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
写《俘虏》时，我竟然曾想到过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说来真有些不自量！并不是那故事，那人物，而是那扑朔迷离的气氛。
我现在还依稀记得，童年经常去玩耍的那个“大院”。东边通到我家所在的小菊儿胡同。西头有几家宅门，门前小土岗上是一排垂杨柳。靠北边是座土地庙。七十年代中期，我曾骑车去那里重访过。不但庙和柳树不见了，“大院”本身也早已盖满了房屋。
然而在我的童年印象中，那个由破烂平房围起的、茅草丛生的“大院”是个魅力无穷的所在，就像是雅典郊外的森林。在这篇习作里，我着重作了两种练习。一是烘托氛围；二是试着写人物关系的变化。在小说中，我想再现黄昏时分“大院”里触及视觉、听觉和嗅觉的一切景象。天上飞来飞去的蝙蝠、草棵里唧唧悲吟的秋虫，它们边打盹儿边拍着蚊子，孩子们则满“大院”跑来跑去，作着种种游戏。小说的男主人公叫铁柱儿。1947年，当我第一次做爸爸时，我就用它给娃娃起了小名。女主人公叫荔子，后来这也成了我女儿的名字。
开头，我写铁柱儿和荔子的敌对。我把小时看的一些章回小说如《小五义》、《七侠五义》里的绿林好汉的形象套在男主人公身上了。荔子对男性抱有仇视心理。这样的女孩我也见过。我想试写铁柱儿和荔子由对立到友好的过程。这中间，起媒介（或杠杆）作用的，就是一只叫咪咪的猫。
文洁若在她编选的《断层扫瞄》“编者的话”中，曾提到过咪咪。咪咪半夜回来，浑身带着露水舐舐小主人的指头那段，确实是出自我个人的经验。早年，夜间胡同里的叫猫声，也时常颤巍巍地飘进我们那小屋。起先总是苦苦哀求，后来就破口大骂起来。1938年春天过贵阳时，在旅店里又听到过一次。最初，由于口音不熟，听不出喊的是什么。很快就猜出是丢了猫啦。
在我的短篇小说中，《俘虏》是唯一不含任何社会意义的。我只是借它来描绘自己最喜回味的一段童年生活。
散文《爱狗者》写的不是狗，而是人的自私。他爱的仅仅是属于自己的狗。对于一般的狗，倘若稍微侵犯到他的利益，他就凶得很哩。那阵子，我读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的短篇，学着用不大的篇幅，鞭笞生活中某些不合理的方面。
我老早就为活物鸣过不平。“文化大革命”前家里还保存着初中时的作文本，有一篇的题目是《赛驴》，写骑驴人跨在驴背上，挥鞭大耍威风。驴累得浑身是汗，气喘吁吁，却分享不到胜利的光彩。1936年春到上海，我在大世界楼下看到跑驴。那是在闹市中心一所游乐场的底层。地上铺着一圈黄土，看来是作为“乡野”的点缀。驴头上还系着红绸子。花上几只角子，就可以骑到背上跑几圈。
不知怎么，我又替驴子打起抱不平来。现在回想起来，深觉那时幼稚得可笑。驴也罢，马也罢，反正都是给人骑的。
当时我写的那篇为驴子叫冤的短文，收在一个集子里，可惜也已毁于“文化大革命”。此文反映出一个北平青年初到上海时的憨态。简直什么都看不惯，连大世界里的跑驴，也觉得不自然。也许那时我受了卓别林的影片《城市之光》一些影响，怀着乡下人对城市那种本能的敌对心理。这又使我记起1935年沈从文为我的《篱下集》所写的那篇“题记”。他在文中自称是乡下人，又把我也封为乡下人，并希望我永远作个乡下人。从“题记”来看，“乡下人”也就是“诚买人”和“老实人”的同义词，而城市人则“怕事，偷懒，不老实……相当偏见，凡事投机取巧，媚世悦俗……”
我一向不大同意京派海派之分。1933年（也即是我写作的那年），郑振铎、巴金、靳以等相继来到北平，办起《文学季刊》和《水星》等刊物。平津新一代作家对启明老人所提倡的明清小品兴趣十分淡薄。当时占据全国青年人心思的是抗日救国，迎接大时代。在这情况下，并不存在京派与海派之间的鸿沟。沈从文那篇《题记》当然并不是针对京派海派而发。他只是把“乡下人”的意见同“流行的观点”对立起来。1935年，我或多或少也是带着那种感情去的上海，替大世界的驴喊冤叫屈，也可能就是当时我那种情绪的反映。
