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沿海各省份，叛乱很快便开始从一座城市向另一座城市、从一个村庄向另一个村庄蔓延。有个发表了宣言的村庄，它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刻破坏了电报线和铁路，以便切断与相邻地区和马德里的一切关系。
处境最可怜的村庄注定只能寄人篱下。联邦制给各立门户大开方便之门，到处都在杀人放火，人们无恶不作。整个西班牙的大地上，都充斥着血腥的狂欢。
这个例子仅仅是此方面千万件例子中的一个。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小小的名词竟然能让整个西班牙民族陷入癫狂，由此可见，言语对群体的影响之大。正因为这个原因，任何想要对群体施加影响，或是想要操控选民群体的人，都不可轻易放弃这一有效的手段。
（4）选民群体拒绝理性
毫无疑问，在选民群体中不存在任何理性，他们也绝不愿意接受任何理性的影响。
在报纸的宣传中，选民集会常常被描写成为一场在公平气氛下举行，充满睿智的辩论会，然而真实的情况却远不是这样。
在这种集会上，演讲者往往言之凿凿，切齿痛骂对手，有时甚至拳脚相加，但绝对听不到论证。即使有片刻安静的时候，也是因为有个享有“粗汉”名声的人在场，宣称自己要用一些让听众开心的麻烦问题难倒候选人。然而反对派的满足是短命的，因为提问者的声音很快就会被对手的叫喊压倒。
在一些史料中选出来的有关公众集会的记载，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典型：
在法国南特地区一次选民的公众集会中，会议的组织者之一请大会选出一名主席，骚乱立刻席卷全场。无政府主义者跳上讲台，粗暴地占领会议桌；社会主义者极力反抗；保皇党大声叫骂。人们相互扭打，每一派都指责对方是拿了政府佣金的奸细，无数人因此而受伤。事后，警察和民兵在会场收集的钱包、胸针、假牙、假发等小零碎，整整装满了两个大筐。
在这一片喧嚣声中，会议只好拖延很长时间，原定中午结束的集会，到了下午还在进行。
当说话的权力被转移给X同志的时候，这位演讲人开始猛烈地抨击社会主义者，台底下的人则开始用“白痴、无赖、流氓！”等等的叫骂声来打断他。X同志则针对这些脏话做出了反应，他很快地就编造出来一套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社会主义者都是一些“白痴”或者“可笑之人”。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集会中根本不存在任何的理性，参与者要么用恶毒的语言互相攻讦，要么干脆拳脚相向。在这样的气氛中，辩论和冷静的探讨是决不可能实现的。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集会的成员囊括了各种政治派别，他们存在着观念上的分歧，有着不同的利益，自然不可能体现出理性的光辉。其实，即使在有着共同利益的集会中，也很难保证冷静与理性。
在第二国际的一次会议中，为了五一节工人庆祝会做准备，各个国家的代表团开始坐在一起讨论。为了防止争吵，会议的口号被设定为“沉着冷静”。
讨论很快就变为激烈的争吵，因为有一位G同志在发言当中，暗指社会主义者是“白痴”和“骗子”。所有这些恶言恶语最终变成了互相攻讦，演讲者和听众分成两派，争吵到了最后又变成了武斗，两派大打出手，椅子、桌子、板凳全都变成了武器，就连大会主席最后都加入了战团。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事情只发生在固执的选民群体之中，也不要认为这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在不管是什么样的无名称的集会中，即使参与者全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上的争论也没什么两样，在下一节中我们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3…U…W…W）选民是被操纵的群体
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已经说过，当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一种降低他们智力水平的机制就会发生作用。
我们可以在很多的场合里找到这方面的证明，比如说，1895年2月13日的《财报》上，就记载了一次学术集会的场景。
