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太遗憾了。如果去照相馆拍照太郑重其事了，还不知崎津有没有照相馆。于是就像是从天而降似的，路上来了一位带着照相机的。
反正人在旅途，请这个人拍一张照片也说得过去。
我小声地对阿崎婆耳语一番，她说：“那太好了，我虽在山打根拍过照，但那以后几十年也没拍过照，那青年肯为我们照吗？”说着已经开始在整理衣服了。我对那个人说：“对不起，我们没有相机，但是我们俩想合影，能不能帮我们照一张，以后付钱给你。”那人说：“当然可以啦。”他让我们坐在一起，两次按动快门，然后问我照片洗出来以后送到哪儿。
我们不愿把阿崎婆的地址告诉他，一时情急便口吃起来。那个人自我介绍说他是某高中的老师，叫吉田，又指了指路边的一户人家说，他学生就住在这里，照片洗出来就存在这里，你们来取吧。然后又补充了一句说：“这家人的院子里有基督教初传日本时代用来观潮的望楼遗址，我是研究天草历史的，这次就是来调查观潮望楼的，您如果没有急事，花五分钟时间一起去看看好吗？”因他给我们拍了照片，对他的邀请我也不好断然拒绝，我们照他所说的参观了那家院子中央的一块石头，即望楼的遗迹。这期间他拐弯抹角地问了几次我是哪来的，为什么与阿崎婆这样的老太太在一起走，云云。
他是高中老师，又是地方史的研究家，大约是看出我对他所从事的研究也有兴趣，才邀我去看那观潮望楼的吧。那时我巧妙地含糊其词地糊弄过去了，可我从富美故乡访问回来之后，阿崎婆拿出两张我和她的合影说：“上次去富美家路上给咱们拍照片的老师拿了这照片来访，还使劲打听你呢广我奇怪他怎么会找到阿崎婆家的，委婉地问了一下，原来他那天拍完照片趁我仔细察看观潮的望楼时，直接向阿崎婆探听她家住址，在我去大江的时候，他就来送照片了。”
在城市里，西服是男子的一般常服，与阶层、职业无关。在外地，特别是在天草，穿西服的仅限学校的老师和村公所的职员，所以西服是特权的象征。这个穿西服的人物——而且是天草下岛为数不多的高中教师，该学区也包括阿崎婆所在的村子，他可是公众人物又是名人，所以村里人也认得古田先生。如果先生访问那些富裕人家没什么可奇怪的，可是吉田访问的是穷苦的孤老婆子，令人感到她阿崎婆与旧日不同了。好容易对我打消疑念的村民又一次燃起了疑念。高中的老师都特意来访了，住在阿崎婆家的那个女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村里人窃窃私语着。
即使如此，如果吉田只来过一次的话，村里人的疑念也会烟消云散，我还能在阿崎婆家呆下去！可是我从大江回来的第二天，XX高中住在附近的女学生来访，说吉田先生托她送来一千日元和二升米，并说吉田先生看到阿崎婆的生活太困难了想帮帮她，他可能从他学生口中知道我已经回村了，过了两天，吉田又来阿崎婆家访问了。因给我们照了照片，又赠给阿崎婆钱财，这次我们不能拿他当路人看待，所以见面很亲热。他对阿崎婆说他自己有家属，生活也不富裕，但是阿崎婆有难处就要对近处的学生说，他会来帮助的，又仿佛毫不在意地对我说了如下的话——我一开始就感到你不是这老太太的儿媳，上次访问她家时我也暗中打听了，你实际上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史学家、小说家来调查海外日本妓女的？我虽能力差，也是天草乡土历史学家，我能协助你，你跟我说实话吧！
吉田的善意是明显的，对他的好意我是感谢的，但是说真的，我是左右为难了。当初就因为怕阿崎婆不对自己讲真心话，所以假装一个离家出走的女人，而不愿被人当作学者或知识分子。虽说是自作自受，现在自己的伪装被另一个知识分子剥去了。
我趁阿崎婆外出解小手的空档儿，小声地一口气说：“跟你说实话吧！我是搞女性史研究的，住在阿崎婆家为听她讲海外妓女的事。你是历史学家，能理解我，现在你对我最大的帮助是远离我和阿崎婆，这是我最最迫切的希望。”
