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37部分

　　深谙学界礼数的王国维，第二天（12月17日）便到胡适府上回访。直到胡适的晚年，他还保留着对王国维的特殊印象，他对助手胡颂平说：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少年时用德国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红楼梦》，他后来的成就，完全是罗振玉给他训练成功的，当然也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功力。说王国维“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

　　1924年，清华学校欲“改办大学”，同时设立研究院。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请胡适出任筹建中的清华研究院院长，胡适推辞不就，推荐王国维，并建议曹校长，应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同时推荐了四位导师人选：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而改聘陈寅恪（由吴宓推荐）。

　　王国维当时为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曹云祥亲往敦请，王国维婉辞不就。同年11月，溥仪迁出皇宫，暂住醇亲王府，王国维也侍行。1925年，胡适再请王国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拒绝。胡适做废帝溥仪、庄士敦（溥仪的英文老师）的工作，托溥仪代为劝驾。溥仪便命师傅们代写了一道诏书，王国维不好拒绝，便答应下来，奉诏任教。

　　胡适的诚意和曹校长的善待感动了王国维。于是，他决定亲自到清华研究院去看一看。胡适便用自己的车子拉着王国维，往返陪同，走了一趟清华园。

　　据说，此后，清华国学院的主任吴宓带着曹云祥亲自写的聘书去请王国维。在登门之前，吴对王氏这位清朝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做了调查研究，计定了周密的对付办法。到了王国维住所后，吴宓进得厅堂，二话没说，“扑通”一声趴在地下，先行三叩首大礼，然后起身落座，再慢慢提及聘请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国维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动，当场答应下来。据《吴宓日记》载：“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特提及王氏晚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即胡适推荐王国维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恪有诗句：“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胡适为安徽绩溪人）。而陈寅恪此后一直对胡适敬重有加，大概也是因为胡适敬重他所敬重的王国维先生，并力促王国维成为清华国学院导师吧。

　　【教学】

　　姜亮夫去清华补考，王国维出的题目都是关于“小学”的。姜亮夫度过章太炎的书，所以便用章太炎书中的见解答题。王国维看了卷子问他是不是章太炎的学生，他答不是，王国维便问为什么都是章太炎的话，姜老师说：“因为假期要升学，所以我突击了看了一部《章氏丛书》。”王国维问：“《章氏丛书》你看得懂吗？”姜答：“只有一二篇我看不懂，别的还可以看得懂。”王国维连声说好，然后告诉助手，可以录取姜亮夫。

　　姜亮夫入学后，一次王国维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王国维说：“那份卷子是你的，你的声韵、训诂不错，文字方面还不够，今后怎么办？”姜亮夫请王国维指点，王国维说：“课题要自己选定！”过了三天，姜把选定的题目送给王国维看，王国维问姜：“广韵如何研究？”姜的回答他不满意，沉默片刻后，他说：“我看搞诗骚联绵字考吧！”接着他拿出自己研究这方面的“谱”（提纲）给姜亮夫看。

　　王国维讲课，非常细腻、细致。王国维在清华讲《说文》，用的材料许多是甲骨金文，用三体石经和隶书作比较。王国维要解决一个问题，先要把有关这问题得所有材料找齐全，才下第一部结论，把结论再和有关问题大同一下，看一看，然后才对此问题下结论。

　　王国维性情僻冷，但谈到学术问题时就显示出热情的一面。1926年12月3日是王国维50岁生日，学生们来家中拜寿。7天后，他在工字厅设宴招待同学们，席间还展示他所藏历代石经拓本。学生们竞相发问，他辩答如流，欣悦异常。

　　【治学】

　　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提出：“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又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也。”

　　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是读书人，喜欢画画，能临摹钱叔美的作品，太平天国起义时，弃儒从商。他曾在日记中写过对王国维的培养计划：读经书、考秀才、中进士，经世致用，光宗耀祖。王国维天资聪颖，亦不负父望，16岁就中了秀才，之后到杭州敷文书院进学准备应考。王国维自己有选择地读书是在16岁时，他在杭州以自己积攒的零用钱买了《汉书》的前四册，爱不释手，以究经史大义为乐，对八股时文不是特别上心。

　　王国维精通英文、日文，能够阅读德文版哲学原著，是中国学人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采等现代西哲的先驱；所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红楼梦评论》，文学界至今仍奉为经典名著；而他的甲骨学、“古史新证”、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和古器物学研究成果，更是当代史坛无法逾越的学术空间——从知识结构上论，王国维真正做到了化合中西，贯通今古。在日常生活中，他处处严谨自持，不营生计，不图享受，潜心钻研学问。晚年虽盛名满天下，仍心无旁骛，甘为一介清白寒士。

