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据（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周建人也认为两位兄长失和的原因是家庭矛盾，因为周作人妻子的肆意挥霍。周建人说，当时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两人的收入已经很高，但家中却月月亏空。原因在于当家的周作人太太羽太信子挥金如土。家中雇有许多仆佣，有绍兴家中的老仆人王照鹤、管家、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人，还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的女仆二三人。即使周氏兄弟的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么多的男女佣工。信子经常心血来潮，花样百出，有时饭做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就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全部换成新的。鲁迅不仅每月收入交公，多年积蓄也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则穷得夜里写文章时没钱买香烟和点心。鲁迅到上海后，曾对周建人讲起八道湾的生活，说：“我已经涓滴归公了，可是他们还不满足。”
周建人还提到，一次，周作人说要把岳父母接到中国来同住，鲁迅很不赞成，认为多年来寄钱供养他们，已经情至义尽了，今后可以继续养老送终；他们还有别的子女在日本，就不必接到中国来了。
鲁迅也曾对许广平谈及八道湾时的生活，他说，羽太信子花钱大手大脚，什么都要买日本货，一有钱就到日本商店买上一大堆；周作人一家无论大病小病，都要请本医生来诊治。钱花光了，便由鲁迅去借，有时鲁迅借了钱急忙回家，到门口看见日本医生的汽车，鲁迅便感慨：“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苏联盲诗人爱罗先珂建议信子养些家禽家畜，信子买了四只小鸭子，鸭子要吃东西，信子便让徐坤去找，结果徐高价买来泥鳅喂鸭。
许广平认为，因为后来北洋军阀政府欠薪，鲁迅不能上交工资，于是便变得讨厌起来了。鲁迅回忆，周家的管家徐坤很会讨周作人夫妇的喜欢，连周作人买双布鞋，做件大衣，都是徐从外面叫人回来试样子。徐的家眷与八道湾比邻而居，鲁迅看见徐常将食品从墙头送出去，便将此事告诉了信子。信子狠狠地责骂了徐，但并不是责备他偷东西，而是责备徐“为什么给他（鲁迅）看见了”。而周作人则说：“辞退他对我日常生活的照料没人能替代得了，还是留着吧。”
周作人、周建人的孩子淘气，在窗下玩火，鲁迅看见了，训诫几句。信子知道后，骂道：“为什么偏给他看见！”
日本作家增田涉说：“他（鲁迅）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时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这时候使我想起他常说的‘寂寞’这个词来。”
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文中提到，鲁老太太曾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鲁迅）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鲁老太太还说：“我说句实在话，分开倒对你们大先生有利。”“只当我少生了他（周作人）这个儿子。”
俞芳回忆说，朱安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鲁迅也偶然听到信子对于孩子有这样的呵责：“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孩子却不明白大人的矛盾，仍到鲁迅房里玩。于是，这也成了鲁迅的罪过。
鲁迅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
1924年，鲁迅在一篇短文中署名宴之敖者，鲁迅曾对许广平解释过鲁迅曾对许广平解释过此署名的意思：“宴从宀（mián，深屋），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鲁迅此后在两地书中，也将羽太信子称为“宴太”。
还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认为鲁迅偷窥弟妇沐浴。针对此种说法，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里解释道：“据当时住在八道湾客房的章川岛先生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周海婴进一步反驳说：“不过，我以20世纪90年代的理念分析，却有自己的看法，这里不妨一谈。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当时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谦（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近年来，有说法认为鲁迅与弟媳关系暧昧，甚至认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鲁迅的妻子。这种说法认为鲁迅与二弟周作人突然失和，而双方都没有公开失和的真相，想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1991年，千家驹发表于《明报月刊》的文章《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它》猜测：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曾经是鲁迅的妻子，证据是鲁迅1912年7月10日的一则日记。原文是：“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千家驹解释说，“羽太”即羽太信子，鲁迅把寄羽太信子的信函称为“家信”，可知他们是夫妻关系。更有好事之人据此解释，“鲁迅”这个笔名中的“鲁”字取其母鲁瑞的姓，而“迅”（xùn）与“信”（xìn）在南方是谐音字，系指羽太信子，所以“鲁迅”这个笔名反映了鲁迅内心深处母爱与性爱的冲突。