《大象与大纲》是我借一件真人真事阐发一下自己的艺术哲学——或者不如说是我对当时教条主义式文艺领导的一点诤谏。这里，我拉进一头大象。在火车里，我确实听到一位青年工人活灵活现地谈论他在动物园里看到的那头象。估计在厂领导心目中，去谈大象就太轻浮、太言不及义了。我在文中想说的不外乎是：写东西离不开个人感受这个粗浅道理，从侧面，从细微处，照样可以反映大事物。在八十年代，这也许是老生长谈了，可文章是写于五十年代啊。
1936年在上海，我还写过一篇关于养兔的散文，题名为《殇》。记我从内蒙带回的一窝兔：白色的是公兔，母兔则是黑的。还有八只刚出生的乳兔。蒙古包的主人把它们用个蒲包一卷，就慷慨地送给了我。临别时，他一再叮嘱让兔娃娃自己睁开眼睛，千万不要动手去掰。
捧回蒲包之后，我就放在床底下。岂料我刚走开，就有人伸手摸了免娃娃的眼睛。我急得嚷了起来。当时还不晓得会有什么后果。
第二天清晨，床角、桌下以及门前台阶上，到处都是被咬得浑身血肉狼藉的小兔。八只小兔，一只也没留，而咬死它们的，正是那位被触怒了的兔妈妈！
本来是欢欢喜喜的一个小家庭。那以后，公兔和母兔都闷闷不乐。只见母兔不怎么吃食了，很快它就端了腿，丢下公免这个无儿无女的鳏夫。也许由于过分愁苦，不久它就双目失了明。
这事使我深切感到，人类同活物打交道，切不可一意孤行，忽视它们自身的生活规律。
1949年来到北京后，最初生活一直安顿不下来。那时对思想改造的理解就是全面否定自己。一晚，请了几位朋友到我在石驸马大街那间小屋喝咖啡。客人走时，其中一位去过延安的老干部悄悄地（而且肯定是十分善意地）提醒我说：“可千万注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啊！”
我心想：那么苏联人喝不喝咖啡？
咖啡喝不得，狗就更养不得了。抗美援朝后，为了防止细菌战，全市的狗一律由公家收走处理。当时一辆辆卡车开进胡同，挨家挨户地收。从那以后，除了外国驻华使馆人员及本国得到特殊许可的少数高级人士外，狗就在城市生活中绝迹了。
猫沾了“除四害”的光。既要消灭老鼠，总不能把捕鼠的猫也一道消灭吧。
五十年代初，我在宿舍里养过一只大肥猫。由于它恶习不改，净偷人家的鸡啦鱼的，只好把它扔掉了事。二十年后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桐儿捡来了一只被打伤的弃猫。我们替它把伤口洗净，包扎上。洁若打开一罐炼乳喂它，慢慢地居然把它救活了。我们给小猫起名花花，桐儿还在门旁替它挖了个猫洞。那是五七战士自己盖的土坯房，从北往南，一排排地盖，越盖规格越低。我们那一排在尽南端，房后是郁郁葱葱的树林，倒也不乏野趣。
谁知好景不长，花花突然失踪了。一天傍晚，桐儿又从草丛中将它抱回来。那时花花已奄奄一息，下半身血肉模糊，可能是被野狗咬的。这一次，炼乳也不管用了。
那是盛夏，眼瞅着伤口开始生蛆了。为了结束它的痛苦，我和桐儿便用件旧衫将它裹起，在屋后刨个坑埋了。洁若没敢去看。当时已是干校后期，大部分人都已调回京，我们一家三口（三个孩子中，老大在江西插队，老二回京当售票员，身边只剩下老三桐儿），前途渺茫，不知不觉就对弃猫起了共鸣。
如今，到了晚年，我自然巴不得身边有只猫狗，而且不断有朋友提议要送我猫——纯白的，狸花的。然而住在楼房，又都上了岁数，实在没有精力去养。于是，我只好养乌龟。
这还是1985年春间去武汉参加黄鹤楼笔会时，老友李蕤送的。当时带回来五只，其中有两只是甲鱼。甲鱼可没有乌龟那么老实。在火车里，深更半夜竟钻出篓子，一直爬到火车的甬道里。害得我光着脚把它们一一捉了回来。
五年之间，一只乌龟莫名其妙地失了踪，我就守着剩下的两只。每天喂它们点鲜鱼，换一次水，隔天打扫一下卫生。夏天，它们喜欢在那白搪瓷盆子里泡澡，仰着脖儿，若有所思地望着周围一米见方的世界——阳台的一角。更多的时候是钻进一绿色塑料布底下睡大觉。一人冬，它就干脆不吃不喝，一睡就是五个月。真会清静无为，修身养性。
我也闹不清何以从小喜欢小动物。兴许是因为早年生活大孤寂单调了。那些小动物确实丰富了我的童年，也给过我不少慰藉。这样，活物就自自然然地进人我的创作。我从它们身上得到过启迪，时或还联系到自己的生活和处境。
