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是谢安和王坦之从中作梗。
因此，当桓温召见他俩时，京城里便人心惶惶，王坦之更是心惊胆战不知所措。谢安却镇定自若地对他说：我们去！我朝的生死存亡，就在此一行！
桓温与谢安终于相见。
实际上桓温一直都很欣赏谢安。谢安二次出山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就是桓温手下的司马（中下级军官）。桓温甚至曾这样评价谢安：安石（谢安字）是不可以轻贱和凌辱的，因为他的自处之道无人能及。
这一次，谢安也没有让桓温失望。他一步一步走上台阶趋前就席，从容不迫地将帐下的卫士看了一遍，然后不慌不忙地问桓温：谢安听说，诸侯有道，守在四邻，不知明公为什么要在墙壁间埋伏这么些人？
桓温笑了。他说：那也是不得已。
说完，桓温下令撤走了甲兵，然后跟谢安开怀畅饮高谈阔论。这样住了几天以后，他又回到了驻地。
谢安和东晋，也都躲过一劫。
其实桓温的野心不能实现，谢安是做了手脚的。后来桓温病重时，曾再三催促朝廷给他加九锡，朝廷也不得不表示同意。然而文秘起草的诏书，谢安总是不满意。结果改了又改，写了又写，拖到桓温去世也没能发出。
改朝换代的事，就这样泡了汤。
那么，谢安是什么来历，他又何以能够如此？
在南下的士人中，谢家并非一流的大族，然而谢安的名气却很大。他四岁时就被桓温的父亲桓彝视为神童，后来也深受王导的赏识。只不过他对政治似乎没有兴趣，当了一个小官后，很快就称病辞职隐居东山，与王羲之等名流来来往往，游山玩水时还不忘带着妓女。
对此，当时还是宰相的简文帝曾发表评论说：安石既然与民同乐，那就必须与民同忧，不怕他不出山。
不出简文帝所料，谢安终于再次出仕，从此留下“东山再起”的成语。不过他的东山再起，是在社会各界呼声很高以后，因此有人不无嘲讽地问他：老兄高卧东山不肯出仕，弄得人们都说“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现在安石出山了，请问苍生又该拿安石怎么办？
谢安笑而不答。
然而舆论却似乎并不肯放过谢安。当时有人送给桓温一些草药，其中一种根名远志，叶名小草。桓温就拿起来问谢安：为什么它会有两个名字呢？
谢安愣住。
座中一人却应声而答：待在地下（隐居）的时候就叫远志，出头露面（做官）了就叫小草呗！
谢安很狼狈。
桓温却看着谢安笑。他说：这个解释不错，而且很有意思！嗯，嗯，很有意思！
确实很有意思，因为其中有时代精神。
实际上魏晋风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不装。所以，像桓温那样公然宣称宁可遗臭万年，也不虚度一生，是真实可爱的。像谢安这样硬要“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反倒有装模作样、沽名钓誉、待价而沽之嫌。
于是就连谢安的雅量，也被怀疑为做秀。
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大举出兵，以压倒性优势进攻东晋，与谢安的弟弟谢石、侄子谢玄大战于淝水。谁都知道，这是决定东晋王朝命运和前途的战争。然而捷报传来时，谢安却在下棋。而且看了一眼后，继续下棋。
客人沉不住气了，问谢安出了什么事。
谢安这才淡淡地说：小儿辈大破贼。
这当然是雅量非凡，然而正史却另有记载：客人走了以后，谢安狂奔进屋，结果连鞋跟都折断了。
后面这一幕，才是真实的。
事实上雅量并非谢安的本色。小时候，他曾经去找名士王蒙辩论，王蒙对他的评价就是“咄咄逼人”。可见谢安骨子里其实跋扈，超凡脱俗和淡泊宁静是装出来的。或者说得好听一点，是后天的修养或修为。
但即便如此，却仍然可贵，因为当时的天下需要这样一位人物来做政治领袖。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像当年的王导一样，让面临倾覆的王朝转危为安。
这样看，王导和谢安，又堪称政治家。
至少，也是高明的政客。
的确，谢安和王导不乏相通之处，他们也都懂得“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道理。谢安执政时，正遇到士兵和奴仆因不堪压迫剥削大量逃亡，而且大多就近逃到南塘一带的船中。谢安却否决了大搜捕的提议。他说：如果连这些人都不能包容，那么京都还叫京都吗？