他的确是一位老练的乡土史学家，立即理解了我的意思，阿崎婆回来后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了一阵，他就告辞了。可是村里人可不能这么简单地对付过去。我不是XX村村落共同体的成员，所以我知道的仅是一些皮毛。村里流动的空气让人感到不安，人们窃窃私语说住在阿崎婆家的那个女人还认得高中的老师。她还假装阿崎婆家的儿媳妇跑到我们村里来，她有多大胆子！肯定会做有损我们村名誉的事。买东西的时候杂货铺女老板和路上的熟人表面是不失亲切，擦肩而过后笑脸就变了，都拿白眼瞧着我。
我佯装不知，可被村里人拿斜眼瞧，内心也很不舒服。我曾再三强调过，天草岛的人热爱故乡的一个表现就是抹杀海外妓女的存在，绝对不想叫别人知道。村里人对我的仇视，源于看透了我住进阿崎婆家的目的，是来打听海外妓女的秘密！如果是那样的话，不仅指望不上村里人善待我，还不知会受到什么摈斥，也不知会给阿崎婆带来什么麻烦。
这么一想，自踏上天草的土地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害怕。有这种恐怖心理，又加上做梦梦见女儿等因素，使我更加想回东京了。
这样，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我都必须离开阿崎婆的家了。但走前我还想见一个人，那就是《阿崎》那一节开头提到的盖农·萨娜。在《人身买卖》那本书里，森克己是这样描写她的：“在大江村邻村的XX村里有一位盖农·萨娜，我访问她是在昭和二十五年（一九五○年），她六十岁的时候。她年轻时，由于不满意父母给她包办婚姻，离家出走了。大正九年（一九二0年）到了柬埔寨，在金边与担任县政府官僚的马赛尔·盖农结了婚。丈夫去世后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回到老家，傍晚我到萨娜家访问，房子外观上和普通农家没什么区别，家里边蚊帐下有一个漂亮的卧室床，真不愧是从南洋归来的。萨娜正巧背柴回家，已经完全是农妇打扮了。她个头大，正是白人喜欢的那种女人，生性极为朴素，好像认为去过南洋是一种耻辱似的。”
据阿崎婆说，盖农·萨娜还是她的远房亲戚呢。她住的地方离阿崎婆家很近，只隔一条河。我每天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她家的屋顶。尽管如此，我大老远跑到大江、下田、二江也没去访问她。这完全是为了避嫌。村里人看见我采访她会造成我与海外妓女调查有关的印象。可是，反正我要回东京了，也没必要避嫌了，只要不使阿崎婆为难，听听盖农·萨娜讲些什么，对我来说不仅是必要的，客观上也很有意义。
过去我采访的主要是以亚洲人为对象卖身、回国时几乎身无分文的海外妓女。盖农·萨娜不是，她属于另外一类海外妓女。她与欧洲人——东南亚殖民地的法国官员正式结婚，丈夫死后继承了财产，作为XX村的有钱人过着阔绰的牛活，此外，森克己的《人身买卖》中写过她，不仅报纸、杂志，连电视台、广播电台也都来采访她，让她谈海外日本女人的事。当今无论谁，一旦被大众传媒宣传，往往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她也自诩为天草的名人啦。如果听萨娜讲讲过去的事情，应该会了解到上层海外妓女的生活，从她的谈话中也可以捕捉她今天的意识与感触。
我跟阿崎婆说我想见萨娜后，她的反应并不很积极，穿上她磨破的草鞋，就把我带到盖农·萨娜家。她家外观自然是农舍的模样，从院子里进屋，外间屋有一个巨大的白色冰箱，还有外国制的摇椅和一块漂亮的外国地毯。在阿崎婆家呆久了的我，见了这些，感觉十分刺目。
阿崎婆叫了门，过一会儿，从里边走出来一个大个子、圆脸、模样周正的老太太——这张脸确实像是不止见过一次了，但不知是在哪儿见过。她迈着四方步从里边出来，左手拿一只外国烟袋，右手点燃一根香烟，一边走一边抽，她无言地将站在外屋的阿崎和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说：“找我有事吗？”
