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毅避开军内斗争，而是让自己获得继任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项铤辉摆了裴承毅一道，而且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拖了裴承毅的后腿。
当时，裴承毅心里很不是滋味，甚至萌生了退役的想法。
直到2033年初，也就是裴承毅完成2年培训学业，准备离开国防大学的时候，与王元庆的一次会谈才让他回心转意。当时，王元庆以共和国军队统帅的身份参加了第一期将官培训班结业典礼，亲手为包括裴承毅在内的数十名少壮派将领佩带上崭新的肩章，还参加了当天晚上举行的毕业宴会。王元庆在宴会中单独会见了裴承毅，向这位指挥过数场战争的少壮派领军人物介绍了共和国的情况。在与王元庆谈话的时候裴承毅才了解到，项铤辉早就想离开总参谋部了，没有走成，不是他不想走，而是被王元庆留了下来。原因很简单，针对印度的大规模战争即将爆发，整个作战计划都是在项铤辉的主持下完成的，如果在此时更换总参谋长，不管是林啸雷还是章忠宪，都不可能像项铤辉那样，完全遵照元首的意思指挥作战行动，也就不是最优秀的战时军事统帅。
项铤辉很重要，裴承毅也很重要，因为裴承毅是作战计划的具体制订者。
王元庆单独找裴承毅谈话，不但消除了裴承毅对项铤辉的猜疑，还让裴承毅对军人的义务与职责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毕业之后，裴承毅没有返回总参谋部，而是以军事协调员的身份前往伊斯兰堡。
让裴承毅前往巴基斯坦，除了帮助巴基斯坦完成军事指挥体制的改革工作之外，主要是为巴基斯坦提供战略指导意见，使巴基斯坦与共和国同步完成战争准备工作。
在伊斯兰堡，裴承毅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当时在共和国驻巴基斯坦当文秘的柳青青。
两人从认识到结婚只用了半年时间，算得上“闪婚”。裴承毅看中的不是柳青青出身外交官世家的身份，也不是时任共和国外交部南亚司司长的岳父柳玉龙，而是两人相似的工作环境。作为驻外使领馆文秘，柳青青长期在国外工作，与裴承毅长期在军队工作一样，早就适应了一个人的生活，即便丈夫长期不在身边，也不会有多少怨言。根据国防部对离婚军人进行的调查，绝大部分都与夫妻长期分居有关。
婚姻与女儿改变了裴承毅的生活，也影响了他的事业。
如同任何一个父亲一样，裴承毅将更多的精力花在了女儿身上，花在了家庭上。因为分到了一套单家独户的庭院，所以裴承毅把早年因脑溢血瘫痪的母亲接到了巴基斯坦，还聘用了两名巴基斯坦军队的勤务员。
可以说，在巴基斯坦的这两年，裴承毅更像普通人。
当然，裴承毅没有因此而忘记军人的职责。
4年多，共和国的变化更加显著。
2031年中，国内局势稳定之后，王元庆开始大刀阔斧的调整行政区划。
看上去，这与政治改革没有多大关系；实际上，这是深化政治改革的必要步骤。
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2031年7月通过的《行政区划修改调整实施细则》，全国32个省级行政区（不包括澳门与香港特别行政区）通过重组、分化为48个省级行政区，新增的省级行政区包括伊犁哈萨克自治区（原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区（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西疆直辖市（原新疆喀什地区与和田地区）、山北藏族自治区（原西藏阿里地区与日喀则地区）、山南直辖市（西藏山南地区、林芝的米林与墨脱县、以及收复的藏南地区）、西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巴彦库尔市与鄂尔多斯市部分地区）、呼伦贝尔直辖市（呼伦贝尔市与兴安盟）、甘北省（酒泉市、张掖市、金昌市与武威市）、川西自治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与甘孜藏族自治州）、东川直辖市（达州市、巴中市、南充市与广安市）、北部省（大兴安岭地区、黑河市、齐齐哈尔市、与伊春市）、西南自治区（迪庆藏族自治州、丽江市、大理白族自治州、保山市、临沧市、怒江傈傈族自治区与攀枝花市、凉山彝族自治州区）、辽东直辖市（大连市、营口市、鞍山市与丹东市）、山黄直辖市（威海市、烟台市与青岛市）、苏北直辖市（徐州市、连云港市、宿迁市、淮安市与盐城市），福南直辖市（龙岩市、漳州市、厦门市与泉州市），行政区划变更的有吉林省、湖北省、湖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江西省、浙江省与河北省。
