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在圣格美伯爵的信徒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近乎迷恋的崇拜心理。不过，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
假如一个人只崇拜某个神，那么他还算不上有虔诚的信仰。
只有当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资源、一切自愿的服从行为、发自肺腑的幻想热情，全部奉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将其作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动的目标与准绳时，才能够说他是个虔诚的信徒。关于这一点，我们会继续探讨。
（2）群体的偶像崇拜（下）
只要拥有了宗教感情，群体的妄想与偏执就被激发出来了。
我们可以仔细考察一下，凡是自信掌握了现世或来世幸福秘密的人，难免都会有这样的表现。而当聚集在一起的人受到某种信念的激励时，在他们中间也会发现这两个特点。
在17世纪初的德国，“玫瑰十字”教派正是这样一个团体。几乎所有的梦想家和炼金师都加入了这个教派。他们自称教派的前八名成员能够包治百病，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还可以把教皇的三重皇冠摧毁成粉末。
这些人信誓旦旦地声称，加入“玫瑰十字会”的人可以得道神灵的帮助，获得创造奇迹的魔力。所有会员都可以消除瘟疫，平息狂风暴雨，能够腾云驾雾，一日穿越千里；还能够打败恶魔，治疗百病。
类似于这样的妄想，在许多宗教社团中都有存在，这种妄想在信徒中快速地传染，使他们变得狂热，最终演变成偏执的宗教狂。
我们可以看出，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雅各宾党人正符合上面的分析，他们的骨子里就像宗教法庭时代的天主教徒一样虔诚，这促使他们坚定不移地实施恐怖统治，宣泄着因狂热信仰而产生的残暴激情。
群体的信念有着盲目服从、残忍的偏执以及要求狂热的宣传等等这些宗教感情所固有的特点，因此可以说，他们的一切信念都具有宗教的形式。受到某个群体拥戴的英雄，在这个群体看来就是一个真正的神。
拿破仑当了15年这样的神，一个比任何神都更频繁地受到崇拜、更轻松地把人置于死地的神。即使是基督教的神和异教徒的神，对处在他们掌握中的头脑，也从未实行过如此绝对的统治。
（3）如何建立偶像崇拜
身为一位领袖，如果想要让自己创立的宗教或政治信条站住脚，就必须成功地激起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
群体无时无刻不在幻想，如果能够让他们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自己的幸福，就能够让他们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赴汤蹈火。
在这一点上，我们仍然可以在历史中找到例子。
当我们回顾罗马帝国的历史时就会发现，维系这个庞大帝国存在五个世纪之久的因素根本不是武力，整个帝国的武装力量，只有区区三十个军团，然而却能够让整整一亿人俯首听命。
这里面的秘诀就是偶像崇拜，而神就是皇帝本人！
通过少数人的操纵，皇帝成为了罗马伟业的人格化象征，他就像神一样受到了全体人民的一致崇拜。只要在罗马帝国的疆域之内，即便是最小的城镇也设有膜拜皇帝的祭坛。
根据史料显示，在基督教兴起之前的许多年里，罗马帝国的所有城市里，都建造了纪念奥古斯都皇帝的神殿。为了维持这种机制，每个城市还专门选举出一名大祭司，他是当地的首要人物，权力与威信都要凌驾于市政官与治安官之上。
从罗马帝国的偶像崇拜中我们可以发现，建立一套类似于宗教信仰的机制，需要这样几个步骤。
第一：要对群体的想象力善加利用，为群体提供一个鲜明的形象，使之产生幻想。
第二：当群体开始沉湎于妄想中时，就要果断而大胆地对其进行洗脑，以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的方式来煽动群众的情绪。
第三：当群众开始陷入狂热之后，则要以领导者的面目出现，为他们指出方向，用信念来激励他们，使得他们重新开始想入非非，并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当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偶像崇拜就已经被初步建立起来，剩下的工作就是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来完成对宗教感情的维护。