　　无论早期的西学与哲学研究，中期的文学、戏曲探索，还是晚期的史地、甲骨、敦煌学研究，王国维都试图从学术问题入手借以揭示出人生的目的与意义，将无意识的学习与有意识的学术追求结合起来，将传统的学术研究与科学的考据方法结合起来。“学无新旧”、“二重证据法”、“中西化合”等方法对构建中国现代的学术思想乃至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陈鸿祥称王国维是“以学术为性命，而又以性命殉了学术”。

　　孙诒让的《契文举例》虽然早在1904年即已写成，但却一直放在书斋内未能出版，直到1913年才被王国维在上海发现。当王国维回国旅居上海时，开始对甲骨文进行独立的研究。当时上海收藏甲骨文资料较多的英籍犹太人、大资本家哈同，为了讨好其夫人，不仅搜购了很多甲骨文，而且还在他的哈同花园中兴办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王国维为了有机会研究哈同夫人收藏的甲骨文资料，便在仓圣明智大学出任教授。王国维于1917年以姬佛陀（名觉弥）的名义，将罗振玉资料拓印为《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一书，同时对每片的卜辞作了考释。

　　王国维通过考释甲骨文，使《史记·殷本纪》所传的商代王统得到了物证，证实了司马迁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王国维除了对此详加考证外，还根据甲骨文资料将《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讹误一一加以订正。经过王国维的论证和订正，不仅使《史记殷本纪》关于商代先公、先王的世系次序得到了可靠的证明，而且纠正和澄清了自司马迁以来两千多年的一些混乱认识，为以后年骨文与商代史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国维叹曰：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生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明清著名藏书家蒋汝藻的“传书堂藏书”富称海内外。1919年，蒋汝藻经罗振玉介绍，延聘王国维编撰《传书堂藏书志》。1922年，蒋汝藻又请王国维排印《观堂集林》。王国维离沪时，《传书堂藏书志》初稿已完成大半，以后在北京仍继续编写修订。不幸后来蒋汝藻因经商不利，停止了此项工程。直到1974年，蒋祖怡的校抄本《传书堂藏书志》才由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出版。此书在大陆一直未有出版。王国维的重孙王亮知道后接手了这个任务，经三年标点、校勘，整理本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中的“玉”者欲也，他认为《红楼梦》为解脱之书，他的《红楼梦评论》开头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大谈人欲，最后将整个故事看作是宝玉出世还玉（欲）过程：“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生活之相质何？‘欲’而已矣……此可知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过此欲之发现也。此可知吾人之堕落由吾人之所欲而意志自由之罪恶也。夫顽钝者既不幸而为此石矣，又幸而不见用，则何不游于广莫之野，无何有之乡，以自适其适，而必欲入此忧患劳苦之世界？不可谓非此石之大误也。由此一念之误，而遂造出十九年之历史与百二十回之事实……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照此理论，则“宝玉”似乎当谐音“饱欲”，“黛玉”当谐“待欲”。

　　【词话】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关于文学批评的著述中最为人所重视的一部作品，是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但他又脱弃西方理论之拘限，力求运用自己的思想见解，尝试将某些西方思想中之重要概念，融入中国固有的传统批评中。

　　此作品咳珠唾玉，精辟警句比比皆是：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词话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这段：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端穆】

　　王国维有道德洁癖，他总是将文章与人格相联系。王国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王国维天生忧郁悲观，他自己也说：“体质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

　　王国维说他自己：“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为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学上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

　　王国维自视极高，向来以天才居之。他30岁以后致力于文学以及学问著述，著《人间词话》。并且填写了不少词，谓之：“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

　　由于王国维自命甚高，所以朋友很少。这也使得他更加专心于学问研究。他在诗中写道：“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偶听鸣鴂怨春残。坐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铅丹。闲愁无分况清欢。”

　　王国维坦然地说过自己愚暗，对于《尚书》大约有十分之五还读不懂，对于《诗经》也有十分之一二读不懂。这使当时的研究生大为震动。

　　王国维与人交往，除了谈学问或正事，很少闲聊，更不会对人讲应酬话。如果有人请他看一件古铜器，他看了是假的，就会说“靠不住的”，而请他看的人无论怎么说这个古器色泽如何古雅，清绿的如何莹彻，文字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