有此一说，谢安便堪称真宰相。
这也是王导和谢安执政时，矛盾重重的东晋政界相对和睦的原因之一。实际上，谢安是懂政治的，也是很会做人的。有一次，谢家人聚会，正好天上下起了大雪。谢安便兴致勃勃地问：白雪纷纷何所似？
侄儿谢朗答：撒盐空中差可拟。
侄女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
谢安哈哈大笑。
谁都看得出，谢道韫的回答远胜于谢朗，然而谢安却只是开怀大笑，并不加以点评。这就既表示了对侄女道韫的由衷赞赏，又给侄儿谢朗留足了面子。
家为国之本。能齐家的，也会治国。
实际上，谢安被公认为做宰相的材料，正是从一件小事看出。隐居东山时，他和朋友们一起出海，海上却突然起了风浪。船夫见谢安神情闲适，便继续前进，结果风浪越来越大而众人喧哗不安。直到这时，谢安才不紧不慢地说：要不然我们回去？
大家都说：回去！回去！
谢安这才让船夫掉头。
于是舆论认为，如此器量，足以镇安朝野。
镇安朝野，正是公众对谢安的期许，也是时代对他的要求。谢安则不负众望，以他镇定从容甚至不失安闲的精神风貌，让东晋这只大船躲过了风浪。
显然，这里面的关键词就是器量。器量，也是魏晋风度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在东汉末年开始流行的新词。它甚至比纯洁更重要。一个人，如果器量不足，再纯洁也只是清澈的山泉。相反，哪怕污浊一点，也是汪洋大海。
谢安也许就是这样。或者说，他希望能够这样。至少在这个时期的政治人物中，他最能代表魏晋风度，尽管真正能代表时代精神的另有其人。
那就让我们再回到汉魏。
第三章 精神
名士派
作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嵇康以他的生命为代价，维护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从而赢得了永远的尊崇和敬重。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那年，嵇康五岁。
嵇康是魏晋名士的精神领袖，也是那个时期的重要人物。他跟诸葛亮之间，难道会有什么关系？
当然没有，只不过都很漂亮。诸葛亮身长八尺（一米八四），嵇康七尺八寸；诸葛亮“容貌甚伟”，嵇康“风姿特秀”。不难想象，那是相当引人注目的。
实际上出山之前的诸葛亮，是一位飘逸不群的翩翩美少年。他耕田，未必是为了谋生；他读书，只不过观其大略。他最喜欢的，或许并不是挑灯夜读，也不是高谈阔论，而是在清晨和夜晚抱膝长啸于山林。
这是什么样的风度？
魏晋风度。
的确，魏晋风度实际上开始于汉末，标志之一便是啸的流行。啸，就是双唇收紧努起，让气流从舌尖吹出，大约相当于吹口哨。也可以用手指夹住嘴唇，或者将手指插入口中，发出的声音会更加尖锐响亮。
原则上说，啸是要有环境和条件的，而且一般在深山幽谷之间，茂林修竹之下，登高望远之际，心旷神怡之时。这样的啸，是一种自我陶冶和自我沉醉，也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欣赏，当然高雅至极。
因此，啸，便成了魏晋名士的身份标志之一。
名士中最擅长啸的是阮籍，他的啸声据说可以传出数百步远。有一次，阮籍在苏门山遇到一位名叫孙登的得道高人。无论阮籍跟他谈什么，他都抱膝闭目养神，阮籍只好长啸而去。走到半山腰，却听见啸声远远传来，有如龙吟凤鸣，群山响应。回头一望，正是孙登。
这样看，诸葛亮抱膝长啸时，岂非神仙似的人物？
正是。
不过，诸葛亮终于走进了滚滚红尘，魏晋的那些名士们也未必真能超然物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很少有比魏晋时期更加身不由己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无时不有，名士们夹在当中其实左右为难。他们也大多并不敢公然对抗，能够寄托情怀的就只有啸。
比如阮籍。