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支配着人们头脑的大人物，如今已经不再设立圣坛，但是他们还有雕像，或者他们的赞美者手里有他→¤炫··书·¤·网←们的画像。以他们为对象的崇拜行为，和他们的前辈所得到的相比毫不逊色。
之所以在今日这个科学昌明的年代，还会出现如此的丑剧，其原因并不奇怪，只要深入探究一下群众心理学的这个基本问题，即可破解历史的奥秘。
因为群众不管需要别的什么，他们首先需要一个上帝！
（4）偶像崇拜不会消亡
偶像崇拜永远不会消亡，因为群众需要宗教。
我们万万不可认为，偶像崇拜不过是过去时代的神话，早已被理性彻底清除。在历史上同理性永恒的冲突中，感情从来都是战胜者。
无论是政治还是神学，或者是社会信条，如果想要在群众中扎根，就必须要采用宗教的形式。因为除了宗教团体之外，没有一个团体能够排除讨论，而讨论必然会产生奋起，这往往是危险的分裂开端。
即使群众接受的是无神论，这种信念也会表现出宗教情感中所有的偏执狂，它很快就会表现为一种崇拜。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深刻的思想家曾是一位虚无主义者，是虔诚的有神论者。然而有一天，他受到了理性思想的启发而突然觉悟，撕碎了小教堂祭坛上一切神仙和圣人的画像，吹灭了蜡烛，立刻用无神论哲学家的著作代替了那些被破坏的物品。
说到底，这位思想家的宗教感情并没有丝毫变化，发生变化的只有宗教信仰的对象。
同样的，偶像崇拜这种形式并不会真正地消亡，无论时代进步到何种程度，即使不再有圣坛与雕像存在，也会有新的形式来替代它。而民众的迷信与崇拜，却不会有丝毫的减少。
在当今这个时代里，群众固然已经听不到神或宗教这种词，但是在过去一百年里，他们从未拥有过如此多的崇拜对象，古代的神也无缘拥有这样多受到崇拜的塑像。
在1886年，那位鼓吹对德复仇的布朗热将军开始担任陆军部长。我们可以看到，在“布朗热主义”的旗号下，群众的宗教本能再一次被复活了，不满于共和政府的民众群起拥戴他，甚至在任何一家乡村小酒馆里，都会找到这位英雄的画像。
这个人被赋予匡扶正义、铲除邪恶的全权，成千上万的人会为他献出生命。如果不是他懦弱的性格，不是那样临阵怯场而不敢发动政变，那么以他传奇般的名望，肯定能在历史上占据伟人的位置。
（3…U…W…W）又一个你无法接受的观念
理解了群体的宗教情结，我们可以对一些十分重要的历史给出这样的解释。
任何一桩惨案，总是群众所为！
过去的史学研究者在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时，往往只注意自然主义的角度，却忽略了心理学的角度，因此往往看不到一些事件的起源。
这种研究对事实有充分的讨论，然而从研究群体心理学的要求看，却并不总是能够找出大革命的起因。事件中血腥、混乱和残忍的一面让人感到惊恐，但是从那部伟大戏剧的英雄身上，却很少能够看到还有一群癫狂的野蛮人肆意妄为，看不到他们对自己的本能丝毫不加约束。
包括这场革命的暴烈，它的肆意屠杀，它对宣传的需要，它向一切事物发出的战争宣言，统统因为研究方法的偏差而被埋没。只有当认识到这场革命不过是一种新宗教信仰在群众中的建立时，才会得到恰当的解释。
除了法国大革命之外，宗教改革、圣巴托洛缪的大屠杀、法国的宗教战争、西班牙的宗教法庭，都是受宗教感情激励的群众所为。凡是怀有这种感情的人，必然会用火与剑去清除那些反对建立新信仰的人。
譬如遍布西班牙全境的宗教裁判所，仅在1483到1498年十五年的时间里，就以火刑处置了十万人之众。然而这种极端而残酷的办法并不稀奇，凡是那些有着真诚而不屈信念的人，都会采用这样的办法来对付反对者。假如他们采用了别的办法，他们的信念也就不该得到这样的评语了。
因此，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大事件，只有在群众的灵魂想让它们发生时，它们才有可能发生，即使最绝对的专制者也无能为力。
假如某个史学家说，圣巴托洛缪惨案是一个国王所为，那么他显然对群体心理一无所知。
因为所有的屠杀命令，固然可以由君王来发布，却必须由群体的灵魂来贯彻。
即使是握有最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充其量也只能加快或延缓其显灵的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说，无论是圣巴托洛缪的大屠杀，还是惨烈的宗教战争，并不完全是国王们所为，就像恐怖统治不完全是罗伯斯庇尔、丹东或圣鞠斯特所为一样。