在那个晚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喧嚣声有增无减，绝没有哪个演讲者能够说上两句话而不被人打断。每时每刻都有人在这个角落或那个角落大叫大嚷，或者是一起齐声叫喊。
当一个演讲者得到掌声的同时，他也一定会得到嘘声。听众中的个别成员也在不断地互相激烈争吵。一些人可怕地挥舞着木棒，另一些人不停地击打地板。那些打断演说的人，总是会引来一片呼喊：“把他轰下去！”或是“让他说！”
一位名叫C先生的学者，在获得了讲话的权利之后，一张嘴就是白痴、懦夫、恶棍、卑鄙无耻、唯利是图、打击报复之类的用语。他挥舞着双手，信誓旦旦地宣称，要把这些东西统统消灭。
我们可以看到，参加集会的成员不是学者就是教师以及为数不少的高校学生。这些人显然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但在这方面，他们却和街头的流氓一样表现得毫无教养。
也许有人会问，处在这种环境里的选民怎么能够形成一致意见呢？
我们的回答是，选民群体可以说他们持有意见，但是绝对不能夸口说这个意见是自己提出来的，也决不能夸口说这个意见合乎理性。
因为实际的情况是，选民的意见和选票，通常是操纵在选举委员会的手里的，而它的领袖人物，通常都是些著名的政客，他们向工人许诺好处，因此在这些人中间很有影响，也就可以将他们的意愿夹杂在许诺之间，一股脑地塞给选民群体。
正如今日最勇敢的民主斗士之一的谢乐先生所言：“你可知道什么是选举委员会？它不多不少，是我们各项制度的基石，是政治机器的一件杰作。今日法国就是受着长期选举委员会的统治。”
选举委员会的威力之大，以及它对选民群体控制程度之高，操纵手段之熟练，都是我们绝难想象的事情。曾经有一位选举委员会成员放出狂言，声称只要候选人能够被群体所接受，并拥有一定的财源，解决选民群体的问题并不困难。
在他看来，只要300万法郎，就能够让犯有叛国罪的布朗热将军重新当选；即使是拿破仑，也没问题，只要他能够重新活过来，并且拿得出5000万法郎就可以了。
通过上面的研究，我们终于对选民群体的心理有了较为透彻的了解，可以说，它包含了群体的一切特性，和其他那些群体相比，它既不更好也不更差。
（6）不可动摇的普选制度（上）
我们看到了选民群体的弱点，也就知道了法国普选制度的荒唐之处，可以得到的结论是，该项制度和古罗马的元老院毫无区别，甚至更像是雅典城的所谓共和，是由少数人主导，操纵大批民众的制度。
然而话虽这样说，我们却必须要将普选制度保留下来，尽管我们知道它的机制如何，但出于一些实际的原因，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将它一笔勾销。
事实上，我们是通过对群体心理的调查归纳出了这些原因，基于这些考虑，我要对它们做进一步的阐述。
毫无疑问，普选制度的弱点十分突出，因此我们很难对其视而不见。但是我们无法否认一桩事实，那就是社会一定是要由少数人操纵的。
我们的文明，乃是少数智力超常的人的产物，这些人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的顶点。随着这个金字塔各个层次的加宽，智力也相应地越来越少，而这个金字塔的底座，就是一个民族中的广大群众。
一种文明的繁荣与进步，如果仅仅依靠以人多势众自夸的低劣成员的选票，是绝对无法让人放心的，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必须要由少数社会精英阶层来掌舵。
从历史事实上来看，群众投下的选票往往十分危险。它们已经让我们付出了若干次遭受侵略的代价。在今天，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群体蜂拥聚集在社会主义者的旗号之下，眼看着群体正在为其铺设道路的社会主义就要大获全胜。倘若让这种异想天开的人民主权论占领我们的政府，十有八九会让我们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正因为如此，我们与其任由民众将国家航船开往危险的深渊，反而不如听任几个政客掌控他们，至少在接受正确观念的难易程度方面，影响几个人要比影响群众简单得多。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普选观念已经深深地植入了法国民众心中，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在为了争取这项权利而血洒大地，想要将这项权利夺走，或是仅仅做一个名称上的改变，都势必会遭到民众的迎头痛击。
我们只要记得，观念变成教条后有着不可征服的力量，我们就会承认这一点。
从纯粹的学术角度看，群体权力至上的教条就像中世纪的宗教教条一样不堪一驳，但是如今它却拥有和昔日宗教教条一样强大的绝对权力，因此，它就像过去我们的宗教观念一样不可战胜。
