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75部分

　　梁启超去世后，吴宓说：“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

　　梁启超自我评定：“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

　　陈明远评价梁启超：梁启超的特长，就是以惊人的记忆力、敏锐的理解力，能够详尽占有资料并且从中迅速地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井井有条、条条有理。但他的缺陷随之而生，就是不够深刻、难以发掘深层的本质；跟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诸大师相比，梁启超“深入”不足，而“浅出”有余。

　　谭人凤怒其为“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种种营私罔利行为，人格天良两均丧尽。”

　　弟子超观说：“大事不糊涂，置恩怨于度外，则鲜有人及之者”。

　　美国学者约瑟夫说：从1898年的改良运动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康有为扮演的角色是渺小的，而梁启超则成为鸦片战争以来理论界的真正领导者。1902年——1911年，即从《新民丛报》发刊到革命爆发的这段时期是梁启超的黄金时代。

　　吴其昌写到他的老师梁启超，“他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而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要高出万倍”。

　　民国时期的思想史家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立专章分析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实代表西洋资本社会的思想，与数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在对梁启超的总体评价上，作者认为：“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

　　当代学者董德福认为：晚年梁启超是现代新儒学思想的开创者。他以人文自觉反对唯科学主义的误导，主张以中国精神文明医治世人精神苦痛。

　　陈寅恪说：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然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是说也，余窃疑之。尝读元明旧史，见刘藏春姚逃虚皆以世外闲身而与人家国事。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

　　梁容若回忆道：任公先生崇拜王荆公，他的立身处世、学问文章也接近临川。越离他远，越感到他的声光魔力，振聋发聩，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等到一步步走近他，会发现他不免有几分逞强作势，执拗粗疏，权奇自喜的地方，不全是天理人情，光风霁月的中和乐育。倒离开他越久越远，会仍然认识到他的莽莽苍苍，参天拔地，“虽欲从之，末由也矣”的卓绝而伟大。

　　网络学者徐绥之在他所写的中国百年百人排行榜上，称梁启超为“20世纪中国第一人”、“百科启蒙第一人”，给予其至高的评价。

后记：夏日曾经盛大

　　此书为《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民国人物系列的第一卷：国学卷，其他两卷分为思想卷、文学卷。书中所叙文人逸事，皆从三百多部书籍，上千篇文章中采撷而来，笔者加以斟酌、选捩、修改、增删、归类、排序、承启，终成此书。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每本书附主要参考书目，以供读者方便查阅本书的思想谱系。

　　国学卷单列十位国学大师，涉百余位民国著名人物，笔者希冀用逸事的路径，轻盈的笔法，八卦的形式，尊仰的灵魂，来对其人其事进行梳理，重现三千年不遇之大变局下，那些唾珠咳玉，环佩锵鸣的大师们：他们的欢笑、挺拔，他们的雷鸣、呼啸，他们的自负、骄纵，他们的狂狷、怪癖，以及终归悲悯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命运。他们是生逢其时的一代，又是生不逢时的一代，只祈愿风流终不被雨打风吹去，大浪淘沙后，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本书十位国学大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自信和一生捍守，让笔者想起海子的诗句以纪念之：

　　〖路上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　我一人独将此
　　火高高举起
　　此火为大　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

　　每看民国大师们的生平细微，总让我联想起红楼中的金陵十二钗，但无疑这些男子们才情更可羡，命运更吊诡，身世更引人黯然销魂。即使如此，我们仍需看到，他们都只是华夏大陆自1840年后，大悲情包含下的小悲情。只愿我们的祖国，在饱尝苦难之后，最终能走过历史的三峡，走进真正属于人民的盛世，属于中国文化的盛世。

　　笔者编著此书，努力遵循三个原则：一是用逸事的形式来表达严肃的内容，用轻逸的笔调来展示厚重的主题；二是对历史人物，不溢美，不隐恶，以期展示人物复杂多元的历史面目及其学术价值，三是尽量用客观的事例说话，而将自己的观点隐藏在纸后，不让价值判断影响事实判断，更不希望用作者的思考来代替读者的思考。如果读者朋友读完后，感觉到了问题的开始，而不是思考的终结，笔者幸甚。

　　本书采用笔记文体的形式，实受余世存先生《非常道》一书启发，写作思想也部分发轫此书，不得不记之。

　　感谢天涯煮酒论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表平台，感谢江上苇等版主对本帖的维护，感谢天涯诸多网友在帖子里的精彩讨论，尤其是东方隐、穷人马二、七分钟的海水、万马堂中花飞扬、雪野残狼、百草丰茂、还剑奇情、amethyste、驯悍、ahneo、形胜在吴头楚尾、昨日盛宴、青瑗、轩辕剑之怒、基本吃素的和尚、何况吾辈孤且直、胡狼拜月、hurcaner、举长矢射天狼、梦不回的唐朝、醉语2008、cos60、飞刀又见飞刀、青猫、江南旧雨、noliperguo等等等等，篇幅有限，挂一漏千；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黄宝忠老师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现代出版社的臧永清总编、刘宝明老师及其同仁努力促成此书的出版，笔者深以为谢！

