有发生过，又似乎已经发生了，但过去就过去了，不再值得讲了。”
周作人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胡适：“（胡适）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惟如为了投机而骂之，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不曾热烈地捧他，随后也不曾随队地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
信子去世之后，周作人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虽然稍觉寂寞，惟老僧似的枯寂生活或于我也适宜。拟俟稍静定后可以多做点翻译工作也。”
【悲观】
1923年7月，与鲁迅反目后的周作人在《寻路的人》一文中写道：
“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
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意识着罢了。
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
李大钊的惨死，北新书局被迫停业，《语丝》被禁（周作人和刘半农曾到一个日本朋友家避了一周），使得周作人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1928年9月17日，周作人发表《历史》一文，指出“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10月1日他发表《青年脆》一文，“近两年来中国到处是人头脆，而青年似乎尤其脆得可以。”所谓“脆”就是死亡率高。
这年11月，周作人发表了《闭户读书论》，从此以后那个曾和民族共同体共命运，与大时代同呼吸的周作人就彻底告别了过去，回到书斋。
1932年，曾有“吾家予同”称周作人“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周作人在给俞平伯的信中称为“大误”，并说“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
1934年，周作人五十寿辰时，作打油诗二首。其诗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其二云：“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常风回忆，1938年夏，叶公超到北平接家眷，同时受中研院与北大委托劝说周作人南下。叶在北平的两个月间，多次与周见面，但每次周总说南下有种种困难，并请叶代为向在南方的朋友们说明。叶离开北平的前一日，到周宅辞行，临别时，周一直送至街口，时天色已晚，常风在汽车里“隐隐约约看见周作人孤单单地站在那里。一阵秋风落叶扫地而过，他还兀然不动望着即将开动的汽车向我们挥手。我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凄凉。车子开后叶先生和我好半天都没说话……车子开到大街上后叶先生才叹了一口气，‘苦雨斋将来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佛缘】
周作人自承是一个和尚。
周作人出生的那天夜半，一位堂房的叔叔夜半归来，走进内堂大门，仿佛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转瞬却不见了。后半夜，周作人呱呱落地。堂叔看见白须老人的传言不胫而走，后来竟变成了老和尚。此后，周作人就传言是老和尚投胎转世。
周作人生病住院期间，便开始研读佛经，并且读经颇多。鲁迅在周作人住院期间，经常前去探望，给周作人带去佛经，从鲁迅日记看，鲁迅常特地去给周作人买经书。
周作人研究佛经，在一些文章里也经常引用佛理，如《山中杂信》、《胜业》、《吃菜》、《入厕读书》、《谈戒律》、《释子与儒生》等。但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至他去世的二十多年里，在他的文章里再也难觅与佛有关的片言只字。研究者认为，这其中缘故，可能与他晚年对现实的顿悟有关罢。
【文学】
周作人与长兄鲁迅在日本留学其间曾经翻译一些外国小说，大多数是北欧的，译笔古奥，而且结集出版时命名为《或外小说集》。“或”是“域”的古字，如此写法自是受老师章太炎的影响。胡适说“域外小说集比林（琴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是古文翻的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
《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分别在东京和上海两地寄售，半年过去，第一册在东京销售二十一本，第二册二十本，第一册多出的一本还是他们自己买的；在上海，也仅售出二十册上下，再无人问津。鲁迅说销路不好的原因是小说都比较短，看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了头，却已完了。”与我国传统的一二百回的章回体小说有很大区别。阿英则认为，周氏兄弟翻译虽用文言文翻译小说，但仍旧保留了原来的章节格式，当时的中国读者极不习惯，有些佶屈聱牙，不受欢迎是很正常的。