但这种说法许多学者认为比较牵强。1911年5月，周作人夫妇归国。1912年5月16日，羽太信子分娩，得一子。其弟羽太重九携妹羽太芳子来绍兴，照顾产妇。鲁迅7月10日寄“羽太家信”，并不是寄给羽太信子的信，而是寄给日本羽太家的信。当时羽太信子在浙江绍兴，6月12日、6月29日曾两次给鲁迅来函，估计是向鲁迅要钱。鲁迅“寄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显然与羽太信子来信有关。鲁迅也曾复羽太信子信，日记写明是“与二弟妇信”，而不是“寄羽太家信”。
日本人中岛长文认为，鲁迅兄弟的失和确定是因为羽太信子，但许广平的回忆文章《所谓兄弟》中所说的教育部拖欠鲁迅的工资不能成为信子“讨厌”鲁迅的理由，因为当时北大也拖欠周作人工资，且拖欠并不代表鲁迅领不到工资；而许广平的身份、回忆文章写作的年代背景等，都会造成与事实的一些偏颇。中岛认为，根据周作人提到的“蔷薇色的梦”、鲁迅1924年6月11日日记中“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许寿裳所说“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张凤举对郁达夫所言：信子“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川岛说“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的译著《某夫妇》、发表于《语丝》的《抱犊谷通信》等，他猜测：1923年7月14日，鲁迅和信子因为信子乱挥霍之事发生纠纷，鲁迅要求分家，当日鲁迅自己一人吃晚饭。周作人17日发现后，问信子为何大哥不和他们一起吃饭，信子便告诉周，鲁迅调戏自己。周作人联系到鲁迅与朱安的关系，便轻信信子所言，于是给大哥去函，致使兄弟失和。而信子说谎后，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知不觉就感到，自己的谎话，好像是既成事实一样，所以次年的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取书，信子攻击鲁迅的程度，超过了周作人。
1925年，周作人发表短文《伤逝》，其中引用了一首罗马诗人的诗，中有：“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之句。不久，鲁迅亦发表小说《伤逝》，开篇便说：“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这样写道：“《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
两周后，鲁迅又发表小说《弟兄》，这篇文章完全是按照1917年周作人出疹子，自己惊慌失措、细心照料一事，并且向周作人表达了“鹡鸰在原”（鹡鸰亦作脊令，是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困处高原时，就悲鸣向同伴求救，故诗经中云“脊令在原，兄弟急难”）的意思。
鲁迅收藏的现代作家的译著中，以周作人的译著种类为最多。二人反目后，鲁迅仍搜集周作人的作品。
鲁迅时常惦念周作人，他常对周建人说：“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了。”
《语丝》被张作霖查封后，鲁迅担心周作人的安危，给周建人、川岛等人写信说：“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相助耳。”
李大钊遇害后，周作人将李的大儿子李葆华藏在八道湾，后送其去日本留学。鲁迅得知此事后，对周作人大加赞赏，鲁迅去世后，周建人在给周作人的信中提及此事。
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去时，编辑正在校勘，鲁迅说：“启孟的译稿编辑还用得着校吗？”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周作人说：“那总还是要看一遍的吧！”鲁迅这才默不作声了。
1933年，鲁迅再次向弟弟发出求和的讯号，他在其诗《题三义塔》中写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鲁迅知道周作人的“日本情结”，在逝世前特地让周建人转告周作人：“遇到此等重大问题时，亦不可过于后退。”
鲁迅一次次示好并没有得到周作人的响应，一直到他去世，兄弟二人都未能和解。
与鲁迅断交后，周作人依旧平静地上课、作文。但他在1923年7月25日所写的《自己的园地·旧序》中，重复了7月18日写给鲁迅字条中的话：“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
1924年6月，周作人写《破脚骨》一文，据川岛说，此文是针对鲁迅，在文中，周暗示鲁迅是个“无赖子”。
舒芜在《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中说：“周作人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对鲁迅的人身攻击却是时时处处，一触即发，常常是非常恶毒的。”
周作人对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亦有微词，他说鲁迅好色、纳妾，晚年，他的日记中仍有“兄弟皆多妻”之语。
虽然失和，但兄弟二人却�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