阮籍跟他的朋友嵇康一样，在魏末的政治斗争中是倾向于曹家的。不过嵇康对司马氏公开持不合作态度，阮籍却不敢。司马昭加九锡的劝进表，就是由他起草的。尽管为了躲避这件事，他曾经喝得酩酊大醉。
然而阮籍依然希望能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更不愿意被看作司马昭的普通僚属。他的办法是借酒装疯，在司马昭的宴席上傲然长啸。这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在大庭广众下面对尊者而啸，是非常傲慢无礼的行为；而宴席上的其他人，又无不正襟危坐庄严肃穆。
司马昭却默许了阮籍的猖狂。这不仅因为他对阮籍原本有所偏袒，也因为名士们的放肆已为社会见惯不怪。后来谢安的哥哥谢奕，虽然在桓温担任荆州刺史时做了他帐下的司马，宴席上却同样是披头散发想啸就啸。桓温哭笑不得，只好说谢奕是自己的“体制外司马”。
没想到谢奕比阮籍还过分。他不但啸，还发酒疯，而且桓温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最后桓温只好躲进老婆南康长公主屋里，公主则不无讥讽地说：稀客呀！如果没有那位狂司马，我都没机会见到夫君了！
请问这叫什么做派？
名士的做派。有此做派的，就叫名士派。
什么是名士？名士原本指名满天下的士人，这是战国时期就有的。但以士族中的精英为名士，并成为社会群体和流行概念，是在东汉末年。党锢之祸后，社会舆论以各种名目为士人做排行榜（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榜上有名的就是名士。
后来，排行榜不做了，品评人物则成为风尚，许劭就是这方面的名家。他不愿意对曹操做点评，恐怕也因为曹操实在不能算作名士。但称曹操为英雄，却意义重大。
实际上汉末魏晋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就是两类人物：英雄和名士。前者以曹操、刘备、祖逖、刘琨、王敦、桓温为代表，后者的典型则有孔融、阮籍和嵇康。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没错，名士与英雄不乏相通之处。至少，他们的内心深处都充满了骄傲，也都不同于流俗。名士们固然放浪形骸，纵情任性，蔑视凡尘，不拘礼节，英雄们又何尝把礼教和社会舆论真正放在眼里？桓温读《高士传》，看到某“道德楷模”的故事时，竟厌恶得把书都扔掉了。
但，他们的角色并不一样。
英雄是有可能创造历史的，尽管历史未必都由英雄来创造，以英雄自许的却往往以此为己任。在他们看来，成就大业原本前缘命定，夺取天下则不过囊中取物。因此英雄们大多豪气干云，充满自信，不惮于把自己的本色甚至野心展露出来，此之谓“英雄气”。
名士却多半只有派头。因为名士并不能创造历史，只能书写或点评，还未必能够由着他们来。于是名士的骄傲和自信，就只能表现为个人风采和人生态度。比方说，风流倜傥，超凡脱俗，恃才傲物，卓尔不群。
也许这就是区别：英雄气，名士派；英雄本色，名士风流。当然，英雄也好，名士也罢，都得是真的。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风流不是寻花问柳，尽管未必不寻不问。它更多的是指一种风度和标格，因此一定要表现为派头。东晋的王恭就说，做名士并不难，只要无所事事，痛饮酒，熟读《离骚》就可以了。这其实就是风流。
仰天长啸，则是派头之一种。
毫无疑问，风流既然是风度，那就一定是风尚，也就一定会变化。大体上说，汉末重气节，魏时喜放荡，东晋尚超脱。魏晋之际的名士，不但要啸，要饮酒，有的还要服药。这种药叫五石散，吃了以后皮肤发热容易擦伤，所以只能穿宽松的旧衣服，身上也会长虱子。
于是，一边抓着虱子，一边高谈阔论，就成为名士的一种派头，叫“扪虱而谈”。后来成为前秦皇帝苻坚之谋臣的王猛，就以此闻名于世。而这样一种满不在乎，表现出来的则正是狂傲的态度，以及不羁的人格。
不过东晋以后，名士的狂傲便渐渐收敛了，他们更崇尚的是玄远的清谈。王导、桓温、谢安和简文帝，也都是个中高手，名士开始与统治者打成一片。
何况清谈之所重，是高深的义理、敏捷的才思、优雅的姿态、动听的谈吐，讲究的是喜怒不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