阿崎婆的态度谦卑，口吃地介绍说：“这是我的一位亲戚，这半个月以来一直住在我家，说是想见见你。”我照例寒暄一番，说承蒙她关照一类的话，还补充说：“这次我到阿崎婆家来，听她讲外国见闻很有意思，也想听您介绍一下外国。”萨娜吐着烟圈问：“录音吗？还是一般的采访呢？”
一瞬之间，我简直不懂她的话，又问了一句才知道她说的是录音还是采访，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我说：“我既不是电视台的，又不是杂志社的，只不过是阿崎婆的亲戚。因为我感兴趣，才想请您谈谈在外国的事儿。”尽管我恭敬地再一次提出请求，萨娜像是遇到麻烦似地说：“今天我神经痛。”明明白白地拒绝了。
硬叫她讲，既不符合礼貌，也会引起她的警戒。我也就默认了。但我还不死心，想再约一个时间。我说：“那么，明后天等您身体好点的时候我再来拜访。”可萨娜冷冷地说：“我这种神经痛不好治，五天十天也好不了。再说，关于去外国的事儿，和阿崎不一样，我没什么有趣的话头儿。”
话虽说得绕弯子，但她已明明白白地让我得知她和阿崎婆不是一类人，像我这种人再次来找她是给她找麻烦。阿崎婆认为我可怜，从旁插嘴为我说话，我感到她的态度和话语过分小心。萨娜的傲慢——蔑视阿崎婆和我的态度，直到我们恭敬地告别之前丝毫没有改变。
想听益农·萨娜讲她在外国生活经历的打算，是彻底地告吹了。那天晚上，我一边抚着跳到我身上来的猫，一边琢磨，萨娜为什么要拒绝我呢？
新闻界的记者开着新式的汽车，带着电视摄像机、录音机采访她的时候，她肯谈在东南亚的生活，为什么单单拒绝我的请求呢？在我提出请求时，萨娜问我是录音还是采访，如果我是记者，手里拿着录音机，采访结果登在报章杂志上的话，她会答应我的请求，把我让进里屋的。
萨娜拒绝我的原因，一定是因为我是阿崎婆的亲戚，虽然不能肯定地这么说——萨娜当初出国的时候也许是做海外妓女出去的，但她与有资历的欧洲人结婚了，丈夫活着时，她过着安逸的生活，死后也有遗产，在去外国的日本女人里面她是发迹了的典型，而阿崎婆和她正相反，一直生活在海外妓女的底层，到了晚年还过着最最悲惨的生活。
萨娜的头脑里自然存在着身份地位的意识，这也是人之常情。设想一下，一个至今还抽外国烟的阔人和一个到处拣人家烟头儿的穷人之间，怎么会有共同语言呢？对萨娜来说，阿崎婆这种落魄的海外妓女自称熟人前来套近乎，伤了她的自尊心。要光阿崎婆一个人倒也算了，还有一个谎称亲戚的来历不明的女伴，要听她讲海外经历，就更有损她的自尊。为此，她认为我和阿崎婆身份比她低，板着脸连里屋也不让进，拒绝了我们的来访。
我倒不在乎自己的类似后悔的不快之感，我更担心的是让阿崎婆扫了面子。除了这点心理负担外，我认为对盖农·萨娜的访问形式上是失败了，但实际上取得了大的成功。因为我采访她的目的是想了解上层的海外妓女的生活与意识，对于她的生活虽一无所获，但对她现在的意识至少还亲身感受了。
在见到了盖农·萨娜并遭到冷遇之后，我才认识到阿崎婆为人的伟大。阿崎婆肯收留我在她家住三个星期，也不问我的来历，不管我是不是离家出走的女人，要是萨娜能这么做吗？第二天早上，我告诉她我要回东京时，我更加感到她为人的伟大了。
惜别——再见吧，天草
拜访过盖农·萨娜之后第二天，我坐公共汽车到本渡镇买下了两张塑料的铺席和十张包装纸，还买了裱糊拉门的窗户纸、浆糊和图钉。回东京之前，我至少应懂事地为她里屋铺上塑料席面，把掉土渣的墙蒙上壁纸，把煤烟熏黑的拉门和隔扇整个儿糊上新纸。因为无论哪家店都没有壁纸卖，所以只好买了包装纸。
第二天早晨，我说：“哎，妈妈，今天咱们把屋子弄得更漂亮一些吧。”阿崎婆高高兴兴地按照我说的去做了。首先用粗绳子捆了些竹枝叶，把墙上的煤灰拭落家、教育家，实用主义主要代表之一。曾任美国心理学会、美，用图钉把包装纸钉在墙上，然后费力气地在里屋蹋踢咪上铺塑料席面。我们把拉门和隔扇运到下边的小河边，光着脚下了河把拉门和隔扇整个儿浸在水中，把麻绳裹成团儿，使劲地搓上边的沾满煤烟的纸。那些糊在上边的纸多是电影广告，被水一冲全都显现出来了。它们是林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