使我同活物的命运联系得最紧密的，是1958年4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当时，北京——也许全中国，在党中央一声令下，群起消灭麻雀。那时，北京城里大多还是平房。家家派人爬上房顶敲脸盆并用棍棒竹竿驱逐麻雀，赶得它们无处落脚。据说这样就可以一举消灭之。同一个夜晚，我挥泪告别家人，默默地扛起铺盖卷，前往唐山柏各庄农场。我同被列入五害的麻雀一样狼狈，也一样没有着落。
麻雀并没有消灭掉。后来也许不再那么吱吱喳喳了。我呢，一晃儿也活到了八十开外。
一九九○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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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医院药哲学
作者：萧乾
一人晚景，就和医药结起不解之缘。轻则筋骨酸疼，重则波及五脏。于是，打针吃药成为常事，桌边床头总排满了各色大小药瓶。打开报纸，最着迷的不是海湾战争，而是各种特效药的醒目广告。老朋友见面首先交换的也是彼此的病情。时而还有人为我抄来妙剂秘方。最近整理积信，发现我同一位友人之间数量可观的通信，内容净是各人近期尿频的次数以及各种对付的办法。六年前我们同去武汉开黄鹤楼笔会时，火车上同睡一个小单间。那晚他一连爬起过八趟。我只比他少了一趟。
一提医药，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你究竟信中医还是西医。“绝对”不相信中医或西医的人我都遇到过，就好像中医个个是误人的郎中，而西医在缝伤口时，必然会连剪刀也一道缝进去。
我个人倒没那么绝对过。一则小时难得生病。就是生了病，家境也容不得我去挑这拣那。10岁以前，我喝过不少次兑水的香灰，还囫囵吞下过一只癞蛤蟆——活的！偏方往往就用这种歪门邪道来折磨人。后来进了洋学堂，每年总是由西医来做体检，阿司匹林又比煎汤药省事多了。至于针灸，更是不敢问津。所以我很自然地就把西医视为正统。何况去国七载，根本也不见中医踪影。我国传统医学在我心目中，越发没有了位置。
1948年在复旦教书时，一次拔牙感染发炎，半个下巴肿成萝卜，疼痛难忍，那阵子南京路上有的是各种进口西药。阿司匹林不灵，我就拣贵的买。十几天来怎么治也不消肿。
有一天在教授休息室里，中文系一位老先生见到我那副狼狈相，动了恻隐之心。他问我可相信中医针灸。我捂着腮帮子凄凄惨惨地回答说，只要能消肿，我什么都信。
老先生连衬衫也没让我脱，只叫我挽起袖子。然后打开他那蓝布书包，掏出一个长匣子，里面放着几根银亮的长针。他先在我胳膊上扎一针，问我疼不疼，我摇摇头。接着，他要我张开左手，又在拇指与食指之间扎了第二针。第三针才扎在腮帮子上。进针后不一会儿，折磨我多日的疼痛便霍然而释。
1956年举行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时，中国作协外委会派我陪同两位德国诗人赴全国各地旅行。路线是从北京先到南京，在上海、杭州、绍兴转一圈，然后一直奔广州，再赴昆明，最后一站是重庆。岂料刚抵南京，我就大闹腹泻。这种病对于陪外宾可不相宜。南京友协和作协的朋友想尽办法为我医治，吃了种种药都不见效。我只好挂了个长途电话，请北京另派人接替我。负责人指示说，在上海治治看，实在不行再换人。
到了上海，朋友们安慰我说，请放心，我们这儿有的是进口药。我就照大夫的嘱咐服下去。唉呀，不得了！次数加倍了，我几乎离不开卫生间。
这时，我想起当年在复旦教授休息室里遇到的那位救星。我向东道主提出，可否让我去看看中医。他们马上就把我送到静安寺路一家不大的医院。好像还不是一家中医院，而只是医院里的中医科。大夫号完脉，开了几味药，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