此次改革，不但使省级行政区划变得更小，还对全国经济布局做了全面调整。
将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多人少的自治区分化划成多个省级行政区，新增几个面向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孟加拉国、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朝鲜等邻国的直辖市，非常有助于增进边境贸易，加强共和国与周边地区的经贸往来。将沿海发达地区的副省级城市设为直辖市、比如辽东直辖市、山黄直辖市、苏北直辖市、福南直辖市，能够更加有效的发挥如同大连、青岛、厦门等特大城市与发达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较落后或者较偏远地区设立新的省级行政区，比如东川直辖市、苏北直辖市，能够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
除了经济上的原因，调整省级行政区划的主要原因还是政治改革。
随着省级行政区划数量增加，权力必然分散，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权力，使地方政府难以抵制中央政府的改革政策。
2032年初，换届选举之后，王元庆加快了政治改革的步伐，除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县级基层代表普选之外，还在辽东、河北、山东、山黄、苏北、江苏、上海、淅江、福建、福南、广东、广西、东川与重庆等14个省级行政区进行“县级基层政府直选”试点工作，即由县级代表大会选举代替上级任命，直接产生县级政府。
改革走到这一步，已经势不可挡。
可以说，直到这个时候，政治改革才触动了地方官员的核心利益。
县级代表由公民直接选举，再由公民选举的代表选择政府官员。如此一来，县级政府的负责对象不再是上一级政府，而是投其选票的代表与选择代表的公民。改变了政府的责任对象之后，政府官员的任命不再完全由上级政府决定，而是由公民决定。虽然改革进行得并不彻底，比如县级政府官员要想获得升迁，仍然需要上级政府官员的提拔，但是县级政府官员要想获得支持，必须为选择他们的公民负责。
按照外界的预测，王元庆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在他第二届任期结束之前，肯定会在全国推广“县级基层政府直选”，并且在省市一级政府推行“代表直选”。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前进，政治改革不可能在王元庆任期内完成，至少中央一级的改革行动要由下一任国家元首完成。
王元庆的举措再次超出了外界的预测。
2033年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元首提交的《代表薪酬管理法》，正式明确了代表作为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身份，开始推广“全职代表”。
这项改革引起很大的争议，只是真正反对的人并不多。
随着国家法制进程加快，作为立法机构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负担越来越重，代表的议程安排也越来越繁杂，如果仍然采用以往的方式，代表临时参加立法与审议工作，肯定无法保证工作效率，也就无法更有效的推进法制建设。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代表脱产，成为专职的立法与审议人员，替选举他们的公民履行宪法赋予的权利。
讨论得最多的问题，还是代表队伍过于庞大。
从基层到中央，代表总数超过30万。按照同级别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计算，每年的薪酬总额在450亿到500亿之间，暂且不论这开支是否会增加税收负担，有必要让如此多的代表脱产吗？
王元庆早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所有实现在中央与省级施行“全职代表，，制度。