在这些事件的深处，统治者的权力并不是永远存在，有的只是永恒的群体宣泄。
第二卷：群体的意见与信念
第一章 群体的意见与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群众运动的导火索
我们已经研究了群体的精神结构，了解了它的感情、思维和推理方式，现在让我们看看它的意见和信念是如何形成的。
决定着这些意见和信念的因素可以分为两类：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那么，它们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呢？
间接因素是这样的东西，它能够使群体接受某些信念，并且使其再也难以接受别的信念。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煽动着群体，使他们的情绪开始酝酿。
某些观念的暴发并被付诸行动，有时看起来显得十分突然。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结果，在它背后肯定能够找到这种延续良久的准备性力量。
而直接因素是指这样一些因素，随着上述长期性准备工作的延续，它们能够成为实际说服群体的资源。不过，若是没有那种准备性工作，它们也不会发生作用。这就是说，它们是使观念采取一定形式并且使它能够产生一定结果的因素。
集体突然开始加以贯彻的方案，就是由这种直接因素引起的。一次骚乱的爆发，或一个罢工决定，甚至民众授予某人权力去推翻政府，都可归因于这种因素。
打个比方来说，如果说间接因素相当于长时间的虫啃蚁噬，那么直接因素就是一次强烈的地震或台风，虽然看上去是外力破坏了房屋，但房屋的地基实际上已经早被掏空了。
在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可以发现这两种因素相继发生作用。这里仅以一个最令人震惊的事件为例，法国大革命的间接因素包括哲学家的著作、贵族的苛捐杂税以及科学思想的进步。有了这些准备，群众的头脑便很容易被演说家的演讲以及朝廷用不疼不痒的改良进行的抵抗所激怒。
有些间接因素具有普遍性，可以看出，它们是群体一切信念和意见的基础。这些因素就是民族、传统、时间、各种典章制度和教育。
（2）第一条导火索：民族
我们研究过不同民族的民族性格，现在我们必须指出，民族是最重要的间接因素。
每个民族都有它独有的特点。
这种特点又形成了它的民族性格。
当这种民族性格一代代传递下去，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民族的力量、它的信仰、它的制度和艺术。总之，它文明中的一切成分，仅仅是它民族性格的外在表现。
民族性格不仅不会被改变，而且还具有巨大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到，当某种观念从一个民族传播给另一民族时，总是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某些环境变化、突发事件可能会为一个民族带来新的暗示因素，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引导他们付诸行动。但是如果这种影响与该民族的民族性格相反，或者说，如果它与一个民族世代继承下来的因素相对立，那么它就只能是暂时的。
英国的南海事件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当时，密西西比股票狂潮正于法国如日中天。在这个神奇的泡沫肆意膨胀的日子里，法国人变得失去了仅存的理性，不再满足于从事那些赢利较慢的产业，人人都渴望能够立刻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于是铤而走险，开展了一场大胆的计划。
当这股风潮来到英国时，像法国人一样，英国人也被这种离奇的计划所迷惑，千万双眼睛中饱含欣喜，仿佛看到了一幅金银财宝铺面而来的景象。
然而，与法国不同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骨子里那种强烈的理性成分发挥了作用，除了一部分从始至终持反对意见的当权者之外，即使是普通民众，也没有完全参与到这场疯狂的游戏中去。
这也正是为什么法国人的疯狂持续了整整四年，而闹剧只在英国进行了八个月的原因所在。
关于民族这一因素的作用，以后还会有所涉及，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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