我们不妨想象以下，假设有个现代自由思想家，因为时空穿梭而被送回到了中世纪。难道你会认为，当他发现盛行于当时的宗教观念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后，会对它们进行攻击吗？
假如这个思想家落入了一个能够把他送上火刑柱的法官之手，指控他与魔鬼有约或者参加了女巫的宴会，他还会对存在着魔鬼或女巫提出质疑吗？
假如他坚持自己的自由思想，那么他还会有活命的机会吗？
正如这个思想家的命运一样，我们如果要用讨论的方式来试图动摇普选制度，就比群众的信念高明不了多少。而普选制度所受到的迷信，它具有的威力，几乎是和过去的宗教一样的。
在今天，那些演说家和作家在提到普选、民主这一类词语时，所表现出来的恭敬与媚态，甚至就连煊赫一时的路易十四也无缘享受。
因此，我们并不需要急于动摇这项制度，也暂时无法动摇其一分，对于它，我们必须采取和对待宗教教条一样的立场，除了时间之外，谁也没有办法对它发生影响。
不可动摇的普选制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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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我们说到的方面，还有一个因素，使得破坏普选制度教条的努力，变得更加苍白无力，因为它具备一种对自己有利的外表。
在我们今天这个号召人人平等的时代，人们其实并不相信他们彼此之间全都一样的说法。
在民众的心目中，总是认为自己的身边生活着一群傻瓜，这就使得他倾向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寻找志同道合者，寻找支撑自己观点的意见。于是，每个人都开始毫无节制地信赖公众的判断力，似乎人数越多，里面就会囊括更多的聪明人，似乎真理总是与人数上的优势携手同行。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尝试着要废除掉普选制度时，一定会遭到最猛烈的反击，每个人都会认为，这种做法破坏了产生真理的道路，仿佛将智慧之泉的泉眼堵死一样可恶。
有人认为，只要对普选制度加以改革，对民众的选举权加以限制，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直接把这种权利限制在聪明人中间，这样就可以解决掉一切问题。
这样做真的会改进群众投票的结果吗？
我们必须要说，这种情况永远也不会出现。无论那些聪明人的睿智程度如何，也无论他们的人数少到什么程度，局面都无法得到改观。
我们知道，只要人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群体，那么不论它成员多寡，不论其成员素质如何，就统统患上了智力低下症。只要身处一个群体之中，人们总是倾向于变得智力平平。
在一个一般性的问题上，四十名科学院院士的投票，绝不会比四十个买水人所投的票更高明，因为对所有的群体来说，它们的智力水平总是一样的低。
如果按照那种流行的说法，只让有教养的和受过教育的人成为选民，那么最终的投票结果可能只会变得更糟。
人的智力来源是个神奇的东西，对社会问题的清醒认识也不可能人人具备，一个人绝对不会因为通晓希腊语或数学，因为是个建筑师、兽医、医生或大律师，就掌握了特殊的智力或社会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几乎全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也大都是教授或学者，然而，这些人何曾就哪个普遍性问题取得过一致意见呢？贸易保护的问题讨论了几百年，完全看不出有得出结论的迹象。金本位制还是银本位制孰优孰劣的话题一被抛出，学者们就已经吵得不可开交，最后竟然用金银双本位制的办法相互妥协。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局面，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和专家对社会问题一无所知，他们所谓的学问，只不过是在我们普遍无知的基础上，加上了那么两三本专业著作。在社会问题上，由于未知的因素数量实在太多，很难覆盖到他们的专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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