改革进行到这一步，很多人都猜出了元首接下来要做什么。
如果按照原有的行政制度，从中央到地方，总共有5级（中央、省、市、县、乡），虽然乡一级行政单位的职能已被弱化，很多单位都集中在县一级，但是4级行政管理仍然过于烦琐。
如果要加大政治改革力度，肯定要减少行政级别，最有可能被取缔的就是介于省与县之间的市，最终形成中央、省、县三级行政级别。扩大省级行政区划的数量，缩小省级行政区划的范围，为取消市级行政区划打下了基础。
事实也确实如此。
203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国务院提交的《行政区划改革法》。
市级行政单位将被逐步取缔（直辖市与自治区首先进行试点改革，其他省级行政区将在2035年之后开始改革），由省级政府直接领导县级政府。
此改革的直接结果是，至少有1200万公务员将丢掉饭碗。
为了减少社会动荡，国务院出台了相关办法，即辞退或者主动辞职的公务员将得到与工作年限有关的劳务补偿（工龄除以5，再乘以前1年工资总额，也就是说，工龄为5年的公务员将得到相当于前1年工资总额1倍的补偿，工龄为10年的将得到相当于前1年工资总额2倍的补偿，以此类推），并且无偿获得再就业培训机会，50岁以上的辞职与辞退公务员的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由国家承担，40岁到50岁之间的辞职与辞退公务员的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由国家承担一部分。
缩减1200万公务员不是小事，只是谁也没有能力改变事实。
所幸的是，共和国不存在“劳动力过剩”问题，大部40岁以下的公务员都能在接受就业培训之后找到合适的工作，40岁到50岁的公务员也能找到比较满意的工作，50岁以上的公务员则可以得到国家的高额补偿（这部分公务员的工龄一般在25年以上，相当于能够拿到2033年全年工资5倍的补偿，加上由国家提供的全额养老与医疗保险，在年满60岁开始领取养老保险之前不会为生活来源发愁）。
改革走到这一步，共和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然，裴承毅最关心的还是共和国的军事变革。
第2章 大换装
专门用来接送要员的运输机起飞后，东方闻少校提来了一个带有自毁装置的保险箱。
裴承毅的目光被吸引了过去，那种保险箱专门用来盛放绝密文件，要想打开，除了需要使用者的指纹与视网膜完全匹配之外，还要输入12位密码。如果密码3次输入错误，或者被强行打开，保险箱内的高温自毁装置将自行启动，在5秒内烧毁盛放的所有文件与电子设备。被强行开启之后，保险箱内的小型爆炸装置将立即启动，除了炸毁内部的所有物品之外，还能炸死半径15米内的人员。
一个危险家伙。
看到东方闻在弹出式键盘上输入密码，裴承毅稍微挪了下屁股。
咔嚓一声，保险箱的顶盖弹开，裴承毅也松了口气。
“将军……”
“什么东西？”裴承毅朝东方闻拿出来的文件看了一眼。
“总参谋长让我交给您的。”东方闻将文件递了裴承毅，随后拿出一台掌上计算机。“我也想知道是什么东西，只是我还不够级别。”
裴承毅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东方闻的意思。
“你慢慢看吧，我去给你泡杯咖啡。”东方闻把香烟留了下来，很快就给裴承毅送来了一杯纯正的蓝山咖啡。“我就在前面，有什么事随时可以叫我。”
“没问题，我会叫你的。”
东方闻呵呵一笑，离开裴承毅所在的舱室，到前面找机组人员聊天。
点上烟，裴承毅将掌上计算机架在了桌面上，翻开了第一份文件。
毫无疑问，这是共和国军事改革的总体文件。
虽然裴承毅参与了军事改革的初期规划工作，制订了很多具体实施方案，但是到国防大学进修深造之后，裴承毅没再参与军事改革，甚至很少过问军事改革。
看完第一份文件，裴承毅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军事改革没有偏离最初制订的路线，在没有裴承毅参与的情况下，项铤辉仍然坚持了由裴承毅制订的总体改革方针。
合上文件前，裴承毅注意到了末尾落款处的签名：
袁晨皓。
这个名字很熟悉，可裴承毅怎么也想不起这个人。
应该是总参谋部的某个高级参谋吧。
想到这，裴承毅没再多想，拿起了第二份文件。
军事变革不可能凭空臆测，必须有相应的理论与实践依据。推动此轮军事变革的理论依据并不少，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实践依据。整套军事改革的基础依据就是2031年初，中印冲突的最后一场战斗。作为军事行动的最高指挥官，裴承毅