　　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外公外婆，以及过往的十年岁月。

○思想大师卷　

一、金岳霖

　　〔金岳霖（1895～1984年），字龙荪。浙江诸暨人士，生于湖南长沙。哲学家、逻辑学家。〕

　　【剪影】

　　金岳霖的学生回忆老师：他身材高大，仪表端庄，有时西服革履，执手杖，戴墨镜，一副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着运动衫，穿短裤，球鞋，举手抬足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有时在西装外面套个中式长袍，戴个老八路的棉军帽……

　　金岳霖平常永远是腰板笔挺，西装革履，皮鞋插得油光可鉴，上面绝对不会有灰尘。夏天穿短裤还一定要穿长筒袜，因为在当时看来，gentleman穿短裤一定要穿长袜。

　　金岳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

　　长沙临时大学草创急就，校舍紧张，文学院各系暂时迁往南岳。当时，在南岳的哲学家有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郑昕、沈有鼎。在紧张授课之余，学者们也相互开开玩笑。冯友兰就吴宓的一句诗“相携红袖非春意”发表过不同意见；金岳霖有畏光症，经常戴着一幅眼镜；郑昕则喜欢喝酒；沈有鼎用纸枚代替蓍草研究周易占卜的方法。闻一多因此写了一首诗：惟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吟诗马二评红袖，占卜冗三用纸枚。

　　汪曾祺回忆金岳霖：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

　　金岳霖的学生、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回忆老师：“他随便得很，教授没有像他那么随便的，他有时候在讲坛上走来走去，这个不说了，有时候就坐在教桌上面对着大家，在那里讲课。他还有个特点，他不写字，很少在黑板上写字，也带支粉笔，不过没什么用。”

　　徐志摩当年曾描写过金岳霖与一位名叫丽琳的西方女子“初到北京时的妙相”：“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花黄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和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嗥，意思是说叫花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

　　【书呆】

　　金岳霖对学习的兴趣相当浓厚，经常晚上睡觉做梦时还在背书，其投入程度令许多成年人由衷赞叹。一次，他在梦中背一篇古文，姐姐发觉后，偷偷拿了书在一旁边听边对，发现他居然背得一字不差。后来这件事在家里传为美谈。

　　金岳霖先生常常专注于学问，有时弄到连自己的姓名也忘记的地步。据冰心先生讲，有一次金岳霖告诉她一件事，说一次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门铃，朋友家女仆出来开门，问金岳霖“贵姓”。他一下子忘了自己“贵姓”，怎么也想不出来。没有办法，他对女仆说，你等一下，我去问问我的司机。惊得那位女仆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告诉冰心这件事时，金岳霖还幽默地说，我这个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

　　金岳霖某日打电话给陶孟和，陶的服务员问他：“您是哪位？”他忘了，答不出来，于是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因为他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可那位服务员说“不行”！他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只好求教于王喜（金岳霖的洋车车夫）。王喜也说“我不知道”！金岳霖说：“你没听见人说过？”他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才提醒了金先生。

　　后来金岳霖先生将这事作笑话告诉朋友。朋友告诉他一件更玄的事：说是文人潘梓年在重庆时，在一个签名的场合，一下子恍惚起来，记不得了自己的姓名。旁边有人说他姓潘，可光一个姓还不足以连带出名字来。潘梓年又大声问：“阿里个潘呀？”意思是说潘什么呀，还是记不起来。金岳霖先生听见此事，才有些释然。晚年写回忆文章时，前面记自己“忘我”，后面记比自己忘得更严重的潘梓年。

　　20世纪30年代，金岳霖每天上午在自己的小阁楼的一个犄角里冥思苦想，遨游在抽象的思想海洋。即使是在战事之秋的西南联合大学，他也是孜孜不倦地思考著书。金岳霖有个习惯：利用每周不上课的三天时间，全心全意做学问雷打不动，客人一概不见。这种情况下难免忘记了日本人的炸弹。当时金岳霖住在昆华师范学校的学生宿舍楼里，1938年9月28日，日本飞机突袭云南，金岳霖在书斋里对空袭警报竟是充耳未闻。还好金老运气好，几枚炸弹在金老那幢楼的前后左右开花，但是他住的那幢楼居然没事！当他被惊醒从楼里跑出来，发现地上狼藉一片，而他则是一副茫然状。

　　金岳霖爱喝牛奶，冬天订了好多瓶，到了夏天，他喝不了那么多，就经常邀请邻居来喝，一再恳求：“这个忙诸位一定要帮。”一位邻居得知情由后，对他说订牛奶可以随时增减，冬天多订，夏天少订。他又大为赞赏：“你真聪明！”

　　在清华教书的一段时间，金岳霖与陈岱孙先生都住在清华学务处。一次，梅贻琦校长外出，委托陈先生代理校事。一天，金岳霖准备上厕所，发现没了手纸，他并不赶紧去找，反而坐下来向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