周作人1918年1月至1919年12月间翻译的小说后来集为《点滴》一书，后更名为《空大鼓》。全书二十一篇作品中，俄国与波兰、南非、匈加利（今译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文学作品占70％以上，其中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可爱的人》、库普林的《晚间的来客》、安特莱夫的《齿痛》、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酋长》等在五四时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周作人说自己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如关于歌谣、童话、民俗的搜寻，东欧日本希腊文艺的移译，都高兴来帮一手，但这在真是缺少人工作的时候才行，如各门已有了专政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去，另去做扫地砍柴的勾当去了。
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序中谈到写作的原因，是“寻求想象的朋友请他听我的无聊的闲聊”，是“因寂寞，在文学上寻求安慰”。
周作人在《雨天的书·自序一》中说，这年冬天特别多雨，他常希望这种天气，“在江村小屋，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有人谈鲜花，那是颇为愉快的事”，但如今不能实现，只好写文章了。
周作人提倡“多面多样的人道主义的文学”，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学”。因此，他对作品的选择不拘一格，翻译了人生观绝不相同的梭罗古勃与库普林，又译了在女子解放问题上与易卜生意见迥异的斯忒林培格。这表现了五四那个时代及周作人个人开放的眼光与宽容的心态，是以后时代的人很难企及的。
周作人在《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等演讲里，曾一再强调“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背着过去的历史，生在现今的境地，自然与唯美及快乐主义不能多有同情”，“我相信人生的文学实在是现今中国惟一的需要”。
周作人常以“雨”与“风”一起构成散文的“基本意象”。
“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阿英称之为“很有权威的流派”。
汪静之诗“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受到周作人的极力推崇。周说“这是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方是诗情的精神”。
周作人最早在理论上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文艺性的叙事抒情散文。他从自己的个性出发，从英国随笔、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文学营养，形成了独特而成熟的艺术风格。他追求知识、哲理、趣味的统一：在娓娓絮语中，针砭时弊，纵谈文史，描摹风物，探寻人情物理，显示着爱智者的“博识”与“理智”而无“卖智与炫学”之嫌（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却自有亲切、通达的风致，从容描绘中浸透着作家的闲适趣味，“蕴藉而诙谐”的“淡淡的喜悦”里（《药味集·谈俳文》、《立春以前·〈文载道文抄〉序》），搀杂着几分忧郁、惆怅，文字表达上则大巧若拙，举重若轻，构成了平和恬淡的境界，同时注重适度的含蓄，拥有一种令人回味的“涩味”。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在北京从事著译工作。1950年后，曾先后翻译了《俄罗斯民间故事》、《日本狂言选》、《希腊拟曲》、《伊索寓言》等9部著作，与人合译了《阿里斯托芬喜剧集》、《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共3集）、《石川啄木诗歌集》、《平家物语》等6部作品。
废名回忆，周作人作文从来都不打草稿，一遍写好，看一看有没有错别字，便不再看，算是完卷。因为他说起稿便不免于重抄，重抄便觉得多无是处，想修改也修改不好，不如一遍写好。
佟韦回忆，周作人“十分勤奋，一丝不苟。……他在西安时，报纸记者纷纷来访，约他写稿子，他都没有拒绝，经常夜里伏案工作，很晚才休息。就是他夫人去世前后，也未间断写作。……阿英同志曾提出给他找个助手，……他笑着说：‘这关心我是感谢的，但我写东西从不誉抄，别人也帮不上我的忙，那就不必了。’”
文洁若回忆，周作人每翻译一部作品，都力所能及地多找几种版本，然后选定自己认为最可靠的版本，如果个别此举和注释参考了其他版本，他就在注文中一一说明。他每次都加上详细的注释，在前言后记中交代作者生平、作品的历史背景、艺术特色等。立论精辟，提纲挈领，深入浅出，恰到好处。文杰若曾搬出原告核对周作人翻译的稿件，她从未找出过差错，每遇到译的精彩的地方，总不禁拍案叫绝。
周作人总希望在译著后面多加一些注释，但出版社要求他压缩从简，他只能在页末略加几条简单的注。为此，他十分惆怅，提起这部译作便觉得“没有多大意思”、“没有什么可喜的”。
周作人喜欢诵吟张心斋的《幽梦影》，谓是那样的旧，又是这样的新。
郁达夫曾比较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文章，他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
【教学】
20世纪30年代，卜乃夫在北平自修时，慕名到北京大学旁听过周作人讲课，卜回忆说：“铃声响过不久，教室门开了。我的心弦微微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